聽父親紀登奎談往事
文 / 紀坡民
我父親是在1969年黨的"九大"會議后到中央工作的。按一般人的說法,該算是個"文革新貴"了。不過,和一般人的印象可能有所不同的是,父親在"文革"中,既不是所謂"造反起家",也不能說是一帆風順,而是經歷過一段坎坷。
"文革"前,父親只是個地方干部,在河南省委擔任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省委秘書長。1966年"文革"開始時,省委安排他出任"省委文革"副組長,處在"文化革命"的風口浪尖上。那是個受罪的差使,不分白天黑夜,每天接待川流不息的"革命群眾",還要被揪來揪去,到處挨批判、作檢討。不過開始時,身份還是省委領導成員,在極其混亂的局面中勉力維持著省委的起碼工作秩序。而且直到1966年12月,他還堅持認為"派工作組并不都是執行反動路線",了解當年"文革"情況的人都知道,在"當權派"中,這是"態度很頑固"的表現。
到1967年1月,在上海所謂"一月風暴"的影響下,河南省委在"奪權"浪潮中癱瘓了,父親也被打倒了,而且被"造反組織"關押起來,音信完全斷絕,家里人只有在開大會批斗他的時候,才知道他還活著。這一段時間,有近半年。
"文革"時代,毛主席有句稱父親為"我的老朋友"的話,流傳很廣。不過了解情況的老同志都知道,我父親比毛主席的年齡整整小三十歲,地地道道只是個晚輩,哪里談得上什么"老朋友"呢。這個所謂"我的老朋友"的來歷,是解放初期父親在河南許昌當地委書記時,曾經向毛主席單獨匯報過工作,后來主席幾乎每次出巡河南,都要把他找來,聽他的匯報,截止到"文革"前,聽父親說,有十三次之多。作為一個地方干部,這可以算是相當不平凡的際遇了。
在許多人眼里,父親是毛主席很欣賞也很器重的干部。可是在"文革"時,父親同樣在"文化革命"驚濤駭浪的大海里嗆了個半死,甚至還差點丟掉了性命。
1967年6-7月,在中央解決河南兩派問題的八次匯報會后,他"解放"了,被中央任命為河南"省革籌"副組長,成了"革命領導干部"。1968年春,又擔任河南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69年4月,他出席了黨的"九大"會議。
父親作為"九大代表"到北京后,"九大"會議主席團派人和他談話,要他作為"革命干部"的代表作大會發言。
父親說:"我作這個發言不合適。我不是革命干部,只能算是個解放干部。"
來人說:"那你認為誰才是革命干部呢?"
父親說:"我只是毛主席解放出來的干部。革命干部,大概人家劉格平、王效禹他們那些人,才應該算吧。"
來人說:"你知道嗎?是毛主席讓我來找你談話,是毛主席讓你代表革命干部作大會發言的。你應該服從。"
可是父親還是拒絕。
來人表示很為難,說:"那我怎么向毛主席匯報呢?"
父親說:"你就把我說的原話,向毛主席匯報。"
來人走后,很快又回來了,說:"我向毛主席匯報過了,主席說,他就是要讓你這個'解放干部'在大會上發言。"
"九大"的大會發言共9人。周恩來、康生是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陳永貴代表農民,王洪文代表工人,尉鳳英代表婦女,孫玉國代表解放軍。我父親的發言,在報道的時候,還是"革命干部代表"。在"九大"會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隨后的"九屆一中全會",又當選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我問父親,毛主席為什么一定要你發言呢?
他說:被關押批斗那一段時間,我曾經"坐飛機"一百多次,這件事毛主席聽說了,大概他認為我是他希望的那種能夠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正確對待群眾運動的干部。那個時候,毛主席很喜歡像我這樣能夠"和群眾在一起廝混"的干部,他提拔我,也主要是這個原因。
1969年6月,"九大"之后兩個月,毛主席和父親談話后,把他從河南調到北京在中央工作。"文革"期間,父親在中央的黨、政、軍都擔任過重要職務,管過不少事情。
1970年12月,父親和李德生奉毛主席之命,參加"批陳整風"的"華北會議",去"挖墻腳";而后在北京軍區分別出任政委和司令,為毛主席對林彪的斗爭,守住北京身邊這塊"陣地"。1973年12月,"八大軍區司令對調",按毛主席的說法,"司令常來又常往",李德生走了,陳錫聯來了,"政委歡送又歡迎",父親一直留在北京軍區。
父親去"軍委辦事組",更是毛主席親自點將。主席把"軍委辦事組"成員召集來,當面對他們說:"你們這個軍委辦事組啊,像粘土一樣,板結了,不透氣了,需要摻砂子。已經摻了一個李德生,看來還不夠。我給你們再派一個文官,我的老朋友,經登奎。怎么樣啊,你們歡迎不歡迎啊。"
父親講到這一段時,我問他:"你沒有搞過軍事,到那里面怎么工作呀?"
他說:"主席是怕黃、吳、葉、李、邱他們搞鬼,叫我去那里,就是看著他們。有時候我提點意見,僅僅是文件上的文字修改的事,也把他們搞得精神很緊張。"
他還說:"軍事上的事,我確實不懂。李德生比我強點,也只指揮過一個師、一個軍。當時,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陳兵百萬,北京軍區是首都門戶,萬一有點閃失,恐怕我不僅要掉腦袋,而且還會成為民族罪人。那個時候,我很相信主席'蘇修亡我之心不死'的判斷,對這件事十分擔憂,也有自知之明;急中生智,去把粟裕請來了,那是我們軍隊的名將了。粟裕一聽說有打仗的事,精神來了,很興奮。我給他配了幾名最好的作戰參謀,坐上個吉普車,在邊境防區漫山遍野地轉了幾個月。粟裕辛苦勞累一番,搞出來一個防御的作戰方案,拿去交給軍事科學院和軍事學院的內行和專家們看了以后,認為確實不錯,我這才比較放心了。"
林彪事件后,父親又在葉帥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工作。就這樣,按父親的話說,他也"和軍隊的老總們在一起混了七八年"。
在軍隊任職,自然會和林彪打交道。當我問父親對林彪的印象時,他說了這樣一段話:"當地方干部的時候,對中央的事情了解得很少。這位林副統帥,在我們眼里,其實和你們差不多,也是像神一樣。到中央工作后,先是解決各省、各部、大型企業的'文革'兩派問題,黨政方面也管過不少事;在政治局會議上,參加討論工業、農業、財貿、整黨、外交等各種問題,一個國家,頭緒很多的。過了一段時間,我發現:中央無論討論什么問題,都聽不到這位副統帥的意見。中央的文件上,林彪的批示也總是'完全同意主席意見'幾個字。
父親還講過他向林彪匯報工作的情況,也很有意思。1971年夏天,周總理帶著黃永勝、張春橋和我父親一起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工作。父親說,他向林彪匯報的問題是:"軍隊現在冗員太多,一個司令,七八個副司令,一個政委,七八個副政委,軍、師、團、營,一直到基層,也都是一個正職,好多個副職……。"他請示林彪:"林總,您是打過仗的人,軍隊現在這個樣子,真的有了戰爭,還能打仗嗎?"林彪聽了以后說:"就是啊,那怎么辦呢?"
我問父親:"軍隊怎么會搞成這個樣子呢?"
父親說:"文化革命,三支兩軍嘛。軍隊干部,派出去一批,提拔起來一批,再派出去一批,又提拔起來一批……三支兩軍結束了,軍隊干部都從地方上回來了,軍隊干部自然就多了,就搞成這個樣子了。"
我問父親:"那林彪說怎么辦呢?"
父親說:"情況給他談了,可他也不說個辦法。就這么一句,沒有下文了。"
父親說:"小平的風格,和林彪完全不同。1975年,小平抓軍隊整頓,對存在問題,講了五個字:'腫、散、驕、奢、惰'。解決辦法,部隊各級軍政首長,一個正職,一兩個副職,剩下的統統清理,成立顧問組,都塞到那里頭。大刀闊斧,雷厲風行,割瘡帶肉,快刀斬亂麻,問題就解決了。"
(摘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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