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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魂的大學 文 / 董健
前些年我還一直抱定一個信念：哪怕社會上每一個領域都浸染了腐敗之風，大學校園還是會堅守住一塊"最后的凈土"。譬如在國民黨統治下最腐敗的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西南聯合大學以及官方色彩重一些的中央大學等，都始終作為腐敗社會中的一股強大的"清流"而存在著，它們標志著一個民族之文明與良知的不可磨滅，標志著一個民族對真理、正義的追求，即使在十分艱難的時日也沒有放棄。然而近年來愈演愈烈的教育與學術腐敗，把我這個信念徹底粉碎了。清流難抵濁浪，凈土已被污染！ 不久前問世的長篇小說《桃李》中，一位法學院的鄒教授，把自己手中的專業知識作為獲取金錢和美女的資本，他既搞"教學"、做"學問"，又辦公司、攬生意，完全是一個掛著"教授"、"博導"頭銜的當代市儈，但他深得院方賞識，也頗受學生的崇敬。有人說，這是當代高級知識分子為了追求"快樂"原則而世俗化、市民化的結果，是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之下必須的"轉型"。顯然，這是十足的胡說。這"轉型"恰恰是腐敗的代名詞。知識分子如果要這樣"轉型"，那不過是以前極左專制路線下叫他們"改造"實即毀滅的另一種表現而已。 中國大學的失魂并非市場經濟造成的，而是中國特有的教育管理體制破壞教育規律的結果。這一管理體制的根基正是建立在計劃經濟時代僵化的官僚作風與市場經濟時代市儈式實用主義的結合上。 這樣的管理體制，它既要堅持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控制教育的慣性，又要把教育當作"產業"推向市場，這就恰如"吃熱的冰淇淋"，自相矛盾。掩蓋"名"與"實"的矛盾的惟一辦法，就是造假。因此，中國教育界與學術界的造假行為恐怕在全世界都是領先的。魯迅當年痛斥中國是一個"游戲國"，就是深切地感到了中國人造假的厲害。中國人造假是頗有文化根基的，譬如玩弄一個修辭上的小計謀，就能堂而皇之地掩蓋事物的丑惡本質。記得一九九二年我訪美時，美國同行向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中國不少小學、初中都有高額收費，這是犯法的--違反了九年義務教育法，教育當局為什么不被起訴？"我回國后向有關方面匯報此事，一位領導竟然批評我沒有把洋人的"攻擊"頂回去。他煞有介事地說："那不叫'收費'，那叫'贊助'，贊助教育在各國都是提倡的嘛！"我去查問，果然，你不說"贊助"，人家就不收你的錢，小孩子就入不了學。明明是硬性規定的收費，是犯法的事，但名目一改，天下太平。這樣的"邏輯"，這樣的"修辭"，在我們這個文明古國里不知掩蓋了多少丑事！還記得有一年原國家教委一位司長來我校"視察"工作，我當面向他反映："現在評博士學位點，有的校長帶頭四處活動，賄賂說情，嚴重干擾了評審工作的正常進行。"這位司長很不以為然地說："主動出去疏通疏通，使評委了解情況，還是很必要的嘛。"你看妙不妙，"賄賂說情"一下子就成了"疏通情況"。十多年來，博士學位點評定工作中的種種不正之風屢禁不止，不就是因為現行體制下的"邏輯"和"修辭"還在支持著它，掩護著它嗎？ 許多"繁榮景象"也在類似的造假中被制造出來了。諸如科研基地、重點學科、科研項目的評審，博士學位點、博士生導師、科研成果獎的申報與評定，博士生、碩士生、本科生的培養……一切看起來從未如此"正規"過。然而人們并不把心思真正用在教育與學術的本身，而是將此作為謀取直接的經濟或政治利益的"敲門磚"。只要"門"一敲開，"磚"即丟之不惜。于是走過場、講形式、重包裝等諸多虛假不實的東西越來越多。在這當中，不僅"量化"的評估體系嚴重地損害著質量的保證，而且某些掌握著實際權力的人物也趁機大撈"好處"。北京大學王銘銘抄襲丑聞曝光之后，社科院一位前輩告訴我："王銘銘雖然很不光彩，但他不過是一位小小的'竊鉤者'，更大的剽竊者自有體制保護，誰也抓不到！"我知道這指的是某種大項目的"領導者" --他利用手中之權，"申請"到一個"大項目"，手上就有一大筆錢，于是就有不少人投到其門下拿這筆錢去運作；終于磚頭一樣厚的"學術專著"出版了，這位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的權勢者便是"主編"，大名赫然印在書上。再說說博士學位點吧。在西方大學里，指導博士生本是極平常的事，教授、副教授、講師均可為之。但在中國卻把"博導"當成了比教授更高一級的頭銜。上一世紀八十年代剛評"博導"時，還有一批老學者把關，確實從眾多教授中選拔出了一些優秀者，但在后來腐敗之風的浸染之下，"博導"便泛濫起來。抄襲造假、賄賂說情等種種丑行越來越猖獗，而且各校護短，捂蓋子，于是揭發愈加困難。 我是大學失魂的見證人。我覺得，發生在大學里的腐敗，最可怕、最令人擔憂的，還不是虛夸造假之風，而是一種深層的質變--大學染上了官場、商場的惡習，科學與人文創新的鋒芒斷了、鈍了，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嚴重惡化。 今天的教授們在"利"的誘惑下，在"體制"的驅趕下，他們身上那種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與追求真理、護衛良知的精神幾乎化為灰燼。他們比上一世紀四十年代的大學教授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有的還開上了小汽車，但精神狀態卻遠遠不如后者。他們為了一己之名與利，對不合理的現行體制不惟毫無批判的精神，反倒是"習成軟熟"，非常善于適應與迎合"體制"的要求。 記得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我在清華大學紀念聞一多誕辰百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言，其中講道："聞一多是在黑暗的年代被殺害的，倒下的是肉體，站起來的是他的精神。而我們這一代活過來的知識分子，與聞先生恰恰相反，肉體是站著的，精神卻往往部分或全部地倒下去了。"此話很不討好，但它說的是事實。當今，大學失魂，教育腐敗，知識分子精神萎縮，這三者聯系在一起而且是互動的。因此，我對大學之魂的歸來，寄希望于教育體制的改革與知識分子精神的重鑄。 （摘自《都市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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