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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的雨 這是我村與鄰村之間一片不大的空曠的臺地。只有一畛地寬的平臺南頭開始起坡，就是白鹿原北坡根的基礎了。平臺往北下一道淺淺的坡塄，就是灞河河灘了。我腳下踏著的平臺上的這條沙石大路，穿過一個個大大小小的村莊，通往西安。 天明時雨止歇了。天陰沉著，云并不濃厚，淡灰的顏色，估計一時半刻再擠再擰不出雨水來。空氣很清新，濕潤潤的。山坡上的麥子綠瑩瑩的。河川里的麥子也是瑩瑩的綠色。原坡上溝坎里枯干的荒草被雨澆成了褐黑色，卻有一種濕潤的柔軟。河川北岸是驪山的南麓，清晰可辨一株樹一道坡一條溝，及至山嶺重疊的極處。四野靜寧到令人耳朵自生出纖細的音響來。 前日落了雨。小雨。通常是開春三月才有的那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春雨。臘月初二下起，斷斷續續稀稀拉拉下到今天天明，讓整個村子里的男女驚詫不已，該當滴水成冰凍破磚頭的"三九"時月，居然是小雨纏綿。太過反常的天氣氣象給農人心里一種不祥的妖孽氛征。這是我半生里僅見的一次"三九"的雨，以及不僅不凍反而松軟如酥的土地。 我腳下這條頗為寬綽的沙石大路是1977年冬天動工拓寬的。與這條大路同時開工的是灞河河堤水利工程，由我任副總指揮具體實施的。那時我完成這項家鄉的水利工程的心態，與我后來寫作長篇小說《白鹿原》時的心境基本類同，就是盡力做成一件事。 我第一次背著饃口袋從這條路走出村子走進西安的中學時，這條路大約也就一步寬，架子車是無法通行的。我背著一周的干糧走出村子時的心情是踴躍而又高漲的，然而卻是完全模糊的。我只是想念書，想上城里的中學去念書，念書干什么等抱負之類的事，完全沒有。我再三追尋記憶，充其量只會有當個工人之類的宏愿，而且主要是父母供兒女上學的原始動機。在鄉村人的眼睛里，掙工資吃商品糧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在初中二年級卻喜歡文學了，這不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連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通常情況下，愛好文學是被視為浪漫而又富于詩意的事情，怎么會發生在一個穿粗布衣服吃開水泡饃的人身上呢？許多年后我把自己的這種現象歸結為一根對文字敏感的神經，文學的興趣由此而發端。書香門第以及會講故事會唱歌謠的奶奶們的熏陶，只能使具備對文字敏感的神經的兒孫起反應起作用，反之講了也是白講唱了也是白唱。 背著饃口袋出村挾著空口袋回村，在這條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我獲得了高中學業的完成。我記憶中最深的是十六歲那年遇到過狼。天微明時，我已走出村子五華里的一條深溝的頂頭，作伴壯膽的父親突然叫了一聲"狼"！就在身旁不過二十步遠的齊擺著谷穗的地邊上，有一只狼。稍遠一點，還有一只。我沒有感覺到絲毫的害怕，盡管是我第一次看見這種嚇人的動物。不是我膽大，而是身旁跟著父親。我第一次感受父親的力量和父親的含義，就是面對兩只成年狼的時候，竟然沒有產生恐懼。我成了一個父親的時候，又在這條幾經拓寬的鄉村公路上接送我的三個念書的孩子。我比父親優裕的是有了一輛自行車，孩子后來也有了，比父親步行送我要快捷得多了。我和孩子再也沒有遭遇狼的驚險故事。狼已經成為大家懷念的珍稀寶貝了。 我的一生其實都粘連在這條已經寬敞起來的沙石路上。我在專業創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層農村工作里，沒有離開這條路；我在取得專業創作條件之后的第一個決斷，索性重新回到這條路起頭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窩在這里的本能性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認真實踐自己自少年時代就產生的作家之夢了。從1982年冬天得到專業寫作的最佳生存狀態到1992年春天寫完《白》書，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里寫作和讀書，整整十年。這應該是我最沉靜最自在的十年。 我現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種心理蘊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來的基礎上蓋成的，也是一種心理因素吧。這方祖居的屋院只有我一個人住著。父親和他的兩個堂弟共居一院的時代早已終結了。父親一輩的男人先后都已離開這個村子，在村莊后面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年了。我住在這個過去三家共有的屋院里，可以想見寬敞和清爽了。我在讀著歐美那些作家的書頁里，偶爾竟會顯現出爺爺或父親或叔父的臉孔來，且不止一次。我夜深人靜坐在小院里看著月亮從東原移向西原的無邊無際的靜謐里，耳畔會傳來一聲兩聲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只有像牛馬拽犁拉車一樣勞作之后歇息下來的人才會發出的生命的呻喚，我在小小年紀的時候就接受著這種生命樂曲的反復熏陶，有父親的，有叔父的，有祖父的。他們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們在深夜熟睡時的呻吟卻縈繞在這個屋院里，依然在熏陶著我。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鄰村之間的曠野里。 從我第一次走出這個村子到城里念書的時候，父親和母親每每送我出家門時眼里的神光，給我一個永遠不變的警示：怎么出去還怎么回來，不要把齷齪帶回村子帶回屋院。在我變換種種社會角色的幾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親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種神色，根本不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錯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實際上豐富得多的社會閱歷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為一個父親的獨具稟賦的眼神，是這個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擾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著：別把齷齪帶回這個屋院來。 北京豐臺。我從大禮堂走出來。記者王亞田第一個打來電話。選舉剛剛結束。他問我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后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脫口而出：作為一個作家，應該始終把智慧投入寫作。 他又問：還有什么呢？ 我再答：自然還有責任和義務。 我站在我村與鄰村之間空曠的臺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濕了的原坡和河川，綠瑩瑩的麥苗和褐黑色的柔軟的荒草，從我身旁匆匆馳過的農用拖拉機和放學回家的娃娃。粘連在這條路上倚靠著原坡的我，獲得的是沉靜。自然不會在意"三九"的雨有什么祥與不祥的猜疑了。 （摘自《原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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