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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蘭紀平 政府部門斥資150億元在中關村地區大規模地搞拆遷、建高樓、修路架橋，據說是「為了提升中關村形象，吸引世界500強」。如今，大規模的拆遷、基建，令中關村的地價、房價高漲，許多中小公司難以承受，紛紛撤離了中關村，搬到通州、昌平、密云，甚至更遠的地方去了。 在我們這個習慣于搞什么事情都要政府出面的體制下，對于國內到處上馬高新科技開發區的「硅谷熱」又焉能例外？北京的中關村被指定為「國家級」高新科技開發區，自然就要有個國家級的門面。于是，那里開展了政府主導下的拆遷、基建，其欲「提升檔次」的級別、規格定比其他地方要高，投入的基建貸款更多，吸引目標也要「世界500強」。 這不禁使人產生疑慮，此等政府行為真能打造出「中國硅谷」來嗎？ 美國的硅谷園區是自發形成的，既不是政府有計劃地「打造」成形的，也不是由政府產業政策引導的投資項目或是招商引資而成的。硅谷的出現與成功，在于那里有著能夠保護企業家的合法權益、保護創新者的知識產權、激勵公平競爭，沒有官商一體和特權壟斷；還在于那里有包括合理的地價、房價在內的適合于相關企業開展各種研發活動的企業生存環境。 硅谷的價值在于它是一個高新科技產品的策源地，而不在于那里的樓有多豪華、路有多氣派。那里的地價、房租亦是市場經濟的產物，當經濟活動處于高潮期時，投資研究需求旺盛，價格就會攀升；當經濟不景氣時，投資、研發需求蕭條，價格又會跌落。各種基礎設施的興建、拓展與當地企業活動發展水平相適應，從未有政府方面為了提高檔次、樹立形象而強制拆遷、人為提高地價、房租以促進企業創新的事情。 馬來西亞的政府行為曾建起全球第一的雙頭鷹大廈，夠檔次，也夠氣派，卻沒有同時打造出另一個科技產品的創新園地。比爾．蓋茨當年起家時，只能租一間廉價的地下室和幾臺舊電腦，既無檔次，又無形象，若是上述政府行為令其難有立錐之地，也就沒有今天的微軟了。 還需說明，無論是硅谷還是其他好的工業城市或園區，大、小企業都要有合理的比例，大小公司相互間形成密切的協作、配套、互補、競爭方面的經濟聯系。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中，哪有清一色的大型企業扎推在一起的產業結構？只看著世界500強，為了吸引世界500強，不惜把現有小公司擠走的政府型發展思路充滿著計劃經濟的味道，這一為淵驅魚之舉，可別在日后落得個門庭冷落。 歷史已經表明，一個經濟的成功及其長遠的健康成長，是在一個有利于萌生出創新機制的環境中，由企業來推動的。政府只應是制度環境的維護者和某些公共產品的提供者，不應成為主要角色。因此，作為公共權力主體的政府，哪些事情需要做，且要做好；哪些則是有為不如無為，甚至根本不該插手，應當有著明晰的界限。 上述問題能否解決好，將影響著中關村的發展前途，今后中關村園區的價值也將取決于能否成為中國的創新科技產品的策源地。如果那些豪華寫字樓林立的街區，僅僅是跨國公司的產品推銷中心，或是人們搞公關、開新聞發布會的地方，那將是可悲的。 摘自《中國青年報》200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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