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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鐵生 曾經和現在，我都叫她孫姨。這期間，有一天我忽然知道了，她是三四十年代一位很有名的作家──梅娘。
最早聽說她，是在我的腿出了毛病住進醫院一年之后，算來是1972年年底。那時我已寸步難行，每天惟兩個盼望，一是死，一是我的同學們來看我。我從病房的窗口張望柵欄墻外的5路車站。我的同學們都還在陜北插隊，冬天回到北京，幾乎每天都有人來看我；要是來，他們就是坐5路汽車來。那醫院門前只這一路公交車。有一天，他們跟我說起了孫姨。 「誰是孫姨？」 「瑞虎家的親戚，一個老太太。」 「一個特棒的老太太，五七年的『右派』。」 「『右派』？」 「現在她連工作都沒有。」 好在那時我們對『右派』已經有了理解。時代正走到接近巨變的時刻了。 「她的女兒在外地，兒子病在床上好幾年了。」 「她只能在外面偷偷地找點活兒干，養這個家，還得給兒子治病。」 「可是鄰居們都說，從來也沒見過她愁眉苦臉唉聲嘆氣。」 「瑞虎說，她要是愁了，就一個人在屋里唱歌。」 「等你出了院，可得去見見她。」 「保證你沒見過那么樂觀的人。那老太太比你可難多了。」 我聽得出來，他們是說「那老太太比你可堅強多了」。我知道，同學們在想盡辦法鼓勵我，刺激我，希望我無論如何還是要活下去。但這一回他們沒有夸張，孫姨的艱難已經到了無法夸張的地步。 那時我們都還不知道她是梅娘，或者不如說，我們都還不知道梅娘是誰；我們這般年紀的人，那時對梅娘和梅娘的作品一無所知。歷史常就是這樣被割斷著、湮滅著。梅娘好像從不存在。一個人，生命中最美麗的時光竟似消散得無影無蹤。一個人豐饒的心魂，竟可以沉默到無聲無息。 兩年后我見到孫姨的時候，歷史尚未蘇醒。 某個星期天，我搖著輪椅去瑞虎家──東四六條流水巷，一條狹窄而曲折的小巷，巷子中間一座殘損陳舊的三合院。我的輪椅進不去，我把瑞虎叫出來。春天，不冷了，近午時分陽光尤其明媚，我和瑞虎就在他家門前的太陽地里聊天。那時的北京處處都很安靜，巷子里幾乎沒人，惟鴿哨聲時遠時近，或者還有一兩聲單調且不知疲倦的叫賣。這時，沿街墻，在墻陰與陽光的交界處，走來一個老太太，尚未走近時她已經朝我們笑了。瑞虎說這就是孫姨。瑞虎再要介紹我時，孫姨說：「甭了，甭介紹了，我早都猜出來了。」她嗓音敞亮，步履輕捷，說她是老太太實在是因為沒有更恰當的稱呼吧；轉眼間她已經站在我身后撫著我的肩膀了。那時她五十多接近六十歲，頭發黑而且茂密，只是臉上的皺紋又多又深，刀刻的一樣。她問我的病，問我平時除了寫寫還干點什么。她知道我正在學著寫小說，但并不給我很多具體的指點，只對我說：「寫作這東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時候要等待。」倘是現在，我一定就能聽出她是個真正的內行了；二十多年過去，現在要是讓我給初學寫作的人一點衷告，我想也是這句話。她并不多說的原因，還有，就是仍不想讓人知道那個云遮霧罩的梅娘吧。
她跟我們說笑了一會兒，拍拍我的肩說「下午還有事，我得做飯去了」，說罷幾步跳上臺階走進院中。瑞虎說，她剛在街道上干完活兒回來，下午還得去一戶人家幫忙呢。「幫什么忙？」「其實就是當保姆。」「當保姆？孫姨？」瑞虎說就這還得瞞著呢，所以她就到離家很遠的地方去當保姆，越遠越好，要不人家知道了她的歷史，誰還敢雇她？ 她的什么歷史？瑞虎沒說，我也不問。那個年代的人都懂得，話說到這兒最好止步；歷史，這兩個字，可能包含著任何你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險，可能給你帶來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災難。一說起那個時代，就連「歷史」這兩個字的讀音都會變得陰沉、壓抑。以至于我寫到這兒，再從記憶中去看那條小巷，不由得已是另外的景象──陽光暗淡下去，鴿子瑟縮地蹲在灰暗的屋檐上，春天的風卷起塵土，卷起紙屑，卷起那不死不活的叫賣聲在小巷里流竄。倘這時有一兩個傴背弓腰的老人在奮力地打掃街道，不用問，那必是「黑五類」，比如「右派」，比如孫姨。 其實孫姨與瑞虎家并不是親戚，孫姨和瑞虎的母親是自幼的好友。孫姨住在瑞虎家隔壁，幾十年中兩家人過得就像一家。曾經瑞虎家生活困難，孫姨經常給他們援助，后來孫姨成了「右派」，瑞虎的父母就照顧著孫姨的孩子。這兩家人的情誼遠勝過親戚。 我見到孫姨的時候她的兒子剛剛去世。孫姨有三個孩子，一兒兩女。小女兒早在她勞改期間就已去世。兒子和小女兒得的是一樣的病，病的名稱我曾經知道，現在忘了，總之在當時是一種不治之癥。殘酷的是，這種病總是在人二十歲上下發作。她的一兒一女都是活蹦亂跳地長到二十歲左右，忽然病倒，雖四處尋醫問藥，但終告不治。這樣的母親可怎么當啊！這樣孤單的母親可是怎么熬過來的呀！這樣的在外面受著歧視、回到家里又眼睜睜地看著一對兒女先后離去的母親，她是靠著什么活下來的呢？靠她獨自的歌聲？靠那獨自的歌聲中的怎樣的信念啊！我真的不敢想象，到現在也不敢問。要知道，那時候，沒有誰能預見到「右派」終有一天能被平反啊。 如今，我經常在想起我的母親的時候想起孫姨。我想起我的母親在地壇里尋找我，不由得就想起孫姨，那時她在哪兒并且尋找著什么呢？我現在也已年過半百，才知道，這個年紀的人，心中最深切的企盼就是家人的平安。于是我越來越深地感受到了我的母親當年的苦難，從而越來越多地想到孫姨的當年，她的苦難惟加倍的深重。 我想，無論她是怎樣一個堅強而具傳奇色彩的女性，她的大女兒一定是她決心活下去并且獨自歌唱的原因。 她的大女兒叫柳青。毫不夸張地說，她是我寫作的領路人。并不是說我的寫作已經多么好，或者已經能夠讓她滿意，而是說，她把我領上了這條路，經由這條路，我的生命才在險些枯萎之際豁然地有了一個方向。 1973年夏天我出了醫院，坐進了終身制的輪椅，前途根本不能想，能想的只是這終身制最終會怎樣結束。這時候柳青來了。她跟我聊了一會兒，然后問我：「你為什么不寫點兒什么呢？我看你是有能力寫點兒什么的。」那時她在長影當導演，于是我就迷上了電影，開始寫電影劇本。用了差不多一年時間，我寫了三萬自以為可以拍攝的字，柳青看了說不行，說這離能夠拍攝還很遠。但她又說：「不過我看你行，依我的經驗看你肯定可以干寫作這一行。」我看她不像是哄我，便繼續寫，目標只有一個──有一天我的名字能夠出現在銀幕上。我差不多是寫一遍寄給柳青看一遍，直到有一天她告訴我：「這一稿真的不錯，我給葉楠看了，他也說還不錯。」我記得這使我第一次有了自信，并且從那時起，彩蛋也不畫了，外語也不學了，一心一意地只想寫作了。 大約就是這時，我知道了孫姨是誰，梅娘是誰；梅娘是一位著名老作家，并且同時就是那個給人當保姆的孫姨。 又過了幾年，梅娘的書重新出版了，她送給我一本，并且說「現在可是得讓你給我指點指點了」，說得我心驚膽戰。不過她是誠心誠意這樣說的。她這樣說時，我第一次聽見她嘆氣，嘆氣之后是短暫的沉默。那沉默中必上演著梅娘幾十年的坎坷與苦難，必上演著中國幾十年的坎坷與苦難。往事如煙，年輕的梅娘已是耄耋之年了，這中間，她本來可以有多少好作品問世呀。 現在，柳青定居在加拿大。柳青在那兒給孫姨預備好了房子，預備好了一切，孫姨去過幾次，但還是回來。那兒青天碧水，那兒綠草如茵，那兒的房子寬敞明亮，房子四周是果園，空氣乾凈得讓你想大口大口地吃它。孫姨說那兒真是不錯，但她還是回來。 她現在一個人住在北京。我離她遠，又行動不便，不能去看她，不知道她每天都做些什么。有兩回，她打電話給我，說見到一本日文刊物上有評論我的小說的文章，「要不要我給你翻譯出來？」再過幾天，她就寄來了譯文，手寫的，一筆一畫，字體工整，文筆老到。 瑞虎和他的母親也在國外。瑞虎的姐姐時常去看看孫姨，幫助做點兒家務事。我問她：「孫姨還好嗎？」她說：「老了，到底是老了呀，不過腦子還是那么清楚，精神頭旺著呢！」 摘自《北京青年報》2001.5.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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