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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您值多少錢？ 文．潘尼尼 人才問題，正在成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和提高競爭力的一個隱憂 2000年3月1日上午，清華大學36歲的“特聘教授”程京作為十位主講科學家之一，到國務院給朱總理等中央領導做科技講座。
席間，朱總理問他，像你這樣的專業人才在國外年收入多少？ “10萬美金。” “那你回國后現在的收入呢？” “工資每年1萬多人民幣，加上剛增加的年10萬津貼。” “太少了。”朱總理沉默下來。 像程京這樣拿年津貼10萬的“特聘教授”是目前中國高校里的最高待遇，人數不到200人。 早在中國新一屆政府成立之際，朱總理就明確提出“科教興國是本屆政府的最大任務”，并很快批準了“面向二十一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 3月5日上午“人大”開幕式上，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改革和完善優秀人才的收入分配制度，以形成激勵機制。 高薪招攬人才是國際上的一貫做法。得“人才”者得“天下”－－無論歷史還是現實都已充分證明。 朱總理的沉默自然有其深刻的歷史負載和現實隱憂。 人才哪兒去了？ 長期以來，國內幾乎所有院校都為人才流失或吸引不到優秀人才而發愁。根子，都出在“錢”上。 清華大學的吳文虎教授一直擔任中國中學生計算機學科國際奧賽的教練。據吳教授介紹，自1989年中國參加國際奧賽以來，先后有數十人獲獎，但大多去了國外。僅有兩個在清華讀博士的學生，一個去了IBM中國的研究院，一個自己開公司。 “為什么不把他們留下來呢？”記者問。 “怎么留啊！在外企，剛去年薪就達十七八萬元，在學校，可能連1萬元都拿不到。” 收入低也使許多教師無法安心于教學研究，無法留在學校，北京商情諮詢公司和北京工業大學曾進行過一項調查顯示，30.9％的高校教師有跳槽的打算或想法。45歲以下想跳槽的比例竟達41.4％。 發達國家依靠優越的工作和生活條件，制定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全世界的優秀人才。美國科學基金會調查表明，美國59％的高科技公司中，外籍科學家和工程師占科技人員總數的90％。在加州“硅谷”工作的高科技人才33％是外國人。 近年來，北大、清華的畢業生紛紛涌往美國。國內信息界人士調侃，北大、清華完全有資格領取美國政府頒發的“人才培養獎”。 人才明碼標價 近年來，為優秀人才制定的工程項目可謂不少：“跨世紀優秀人才工程”、“百千萬人才工程”、“百人計劃”、“國家杰出青年科學基金”等。這些措施旨在為優秀人才提供更充足的研究經費和更好的科研環境。但一個問題不容忽視：想“要馬跑快”卻“不給馬吃飽”。優秀人才的生活待遇何時能改善？ “長江學者獎勵計劃”被認為是高層次創造性人才工程“首先實施的重要項目”。由教育部發起，香港著名實業家李嘉誠先生捐資設立“特聘教授”年津貼10萬的獎勵制度。面向海內外廣攬人才。 第一次，中國給教授明碼標價。 1999年底，北大、清華大幅提高教師待遇，被教育界內外稱為“地震般的改革”。 人們驚呼：教授，升值了！人才，增值了！ 為優先扶持部分高校創辦世界一流大學，教育部及有關部門相繼決定，為北大、清華、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大等幾所高校撥6至18億元數額不等的款項，并明確要求，拿出一定數目的錢用于提高教師收入。這種舉動是幾十年來第一次！ 人才爭奪戰 為吸引高層次人才回國，北大、清華更是“不擇手段”、不惜代價。 北大老教授蔡生民到日本與同行一起搞合作研究，發現日本教授的愛才、正在東京大學讀博士的劉忠范是棵好苗苗，便盯上了他。從此密切交往。畢業前夕，蔡教授親自跑到中國駐日大使館向教育參贊詳細介紹他的情況，找日本教授“談心”，動員劉忠范回北大任教； 俞孔堅剛進哈佛大學讀博士，便被北大瞄上了。俞孔堅將畢業，北大便熱情相邀：破格提拔為教授，請回北大任教； 生物學家鄧興旺是美國耶魯大學終身教授。為吸引他回國，北大答應了他提出的條件：提供30位科研助手，一個500平方米的實驗室，外加300萬美元的科研經費； 程京在美國納米基因公司任首席研究員期間，研究出世界首創的專利成果－－生物芯片實驗室。美國科學雜志在1998年評選出的世界科技十大突破中對此做了報道。當他基于對知識產權的考慮，意欲回國發展時，清華大學及時相邀：為其提供350平方米的實驗室和250萬人民幣的啟動經費。 在北大，一批成就突出的年輕教授被推上了一級崗位。化學學院，A類一級崗位中青年占一半，A類二級崗位中青年占三分之一；數學學院，A類崗中青年均占40％。他們的收入因此漲了四五倍之多。 人才看“身價” 人才來自教育，來自教育經費的大量投入，猶如金字塔，巨大的塔基支撐著塔尖。那些優秀人才便是站在塔尖上的人。 在最高學府，便有這樣一群年輕學者，無論收入還是成就，他們都站在了高校的塔尖上。面對社會聚焦，他們如何在時代的浪尖上穿行？如何看待自身的“身價”呢？ “一年多拿5萬元崗位津貼，我很坦然。”北大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偉平靜地說，“一級崗位不是榮譽，不是虛名，不是職稱。是一種工作，一個崗位，一份責任。我相信自己能勝任。” 劉偉從80年代中期開始，著手研究中國經濟界兩大重要問題：產權制度和經濟發展中的產業演進問題，尤其是結構轉換問題。著述頗豐，反響強烈。 早有各路朋友勸他，像你這樣的人才，每月拿千把塊錢，冤了。出來干吧。 劉偉搖頭。他認為不同的人影響社會的方式不同。做任何一件事情，最重要的是你是否有熱情，是否覺得快樂。錢多錢少并無影響。 “在北大搞經濟學研究，這種樂趣難以名狀。”一談起北大，劉偉便有些激動，“北大用她的傳統、博大武裝了我們。我們如何通過努力，去充實和壯大北大？這是我們年輕一代學者的責任。” 嚴純華，北大化學系年津貼10萬的“特聘教授”，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規劃項目－－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 談起錢，他有些見腆地笑著說“我知足了。” 但與那些德高望重的導師相比，他覺“有愧”，比比一起沒日沒夜搞研究的伙伴們，他感到“心虛”、“壓力大”。 他曾向學校提意見：我不能一花獨放。科學研究要靠集體智慧。那些和我一起搞研究的博士后、研究生們也要相應提高待遇。搞科研需要一支穩定的隊伍，這才是我最看重的環境。 嚴純華坦率地說：“年輕人誰不喜歡玩兒？誰不喜歡找輕省的事兒做？工作確實很苦很累。習慣了。”他覺得自己這代人很幸運，越來越多的政策向年輕學者傾斜。“這就需要我們用肩膀去扛。要是你的肩膀太軟，頂不上去，不是自討沒趣就是被壓死。” 與那些老一輩導師們不同，這群年輕學者已不再羞于談“錢”。他們言辭率真、個性坦蕩。 “你覺得年津貼10萬元夠你的‘身價’嗎？”記者笑問清華大學35歲的“特聘教授”汪勁松。 他有些狡黠地樂了：“我也便宜了點兒吧？”突然他話鋒一轉，嚴肅起來，“要說提高教師待遇真正價值還在于它的象徵意義。為社會樹立了‘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價值取向。” “要說講理想，講奉獻，對我們這代人來說沒有問題。但不談物質基礎，也不現實。你不縱比，人家會橫比啊。”清華大學“特聘教授”王光謙跟記者侃起了“錢”字經。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他喜歡和那些洋同行們比“速度”：1990年博士畢業，他每月收入120元，相當于美國同行的五百分之一：1996年，月收入1000多元，相當于他們的五十分之一；現在，他的月收入萬元，與十年前相比正好增加100倍，相當于美國同行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王光謙說，談任何事情都離不開具體國情，離不開客觀環境。講待遇更應該講速度比增。這樣，自信心才會增強。 中國是一個底子薄的人口大國。窮國辦大教育，注定是“吃不飽”，注定只能在低水平上發展。面對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國只能像體育賽事一樣，建立起一支高水平的“國家隊”“突擊隊”去國際市場搏擊。而那些千里迢迢回國的高科技人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搏擊回來的青年英才，無疑將大大提升中國“國家隊”的水平。 摘自《大學生》200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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