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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的“用腳寫作” 文.賀雄飛 自“邊緣寫作”、“另類寫作”、“身體寫作”之后，今年文學界和出版界又出現了一個新概念──“用腳寫作”、又稱“行走文學”。許多出版社策劃一些游記式文化選題，邀請一些作家游歷考察，然后結集出版，大略是古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現代演繹。這種做法令作家寫作快、出版社出書快，一時間也令書業看起來頗為繁榮。這種現象究竟如何評判，請看兩篇觀點迥異的文章。 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 我是學經濟的，因此我的老師告誡說，讀小說是一種墮落。這話說在十多年前，印象極深，以至于我對近年來的文學一直冷眼旁觀，并常常因大批嘩眾取寵的作家粉墨登場而贊揚導師的文學洞察力。 時序從90年代開始，文學像脫韁的野馬日行千里。“瓊瑤熱”、“三毛熱”、“汪國真熱”、“王朔熱”、“賈平凹熱”、“柯云路熱”、“梁曉聲熱”、“王小波熱”、“余杰熱”、“衛慧棉棉熱”……，一浪熱過一浪；“邊緣寫作”、“另類寫作”、“身體寫作”、“私人寫作”……現在又出現了“行走文學”，真可謂魚龍混雜，“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行走文學”，顧名思義，在行走中寫的作品，有別于書齋寫作和私人寫作。據《中國圖書商報》2000年9月15日報導：1999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組織了阿來、扎西達娃、江浩等7位作家從7條不同路線考察西藏，幾個月后推出了一套“走進西藏”叢書。2000年5月，該社馬不停蹄，又組織了云南的8位作家進行了“解讀云南民族文化千里行”活動，即將推出“解讀云南叢書”；與此同時，香港鳳凰衛視邀請當紅名角余秋雨進行了著名的“千禧之旅”活動，推出了兩部暢銷書《千年一嘆》和《千禧之旅》。目前，鳳凰臺和余秋雨再度進行“歐洲之旅”，也將推出新書。今年上半年，中國青年出版社則組織了古清生、林白、何向陽等8位作家“走馬黃河”，擬于2001年1月北京圖書訂貨會推出9部大作；今年9月份，云南人民社“乘勝前進”，又力邀賈平凹、徐小斌、劉亮程、虹影、趙毅衡、邱華棟等9位名作家“游牧新疆”，并打算出版《游牧新疆叢書》。目前，賈平凹作為首行者已從西安起程，并將其書名定為《顫動的絲綢之路》，邱華棟為自己的書取名為《金色阿爾泰》；與此同時，出版策劃新秀阿正開始籌備更大規模的“人文學者南極行”活動，邀請葛劍雄，周國平、何懷宏等學者同南極科考隊同行，計劃于今年12月份啟程，明年3月份出書。 策劃時代的“泡沫文學” 關于上述活動，許多報刊都熱情洋溢地做了報導，并作為優秀出版策劃案例大加推崇。《中國圖書商報》歐宏認為，這是對出版資源的開掘和對原創作品的引導和強化。對此現象，筆者早有關注，思考良久，得出的結論是：此乃策劃時代的“泡沫文學”，是出版社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既是對作家的“謀殺”，也是對文學的戕害。其市場前景黯淡。 作為出版人，面對激烈的市場競爭，廣開思路，謀求良好的經濟效益，無可厚非。但是，同時身上又擔負著傳播優秀文化、開啟民智、推動歷史進步的大任，絕不能為一己私利而放棄社會職責，并不惜制造文字垃圾。 近幾年出版界有這么兩個怪現象：一批出版社，忘記自己乃專業文學出版社，像蒼蠅逐臭似的，只喜歡出所謂名人隱私的書，不惜將自己幾十年的品牌變成“明星出版社”；二是一批出版社，策劃能力黔驢技窮，要么炒炒某些評點本的剩飯，要么將一些本來無長技的年輕女作家往“旁門左道”上引，既無創新意識也無社會責任感。殊不知，中國有多少優秀的文學青年需要扶持，又有多少部思考人類命運的力作等待挖掘，有多少下崗職工為生計而奔波，有多少丑惡現象需要鞭撻，我們豈能熟視無睹？據我觀察，云南人民社還是有競爭意識的，最起碼還會搞出個文學新名詞，否則，在全國書市如此低迷的狀況下，新華書店怎么會輕而易舉地就包銷15000套呢？市場一有保證，流水線作業和克隆生產的成本最低，誰還管它產品的質量呢？筆者作過抽樣調查，許多讀者對“走進西藏”系列評價一般。該書的成功，主要得益于近兩年中國的“西藏熱”，對于出版商來說，好的選題就是成功的一半。同時期由青海人民社出版的、由馬麗華等作家撰寫的另一套關于西藏的書，不僅長銷不衰，發行量達4萬套，而且深受專家好評。 所謂“好書”乃兩層含義，一為有價值的書，二為“好賣”的書。有價值的書不一定暢銷，暢銷的書也不一定有價值。出版策劃人的最高境界就是，讓有價值的書暢銷。陳忠實的《白鹿原》、顧準的《顧準文集》、朱學勤的《書齋里的革命》等書是既有價值又“好賣”的書，像《××寶貝》一類的書發行量越大，對社會危害恐怕也越大。 據說《飄》的作者有一次和一幫暢銷書作家相遇，宴會上作家們紛紛吹捧著作的發行量有多大，只有米切爾一人默默無語。有人鄙夷地問，你也是作家嗎？有何大作問世？“《飄》”。全場頓時鴉雀無聲。 為中國作家招魂 “行萬里路，讀萬卷書”，這是“行走文學”策劃者們的口號。問題是，讀書只怕不求甚解，旅游最忌走馬觀花。一兩個月就能解讀一個地方的文化，要么是解讀者過于膚淺，要么是該地方沒有文化。玩就是玩，何必又要玩又要賺稿費？興師動眾，前呼后擁，怎能孵出“好蛋”？對此，筆者曾給一位“走馬黃河”的女作家打過電話，說“黃河這么古老的一個話題，你怎么保證能寫出新意？”該作家答道：“我自己努力爭取，別人就不好保證了。”作家史鐵生在散文新著《對話練習》一書中說：“小說是關乎靈魂的勾當，一旦失魂落魄，一切『玩兒玩兒』技法的構想，都與洗腸和導尿的意義無二。”此言極是，真正的文學來源于生活、苦難、靈感、激情和良知；寫字匠才盲目地趕時髦做市場的附庸，從而玷污文學的美名。大夫醫治人的身體，作家醫治人的精神，我們做的是靈魂的生意，豈能隨便呢？ 從作家的角度，走出書房面對世界走向自然，是完全應該的。“行走”之余，有感而發，在所難免。問題是，一兩個月就能擠出幾十萬字的“奶”嗎？究竟是“吃了人家的嘴軟”從而“濫竽充數”呢？還是老太太拉家常東扯西拉？要么就是江郎才盡，混口飯吃。還未“行走”就已擬好書名，真實感受會是這樣嗎？就仿佛去年底“策劃大師”王力為自己的新書登報徵集書名一般，寫完了一部書都不知道自己要說什么，質量可想而知。 文學史應該是文化史，也是思想史。如果一部作品沒有生活為底座，沒有良知為筋脈，沒有思想為魂魄，既逃避歷史，也逃避現實，而僅僅表現為簡單的感官刺激或個人感受，就是地地道道的“泡沫文學”，雖然色彩斑斕，但一定擋不住時光的沖刷。當某種寫作成為一種旗號，成為一種時尚，那這種東西很可能就是媚俗的產物。正如山西作家李銳在其散文新作《誰的人類》一書中痛心疾首地說：“所謂『文人』，從來都是一種附庸，從來都沒有獨立過。過去附庸政治，如今附庸市場。好在還有過一個新文化運動，留下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對于中國歷史進步的有獨立意義的貢獻。一個人如果真的是一個知識分子，他就該有勇氣堅持自己的獨立性。這個分野不在于他下海還是不下海。下了海的陳嘉庚先生，堪稱最有獨立性的一代楷模。可悲的是有人爭著去做了附庸，還要自滿自足，還要炫耀自己的英雄氣概。” 龍應臺說，所謂文學就是“使看不見的東西被看見”。三流作家暴露自己的愚昧，二流作家使你看見愚昧，一流作家使你看見愚昧的同時認出自己的原型從而涌動出最深刻的悲天憫人之感。魯迅先生的小說《藥》、《阿Q正傳》、《祝福》莫不如此，你不僅能看見愚昧，也能看見愚昧后面人的生存狀態，內心同時涌動出對社會對苦難深深的憤怒與悲傷，作家本身的悲天憫人和博愛意識也力透紙背。“行走”于江湖，寫些閑文，說些淡話，走過來走過去沒有根據地，很可能會演變為“幫忙”文學或“幫閑”文學。這就是我最大的擔心。 一位作家說過，一個民族如果連續兩代人遭受精神摧殘，至少在二百年內不可能產生真正的文學。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這是文學的悲哀啊。福克納說：“人是不朽的，并非因為在生物中惟獨他留有綿延不絕的聲音，而是因為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于寫出這些東西……” 摘自《深圳周刊》2000.10.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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