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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萍：從主持人到制片人 文.成林 圖.王文瀾
10月9日，倪萍自己擔任獨立制片人的《聊天》欄目開播。 倪萍1991年1月5日開始主持《綜藝大觀》，1991年春節開始主持春節晚會，從主持人到獨立制片人，她走了整整十年。她說，“十年前，我就是哭著喊著要當制片人，也沒人讓我當；現在我再不想做也必須自己做。因為像《聊天》這樣的節目，沒辦法讓別人做你的所謂導演、策劃，你要是被人管著，想聊時不能聊，想聊的內容不能聊，節目的許多屬于自己的想法就實現不了。這樣，我就成了制片人。” 沒有離開電視，是因為有一些愿望還沒實現 1997年倪萍的《日子》出版，發行100多萬冊。這一年倪萍與《中國日報》攝影部主任、著名攝影家王文瀾結婚，隨后徹底離開《綜藝大觀》；這期間，他們有了虎子。 倪萍曾說過，“最親切最悠久的心愿就是做母親”，她認為“女人最神圣的使命就是當母親”。 她整整離開了電視兩年，也許在經歷太多的艱辛之后，她太留戀一個完整的家的溫馨。她說，“生孩子，帶孩子，其實這整個過程挺漫長的。我一向覺得孩子在3歲之內應該由母親自己帶，這對孩子才是公平的。因為在3歲之前，除了他的生命是個特別弱小的個體外，他成長的過程也特別復雜與具體--一切從零開始：從學會吃奶到吃飯，從下意識的拉屎撒尿到有意識的，從不會玩到會玩，這一切對母親真是特別重要。生下虎子以后，我真的拿出盡量多的時間給他。很多人不理解，很多觀眾給我來信說，人家都做母親，也沒有你這么長時間，你到底還干不干活了？我的很多同事也說，什么時候了，你還任意讓自己發胖下去，隨便在家里過日子。可我覺得，孩子這么小就交給□姆、交給母親，日后你需要付出的代價是一樣的。我很看重孩子三歲前我在他身上付出的精力。現在孩子大了，快兩歲了，我才覺得停頓得不能太久。我覺得我還是個能做事的女人。” 她說，“我想過了，要么做電視，要么就放棄電視，這對我而言很矛盾。我做了十多年電視，嘗到了電視的極大甜頭，也知道電視的潛在危險。我幾乎接近了放棄，因為有一個極好的機會可以讓我離開電視，不需要從零開始，可以坐享其成，而且可以離電視很遠。對我很有誘惑。為什么又回來？從骨子里是感覺對電視還有一些愿望沒有實現，我自認為自己對觀眾有一種親和力，這對于一個主持人來說非常重要，從你嘴里說出來的話別人愿聽，放棄了是不是特別可惜？我認為自己對別人、對社會有那么一點責任感，有能力做一點人與人之間的相互溝通。大的話題我做不了，但具體的、細碎的、吃喝拉撒睡的小話題我能做好。因為，我強烈地感受到人與人之間需要這種相互關照。” 實際上，一年前，倪萍就開始尋找她在電視上的新位置，她曾經想做一個《父親母親》的欄目，因為她對“父親母親”這四個字的內涵實在體會太深。反復討論后，她決定日后把這個選題做成紀錄片，眼下她還是選擇了《聊天》。她想通過這個節目，去尋找人和人之間的真善美。她不想占據觀眾收看電視的黃金時段，但每天她都會找一些人來聊一些他們真心的話，慢慢地就能串起一大串糖葫蘆，慢慢地構成一個大家庭。“希望觀眾把一天20分鐘的節目看下來，今天會說，噢，原來他還這樣啊；明天發現，噢，原來他還真不容易；后天感覺到，其實這個人還真挺好的；慢慢地營造出一種溝通的方式。人與人之間話說到了可能就溝通了理解了，更何況，電視離家庭這么近！” 一萬次的上當和一萬次的堅信 倪萍17歲當話劇演員，18歲演電影、28歲開始當電視節目主持人。倪萍說她當主持人的資本就是她身上從小就有的親和力。她說，“到中央電視臺之前，我其實已經演了幾部話劇，拍了7部電影，雖然并不出名，基礎已經打得非常好了。一個電影四五百個鏡頭，拍一千多條，7部電影就是七千多條，經過七千多次鏡頭前的考驗，應該就是比較專業的職業演員了。當主持人，只是一種角色轉換。剛到《綜藝大觀》的時候，確實是滿身的興奮。一個地方劇團的演員，真是一不小心，天上掉陷餅，把一個最好的位置給了你。剛開始對現場直播沒有認識得那么透，但你想想，一人在北京，我母親我姥姥在山東在青島在威海，一夜之間他們全都能看見；一夜之間你就會有上億的觀眾。這是什么力量！第一次上節目，我一夜都沒法入睡，一大早反復問導演現在幾點。但無論如何緊張，一見觀眾，又一切都是我了。幾個鏡頭過去，你一張嘴，就會發覺融入整個氣氛中去了。” 倪萍說她當主持人一直覺得并不難，這可能是因為身上那種與生俱來的能力。“你不能想象一個專門從事說話的人，她說的話別人不愛聽，或者說她傳達的思想別人拒絕。我能把社會上一些大家都認為是大話的事，通過我的體會與感情說出來，讓人覺得不是大話。比如生孩子，大家都覺得還是兩三個好，我確實由衷地覺得，孩子多了，小家倒是好了，可這個大家怎么辦？國家那么大，現在的一切禍根都是人口太多，我們的資源，我們的自身能力，社會的文明程度，都達不到撫養這么多好孩子的程度。從這個意義上說就得舍了小家顧大家，那你說我說的是假話嗎？一點都不假。這取決于你是不是真的這樣去想。” 倪萍認為，一個主持人的能力可能與她的為人有關。凡事應該為別人著想，應該真誠地對每一個人。她說，“我總是相信人和人之間總是真的多，一萬次的上當，一萬次我還是堅信。我從來沒因為上當而改變自己。” 這種與生俱來的東西可能來自家庭的烙印。倪萍說，“將來也許我會寫一部長篇小說，專門探討中國母親。姥姥是戰爭年代，母親是文革，一直到我是改革開放。我們這三代人經歷不同時代所承擔的苦難：為別人犧牲，為別人奉獻，被別人索取。1963年，我還特別小，到處都在要飯，姥姥他們村里家家都關著門，生怕要飯的進來。但姥姥從來都開著門，姥姥說，人要是能拉下臉來要飯，已經是被逼無奈了，膠東人都好要個臉，多數人餓死也拉不開這個臉。我記得很清楚，冬天，姥姥家來了要飯的，姥姥總是說等會兒，燒把火熱一鍋水，抓一把米放在鍋底下，燒一鍋米湯盛在大碗里。要飯人就蹲在家里鍋臺旁，吃一堆剩飯，喝很稀的米湯。等走了，我問姥姥，干嗎要飯的還給他們把剩飯熱一熱？姥姥說，這天都快黑了，他有一肚子熱水，還能多走十里路。吃了涼的，人越走越冷。這樣的事常有。到園子里掐菜時，姥姥掐的是菜梆子。但鄰居有了客人，要到姥姥家挖顆白菜，姥姥絕對不會掰梆子，她會連根拔起給人家一棵菜心。姥姥家里有兩棵蘋果樹，姥姥從來不像別人家弄很高的□笆。我家□笆特別矮，隨便什么人一腳就能邁進來。真是孩子來摘了，姥姥說，有一個孩子不饞的嗎？不饞就不是孩子了--這對我是什么影響？我們對窮人，對不如我們的人要有同情心，姥姥那時候不知道教育我們，但我從小就在她身上看到了，人不能光為了自己活著。” 這確實是我想要的一種生活
倪萍現在把一個大家庭的中心移到了北京。在她家里，最老的是已經九十多歲的姥姥，最小的是她還不到兩歲的虎子。表妹、侄女，還有兩個小□姆都是他們家的固定成員。他們家從山東來的親戚朋友像走馬燈似的。倪萍說她只要在北京，不管有多忙，回家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到姥姥床上去躺著。“躺著干嗎呢？我其實沒什么話要跟姥姥說，全是過去的事，過去的事她每天都說也不厭煩，昨天說了今天忘了，說起來還是興致勃勃。拿一摞報紙躺在姥姥床上，看著報紙假裝與姥姥聊，姥姥就特別知足。你要是回到自己屋里，姥姥這一天都特別失望。我一去，先生、表妹、皮球、孩子都會過去，姥姥就覺得一家人都圍著她。” 倪萍要追求的是整個大家庭的親和力，表妹、侄女，甚至小□姆的所有衣服，都是她上街去買；帶著姥姥和全家人吃遍了北京的大飯店；親戚們到北京，都是他們夫婦自己接送；一家人出門之前，她先給先生找好衣服，再給虎子找好衣服，然后是表妹、姥姥、母親甚至皮球，最后大家要出門了，她自己還沒找衣服。“我內心希望大家能穿好，有時自己就顧不上。我也希望有人來打扮我，不過沒有。”她說。 倪萍說，“這確實是我自己要的一種生活，不是特別美滿；我要的這種生活與我想象的還是有距離，我原想象這種生活不用那么累，實際上還是非常具體。一個大家庭生活在一起，說心里話，主要不是考慮我的需求，我想到的是母親、姥姥、孩子，家里每一個成員的需求。我覺得孩子應該生活在一個有老有小的大家庭中，我不希望他面對的就是小阿姨和卡通片。我們家老老少少的生活，該想的我都幫他們想了，有時候想這樣的生活方式，自己也會感到驕傲：當我們這一代人都老了，我們上一代人都不在了，我會從心里感到非常寬慰；上一代人用心血養育了我們，他們走了，我心里會覺得特別平靜。另一方面，現在都說人與人之間遠了，我覺得不是。一個人如果活在世上只為自己著想，最終人與人之間，包括親人之間的甜蜜他都不會嘗到。大家庭相互之間的關愛，其實是特別美好與甜蜜的東西。” 我們給自己留了很多的時間 倪萍稱她在與王文瀾結婚后，才找到了一種“既寧靜又優雅的生活”。她和王文瀾的相識其實在十多年前，“那時候我去北大，他哥哥在北大教書，我們僅僅是相識，誰也沒想到以后會生活在一起。”倪萍說，“在婚姻上我屬于運氣不好，有人運氣好，一下子就找到了合適的。我根本不是那種見異思遷的人，我是找不到合適的人，又不想錯過。我自認為在感情上屬于高貴的人，一點也不是欲望特別高或者情感太浮躁。有時也想湊和來著，特別是離婚的時候，當時誰都認為我最不可能離婚，因為大家都挺體面的。但我覺得湊合下去太委屈我了。不是對方不好，是做夫妻不合適。” 倪萍稱王文瀾，“內心是很神圣的，靈魂是很尊貴的。他一個人獨身慣了，他仍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有音樂就有了他的一切，音樂永遠是第一，兒子第二，我第三，可他又說我是第一。他在美國買一張膠木唱片，到朋友家里急著就要聽聽有沒有聲音，因為唱片實在太老了。因為留聲機在地毯上，他趴在地上，聲音出來，我看他一直低著頭，過去一看，他熱淚盈眶。王文瀾這個人平時是從來不動感情的。我因此而對他非常尊重，對他的選擇我絕對是讓路的。他除了音樂就是書，現在我們家最大的一間屋子不是人住，而是書住著。王文瀾高興的是能在書房里搭一個小床，他覺得這是最好的地方。” “因為牽手已經很晚了，已經失去了太多的時間，所以我們現在盡量多地在一起活動。我們給自己留了盡量多的時間，星期天能不安排工作就不安排工作。睡個懶覺，一塊兒去買菜，回來有阿姨做，可以聽著音樂、各自翻自己的書。孩子在家因為有□姆，你可以隨時跟他玩，也可以隨時不跟他玩。大的博覽會、音樂會、畫展，我們都不放過。我們對瑣碎的生活特別有興趣，這兒缺一個水晶瓶，我們一起找去，一直找到滿意的為止。一張桌子放在這兒不合適，搬一搬，還覺得不合適，就把它清出去，再去買一張。包括碗，發現這一批碗不好，有一批特別好的就把它換掉。我們家一點都不豪華，但鮮花不斷，因為都喜歡。大家都特別在乎自己生活的環境，在有可能的情況下，盡量過得舒適一點。” 成功的女人應該在家庭中也是美滿的 倪萍說她是在被動的前提下當上了制片人，“有人說這是我夢想的職業，我一點都不夢想。我是個不愿管人的人，現在所有的人和事你都得管，這是最直接的轉變。”她說，《聊天》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尊重嘉賓“我可能會給嘉賓十個題目讓他們選擇，聊工作，聊家庭、聊成名、聊衣服、聊吃飯都行。把嘉賓表達的欲望聊出來是我最大的心愿。”倪萍對節目的前景深信無疑。她說，電視需要集體力量，需要大量的投資。“中央電視臺為我發揮潛質提供了最好的舞臺。很多人覺得做電視年齡是一個問題，但我覺得，談生活，談家長里短，四十歲其實是個開始的年齡。二十歲的人坐在那里確實年輕漂亮，但說到孩子，說到家庭矛盾，說到夫妻之間，說到婆媳關系，她都沒有體會。像我們這個年齡，你寫出來假的都不行，說出來的就更都是真的。” 一方面執著于剛剛開始的新事業，一方面又特別向往家庭的田園場景。倪萍說，“按傳統說法，一個事業成功的女人就已經成功了，我覺得事業上的成功還不能說是成功，完美的家庭，母親與妻子的角色都特別重要。我每天都在追求鮮活的東西，與周圍，姥姥、表妹、皮球，家庭每一個人打交道，我都不覺得是我自己付出。這是一種真的體驗，大家庭給我一種人與人之間最原始、最沒有遮攔的情感，這種生命力是任何事都不能替代的。我們家現在還用籠屜蒸飽子，飽子一定要用玉米葉襯著，因為放籠屜布會塌水，而玉米葉吸水，蒸出來的飽子是乾的。不用大鋁鍋、高壓鍋，是為了使飽子有韌性有彈力。每天早上一家老少都喝自己榨的豆漿，豆子是一粒一粒挑的，頭天晚上泡上，榨出來特別濃。大家庭每天給你的點點滴滴，集成一個道理，就是你得好好活著，因為大家彼此互相需要。” 倪萍說她喜歡單色，灰的、白的、黑的、藍的、藏藍的，都很簡單。 倪萍說她在家里是一個優秀的家庭婦女，“我會做家務，而且一點都不煩，從刷鍋洗碗到洗衣服熨衣服，從收拾家到看菜譜，非常有興趣。看菜譜是我最愿干的事，皮球都敬佩我，見到我做了一樣新菜就說我是科學家。”倪萍說，她現在仍然全身心地投入電視，真是因為“有那么點心愿還沒了。人都有點理想，這個事情還沒完，你就不會甘心，我大約就屬于這種情況。我想做著看，時間長短沒定勢，但做一天就一定努力做好一天，要是《聊天》真成了觀眾的日常生活，我的這點心愿可能也就了了。” 摘自《華夏.記憶》2000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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