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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魄與算計 文.王紹培 不久前發生在香港的“搶救國寶”事件無疑是牽動一時視聽的大新聞。先是兩家拍賣行罔顧中國政府的一再聲明，依然拍賣中國國寶；然后有香港愛國人士到現場抗議；最后北京的保利集團和北京文物公司不惜以五千多萬元的重金，收購回來三個獸首銅像和一個乾隆六角套瓶，國人大抵引以為快。因為事涉愛國主義和民族尊嚴，我原以為媒體自然會“輿論一律”，但最近國內一家大報上有一篇文章卻對此提出質疑。該文認為，國寶被人搶走，我們已遭受一回損失，現在又以天價收購，無異于遭受第二回損失。中國被人掠走的國寶不計其數，我們是否要一一回購？我們以收購的方式搶救國寶，無意中幫掠奪者洗滌了罪行。作者認為我們應該維持我們的債權地位不變。(大意) 看見這樣的文章，雖然并不以為作者講得全有道理，但是有一種議論風生的心智上的愉快。事實上，“搶救國寶”一事涉及許多層面的情感與道理，并不是那么容易□清的。一般中國人說起國寶，首先想到的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屈辱的一頁，而今竟然有人在中國的國土上公然拍賣，當然會義憤填膺；但拍賣行按商業法則操作其事，我們亦奈何它不得；另一方面，老實說，如果沒有此一次的拍賣，我們就沒有機會收回國寶，我們所擁有的就只是嚴正的要求，而嚴正的要求不大容易兌現。縱觀歷史長河，國寶被人占有(或彼此占有)的事情并不罕見。國際公約對于國寶的回歸雖然有明確規定，但是它沒有法律上的約束力，實行起來有不少的難度。一般的辦法是經過國家之間的談判，如俄國和德國曾經以談判的方式，交換被對方掠去的文物，但是也沒有把陳帳一筆鉤銷。文物在輾轉相傳中，大多成為私人藏品，于是這又涉及當地的法律規定。更有人認為，與其花這么大的價錢去收購流落在外的文物，不如更加妥善地保護好在家的文物；另外，中國的失學兒童數目龐大，五千多萬元可以建多少希望學校？毛澤東亦說，世間萬物，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我們照此可以說，兒童才是真正的國寶，讓他們有接受教育的機會，豈不更是當務之急？ 上面的各種觀點未必都正確，我們亦未必都同意。但是，在重大問題上人們愿意作進一步思考、并可以作進一步思考，顯然是好事。只是，對這些議論包含的意義，鮮有人作起碼的解析，則不能不說是憾事。我們或可以試作一粗淺的分析。 看過福山《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人，也許會對書中有關“氣魄”的論述留下深刻的印象。“氣魄”的希臘文原文是thymos，按蘇格拉底的解釋，它指的是城邦中的守城武士的主要特徵。蘇氏把有“氣魄”的人比喻為有大勇和怒氣、不惜為保護自己的地盤與外敵作戰的高貴之犬。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氣魄”意近“自尊”，高貴的人對自己的評價較高，自尊心亦強，在受到不公待遇時，會很生氣。馬基雅維利說人有追求光榮的欲望。霍布斯說人愛虛榮。盧梭說到過人的自尊。黑格爾說人有被承認的要求。捷克總統哈維爾在《沒有權力的權力》一文中談到青果商的故事，青果商在店鋪窗口貼上宏大口號，含有潛在的承認要求與自尊表白。因此，“氣魄”涉及尊嚴，涉及承認的欲望。“氣魄”會構成人天生的正義感，同時也是成為無私、理想主義、道德性、自我犧牲、勇氣和名譽的心理學基礎。甚至在經濟的自我利益上、在經濟行為的原初動機上，“氣魄”的作用亦非常之大。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一書中認為，人愛富厭貧的理由與物質匱乏沒有關系，致富的主要目的是要引人注目，從中可以引發優越感。 在有關國寶的收購一事上，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發現，哪些觀點與“氣魄”有關。花錢越多、越爽，越能顯示超人的“氣魄”，越能顯示我們不惜一切代價收回國寶的意志和決心。 為國企的老總叫好的人們，也是在有意和無意中，希望“以共感、滿足和贊同來觀察、注視和引人注目”，從中引發優越感(亞當.斯密語)。另一方面，那些強調經濟的理性計算的人，則與“氣魄”有一定的差異。他們要求的是算術意義上的合理，這是一種“工具理性”。 過于有“氣魄”的人，也許會付出過于高昂的代價；過于有算計頭腦的人，也許會失去自尊的美感。我們的觀點是兩者不能偏廢。盡可能地找到恰當的平衡點和交集面，無疑最好。 摘自《深圳周刊》2000年第2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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