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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智良，揭開中國慰安婦神秘真相 文／宮曙光
2000年3月30日，一個極其普通的日子。這天上午10點整，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上海師范大學隆重召開。 會上，一位勇吃螃蟹的中國學子──上海師范大學44歲的青年教授蘇智良，將自己用8年時間實地調查的中國慰安婦真相，向全世界公開曝光。他以其確鑿無疑的證據指出：日本侵略中國時，中國至少有20萬婦女被逼充當過慰安婦，并不是日本一些政客和學者一貫所宣稱的那樣中國根本就沒有慰安婦。中國是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其受害人數和程度遠遠超過朝鮮、韓國、菲律賓等。中國的上海是慰安婦制度的發源地和最大受害地，日本在上海建立的慰安所總計達83個，有些遺址至今仍然存在。日軍在中國的20多個省設立的慰安所不少于1萬個，中國現有幸存的已知慰安婦約150余人。 伴隨中國慰安婦真相的揭開，這位揭謎的青年學子也一下子成為新聞人物。國內外一些傳媒稱其為“中國慰安婦研究第一人”、“中國當今的正義戰士”、“一個有良心的中國學子”、“一個最關心婦女歷史命運的現代中國人”。 如今，蘇智良在他的寓所里又接受了筆者的采訪。 東京小聚，初涉慰安婦領域 1991年6月初，蘇智良作為公派客座研究員赴日進行為期一年的學習和深造。12月份，日本國內突然爆出一件震驚全國的特大新聞。日本《每日新聞》刊登了議員伊東秀子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演講，他公開指出戰時日本政府曾參與慰安婦徵集活動。這一消息在日本國內迅速傳開。幾天后，一群做過日軍慰安婦的韓國老太太在日本最高法院門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給予道歉和賠償。 與此同時，在一個周末的學術報告會上，一位日本教授問蘇智良：“據說戰時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你們上海，是這樣嗎？那幾位韓國老太太就是在你們中國充當慰安婦的？” 雖然蘇智良是一個研究上海近代史的學者，但當時對慰安婦這一沉重的歷史謎案一無所知，他甚至說不清楚究竟什么是慰安婦。
日本教授接著說：“這么重大的歷史問題應該把它搞清楚呀！否則枉做學者呀！” 蘇智良覺得日本教授說得很對，必須搞清中國慰安婦的歷史情況。從第二天起，他開始往返于東京的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查找資料，收集證據。可是，查了三個月，除了案頭越積越厚的報摘，最直接的有關中國尤其是上海慰安婦的第一手材料，卻是一字皆無。 而這個時候，他的公派訪問學者的一年期限馬上要到了，蘇智良不得不考慮自己的去留。經過仔細的考慮，蘇智良決定不放棄查找中國慰安婦材料的機會，要求母校再延長一年的時間，費用由自己承擔。他的申請得到了上海師范大學的同意。 留下后，蘇智良經人提醒改變了查閱方向。他直接到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這里保存著大量日本戰時的檔案以及有關日軍戰時的各類圖書。 1993年4月的一天，蘇智良被一本日文版圖書里的一張照片給深深地吸引住了。照片上的左右兩方分別是兩座木板房，中間是一片空場地。在空場地上有一個日本軍人正走進一個房間，他的旁邊有一個身穿和服的女人在服侍他。圖片寫著：楊家宅慰安所。他再看看書名，叫《從上海到上海》。是原在上海派遣軍做過軍醫的麻生徹男所寫的回憶錄。 6月11日，蘇智良帶著他在日本找到的那張照片、磚頭一般厚的復印資料、200多本日文版專業圖書和心中涌動的一個重大課題，回到了上海。 踏破鐵鞋，找到上海83個慰安所 1993年7月初的一個星期天，蘇智良帶著從日本弄回的那張照片，開始了對長江區楊家宅的實地調查。 他去了浦東新區、虹口、楊樹浦、軍工路、翔殷路等地，對叫楊家宅的地方進行查找，但仍沒有結果。圖片上的楊家宅到底指什么地方呢？ 他拿出上海地圖指南，仔仔細細地查看。突然，他把目光從軍工路旁的楊家宅移到不遠處的沈家宅，他決定到那兒去看看。幾位熱心的小伙子領著蘇智良來到了年愈80的史留留老人家。史留留聽完蘇智良所詢問查訪的事情后，很是鄭重地說：“你要問的地方，就在我們現在說話的這個地方。1937年8月上海抗戰爆發后，日本兵從虬江碼頭登陸，占領了沈家宅。不久，便建起十來幢木結構的平房，每幢房有10間房間，房間大約有10平方米，還掛起了“楊家宅娛樂所”的牌子。我們這里人都管它叫『東洋堂子』。” 蘇智良連忙從兜里拿出那張照片，老人看后肯定地說：“就是這樣的房子。這張照片就是當時的那個東洋堂子！” 蘇智良本著一個學者的態度，又詢問了幾位老人，他們均非常明確地說：“千真萬確，日本人在我們這里所造的孽，我們一輩子都不會忘掉。” 從這以后，蘇智良便背著照相機，在史留留等一些知情老人的幫助下，在上海的各個地方又開始了大范圍查訪。他幾乎走遍了上海的大小街巷，占用了所有的星期天，又找到了幾十位歷史見證人，拍攝了數百張照片。到1995年2月份，基本上搞清了上海的慰安所情況，認定上海的慰安所共計達83個。 耗費萬金，調查中華婦女受難史 1994年4月11日，《南方周末》以“慰安婦的眼淚”為題，對蘇智良找到上海沈家宅這一最早的慰安所進行了專題報道，同時還配發了兩張蘇智良視為最珍貴的照片和簡介。這個專題見報后，立刻在全國產生了巨大的反響。 上海師范大學決定將慰安婦問題作為一個重大課題進行立項，具體由蘇智良負責研究，希望他能在數年內把這個處于朦朧狀態的近代史疑案搞清楚，尤其是要把中國婦女所遭遇的劫難真相徹底揭開。 得到了學校的肯定和支持，蘇智良決定走出上海。他和妻子陳麗菲對現有資料進行了詳細分類，把調查的范圍初步定為兩大塊，即南方慰安所和北方慰安所。先以南方慰安所為切入點，南方慰安所以南京為第一站。蘇智良認定日軍在華實行慰安婦制度，野蠻徵集婦女作為性奴隸是在南京大屠殺后開始的。 1997年8月10日，蘇智良揣著妻子給他的1萬元錢，上了去南京的火車，開始他的中國慰安婦神秘內幕大調查。 如同在上海調查一樣，蘇智良在設有慰安所原址的周圍詢問上了年歲的老人。經他們回憶介紹，指明當年日軍在南京鼓樓一帶確實設有多家慰安所，里面有大量中國女子。 接下來，他又在白下路312號、桃源路3號、利濟巷普愛新村、中山東路、湖北路樓子巷、太平路白菜園、相府營、貢院東街2號等地分別了解到慰安所的大量情況，而且有些遺址至今尚存。根據日本圖書記載和對南京檔案的尋檢，蘇智良最后得出結論，日軍在南京所設立的慰安所遍布南京城的大小街巷，不少于300座，日軍在南京設立慰安所的規模遠遠超過上海。 南京調查初捷，蘇智良繼續南下。先后對杭州、南通、蘇州、無錫、鎮江、楊州、常州、富陽、嘉興、定海、象山、金華、寧波等城市進行調查，并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年底，當人們準備迎接新年的時候，蘇智良向妻子要了1萬元錢，又踏上了去廣州的路途。在廣州調查完之后，沿著鐵路線北上，到了湖南省的幾個主要城市，然后又轉向福建、江西、安徽，再向西來到了云南、廣西、貴州、四川、最后到了湖北、河南、河北、山西、□西、北京、天津、內蒙，行程達幾萬公里。 在此次調查中，蘇智良通過當事人的旁證和一些當地檔案的記載，基本理清了頭緒。最令蘇智良慶幸的是他在山西和湖北見到了十幾位幸存的中國慰安婦，這些飽受磨難的中國婦女都分別向蘇智良進行了詳細的陳述，有幾個老太太還領著蘇智良來到了她們當年被日本鬼子抓去做慰安婦的土房和窖洞前，一邊哭著一邊講述著她們當年的凄慘經歷。 1998年4月，蘇智良在東北找到了有記載的慰安所400余個和十幾個尚存的遺址。5月，他來到海南，在當地人士的幫助下，于小小的彈丸之地竟然找到了60余座慰安所舊址，見到了黃有良、陳亞扁兩位幸存的中國慰安婦。在海南的查訪調查中，讓蘇智良十分驚詫的是，海南的原日軍慰安所建筑仍然絕大部分都沒有被拆毀或破壞，大量的舊址至今尚存。 至此，中國大陸除了西藏、新疆、青海之外，蘇智良硬是靠著他的信念幾乎跑遍了大半個中國，搜集資料達幾百萬字，拍攝照片幾千張，耗費約4萬余元，中國慰安所及慰安婦的內幕總算一一搞清楚了。 公開真相，赴日演講寫專著 從1998年5月起，蘇智良開始寫作中國慰安婦研究的專著。他每天除了學校的正常教課外，幾乎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了寫作上。 12月份，他接受日本一個民間組織的邀請，去日本演講日軍當年在華實行慰安婦制度的野蠻暴行。在當地華僑和日本民間組織的安排下，他先后進行了7場演講。由于他的演講有根有據，有照片有錄像有旁證有歷史資料，因此，所到之處無不人頭攢動，盛況空前。許多日本人當著蘇智良的面表示深深的愧疚。一些日本老兵不但幫蘇智良維持秩序，而且還為他提供了許多資料。然而，除了有良心的日本人之外，日本的右翼勢力則大勢阻撓蘇智良的演講，破壞他的正義行為。 當蘇智良在大阪進行第八場演講的時候，一伙右翼分子開著30輛汽車圍住了蘇智良演講的會場，他們喊著“中國沒有慰安婦”、“日本軍人沒有徵集中國婦女”的口號，向蘇智良示威。 面對右翼分子的歪曲事實的鬼嚎狼叫，在會場上進行演講的蘇智良心中禁不住升起了憤怒的火焰，他用日語向急欲沖進會場的右翼分子怒吼道：“你們否認中國有慰安婦，否認那段歷史，這是白日做夢。請你們記住，真實的歷史是不容抹殺的，任何人也掩蓋不了。我告訴你們，作為一個中國學者，一個用多年心血進行實際調查的中國人，我有足夠的證據和理由向你們說明，日本軍國主義當年在中國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行，他們強徵中國婦女充當性奴隸。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最為暴虐的殘酷事件。這段歷史真相，不但我能證明，就是現在臺下的一些日本老兵也能證明，你們日本的一些學者也能證明……” 回國前夕，一些日本學者和韓國學者找到蘇智良，與他進行慰安婦學術交流。 一位韓國學者在與蘇智良商討當時日軍徵集性奴隸的實際數字時，提出了他們的觀點，即日軍當年所徵集的慰安婦是以朝鮮半島第一，總人數15萬左右；中國第二，總人數10萬左右，其余分別為菲律賓、印尼等國。蘇智良對韓國學者的這一研究數字提出了質疑，他認為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害國應當是中國，其次是韓國、朝鮮、以及日本。中國的慰安婦總人數當在20萬人。對蘇智良的質疑和“中國第一”之說，那位韓國學者也沒有反對，但他卻拿出1966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的《對女性施暴的報告書》，這份報告書明確指出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強徵朝鮮半島的婦女充當從軍慰安婦達15萬人之多，是受害國當中最多的。 蘇智良震驚了。“這個報告不科學，不完整，不準確，我一定要讓這個報告重新改寫。” 1999年3月，蘇智良的《慰安婦研究》正式推出。與此同時，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的古銅色牌子也正式在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的門口掛了出來。 由于《慰安婦研究》是中國第一部全方位探討中國婦女受辱史的專著，再加上此書以披露和澄清中國是日軍慰安婦制度最大的受害國這一定論為出發點，因此，這部專著又自然而然地成為世界上第一部披露慰安婦制度全過程的專著。 此書的出版，使一直在中國諱莫如深并充滿神秘色彩的中國慰安婦問題得以公開曝光。而為此付出大量心血和資金的蘇智良在媒體追蹤他的時候，卻帶著“中心”的學生并以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開始策劃召開國際聽證會的方案。 揭露罪惡，召開國際聽證會 1999年4月，蘇智良向學校提出舉辦國際聽證會的申請，并詳細闡述了召開聽證會的意義。學校領導非常高興，全票通過支持蘇智良籌辦這個會議。但由于經費緊張，會議費用只能由蘇智良自己想辦法。 實際上，蘇智良也并沒有想增加學校的負擔，他同妻子已經商量妥，準備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傾囊拿出。然后，再尋求一些外援，會議經費也就夠了。 然而，上海市教委外事辦鑒于蘇智良是以個人身份申請籌辦大型國際學術交流會，原則上不同意。蘇智良只得一遍又一遍地往高校外事辦跑，并把自己的《慰安婦研究》遞給他們過目，終于得到認可。 過了高校外事辦這一關，蘇智良又向上海市外事辦申請。本來上海外事辦應該是終審，但會議重大，敏感性強，外事辦不敢做主，便把報告送到了外交部。 蘇智良見多日不回音，便給外交部寫了一封長信，把自己的簡歷、調研、著書情況以及召開中國首次國際聽證會的目的全部傾訴于筆端。 不久，外交部通過上海市外事辦通知蘇智良，同意召開這個國際會議，并在批覆中特別對蘇智良的研究精神給予了高度肯定。 2000年3月30日，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聽證會在上海師大國際交流中心準時召開。來自世界幾十個國家的170余位學者參加了會議，會議由陳麗菲主持，蘇智良作中國慰安婦真相的公開報告。他以自己長達8年的調查研究結果向與會者進行了闡述。他特別指出中國是慰安婦制度最大的受害國，受害程度已經遠遠超過朝鮮和韓國。 由于會議在中國召開，又是蘇智良個人策劃的，所以，蘇智良成了所有媒體采訪的對象。 聽證會議上，幾個西方記者問蘇智良：“你用了這么多心血，耗費了家中幾乎全部積蓄，做成了這件事，可日本政府恐怕既不會道歉又不會賠償，你是不是白公布了真相？你覺得值嗎？” 蘇智良說：“任何一段歷史都有它本來的面目。作為中國學者，將日本人掩蓋的罪惡歷史揭開，是我的責任。至于我個人耗了一些錢財，那與我們民族的尊嚴受到挑□是不可比擬的。” 4月2日，大會通過了蘇智良起草的《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宣言》和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國人民認罪，向中國受害婦女進行賠償的白皮書。各國媒體對此進行了專題報道。會議結束時，蘇智良對記者說：“窮追八載，今天終于可以舒一口氣了。” (摘自《共鳴》20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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