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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銀行：重新打造競爭力 張華僑(廣州) 在國家開發銀行的一次內部會議上，秘書將工資單給行長陳元過目，這位平時使用自動轉賬、不過問工資數目的行長在看了工資單之后，也忍不住說：“我堂堂一個行長，一年才掙個三四萬。要知道，開行所管理的資產超過6000億元，每年新增的信貸也達到1600億元左右。行長的薪水尚且如此，他們將如何迎戰即將加入世貿后所出現的“人才荒”？ 如果機構調整、人員優化、利益分配格局重整、外資銀行逼近等帶來的震蕩能使四大國有銀行從官本位主導機制，發展到由職業銀行家管理，那么國有銀行也許會迎來一個發展的春天。 2000年3月11日清晨，中國銀行佛山分行的順德支行，掀起了一場有史以來力度最大的用人制度改革。 在一群員工焦慮不安的等待中，順德支行各部門負責人拆開密信，宣布了人員優化組合名單，宣布的結果是161人落選，這意味著他們曾經捧了多年的“金飯碗”被打破了，盡管他們失落的情緒強烈到無法掩飾，但是由市場來選擇人員的時代不可阻擋地到來了。 緊接著，順德支行這場用人改革浪潮，迅速向佛山地區的高明、三水、南海等地涌來，隨即而來的是整個佛山地區中行員工被震動了。 振蕩！振蕩！ 中行順德支行這次人員分流，表明整個銀行業變革的序幕正被徐徐拉開。而在這個序幕的背后，推動銀行變革的激流早已涌起。 今年2月，國務院決定，對中國證監會、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建設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負責人進行大調整，這是多年以來金融機構力度最大的一次高層領導調整。 信息傳出以后，國內外有關人士作了不同的預測。一些分析家認為，此次金融機構高層領導的調整，其目的是促使銀行的負責人提高處理業務的能力和金融管理水平。另外，這次金融機構領導的調整，也包含了政府希望在金融機構建立廉潔制度，打破一個單位長期形成的人際關系，并避免“集體作弊”的愿望。 如果說，這次銀行高層領導的調整，在銀行用人機制方面已經產生了相當的震蕩的話，那么另一個促使銀行變革的震蕩力量早已在日益逼近。 敏銳的分析家們注意到，1999年1月中國正式宣布取消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設立分支機構的限制，隨后還批準了美國兩家銀行在中國增設分支機構，這一系列的行動向西方國家顯示了中國金融開放的決心。緊接著到11月15日，中美入世協議的達成使國有銀行感到，挑戰國有銀行壟斷地位的強大力量，終于向他們席卷而來。對于中國銀行、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農業銀行這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而言，壓力尤其沉重。 對于國有銀行來說，阻礙變革的最大因素是人員如何優化配置。1997年中國的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共有員工168萬人，以工行為例，1984年成立時員工30萬人，1996年高峰期達到57萬人。而匯豐銀行在全球有5000個分支機構，員工總數才14萬人，其他跨國銀行大多也在10萬人以下。 顯然，這么龐大的隊伍，不僅使國有銀行的人力資源沒有得到有效的配置，而且在業務骨干待遇普遍不高的情況下，又要他們對銀行信用負責，這實在是一個艱難的選擇。 市場的力量 據悉，80年代進入銀行的一批領導，大多數是從政府部門調入或從部隊轉業的干部，他們幾乎沒有正規的金融法律教育背景。國有銀行的特殊壟斷地位，使它在中國一直沒有遇到強有力的競爭對手，這就使得國有銀行的領導與員工幾乎沒有動力去創新。因此，四大國有銀行在入關的威脅中，幾乎面臨一個共同的困惑：以什么機制進行人力資源優化配置？今年中國銀行總行一下子招收了100多名優秀畢業生，其動作之大超出其它國有銀行。此外，根據崗位的不同，增加了專業人才的配置比例，并著力提拔有能力的年輕人進入領導層，同時加大了對人才培訓的投入。 實際上，外資銀行已把中國銀行當作爭取優秀人才的目標。據悉中國銀行總行每年有40多名高級人才投奔到外資銀行。此舉實際上在向國有銀行表明；僵化、封閉的利益分配機制，已經不能調動人才的積極性，市場自身已經在顯示吸引人才的力量。為此，中國銀行總行計劃在向外資銀行開放的城市，相應提高中行人員的工資，以應對外資銀行對中行高級管理人才的誘惑。 在用人機制方面，中國工商銀行總行也推出了新舉措，其目標是建立一套對員工績效科學的評價機制，對那些業績突出的員工，在工資、獎勵方面給予傾斜。同時工行加大了對高級管理人才的引進，包括從國外引進受過良好金融教育的留學人員。 一個令人思索的現象是：中國銀行力度最大的人員分流是在廣東順德支行率先進行，而工商銀行順德支行也是在這里進行人員優化分流。這兩家銀行都選擇在順德進行人員優化分流，表明了在市場經濟發展得越快的地方，就越有一種力量能支持制度創新。 但是由于四大國有銀行還是按照行政級別來劃分，由財政部來統一核算四家銀行的工資總額，這就使得國有銀行不能像企業那樣，自主進行利益調節。在此背景下，國有銀行要求打破這種工資模式的呼聲日趨強烈。 機構合并：金融資源的重新組合 如果說用人機制的改革打破了銀行傳統利益分配格局，那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的省、市行合并，給金融業帶來的又是一個巨大的震動。 在省、市行沒有合并之前，一個城市的同一金融系統往往存在兩個金融機構；且都在一個城市競爭有限的金融資源，這不僅使經濟效益難以提高，而且給客戶帶來極大的不方便。如貸款權一般都在市級分行，縣里的企業申請貸款，要經過縣行、市行兩級審批，造成貸款時間被拖長。而合并以后，原來的市分行變成了支行由省分行統一管理，省分行得以打破地域限制，可以在本省跨縣、市開展信貸，并且集中金融資源開拓新的業務。 一些金融界人士分析，省、市行的合并，是一次金融資源重新組合，它不僅減少了管理環節，而且使金融資源能得到更有效的配置。 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于1998年5月率先完成省、市行合并后，僅半年多的時間就取得了令人振奮的業績，廣州各區的機構1999年實現利潤共5.92億元，同比增盈1.48億元，增幅達33.4%，存款業務在廣州地區激烈的競爭中，不但沒有受到機構調整的影響，而且取得了歷史最好的成績，人民幣存款余額已達525.4億元。比上年末增加82.3億元。 據悉，中國建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則計劃從經濟不發達的縣市撤出一定比例的分支機構，原因是一些縣市經濟發展困難，多家銀行在這里爭奪有限的業務，不但獲得的經濟效益不明顯，而且還要投入很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最后還出現了虧損。 來自側翼的壓力 從目前的競爭格局來看，一些城市的商業銀行將組成銀行集團，其戰略是利用集團人力資源、科技優勢，介入到一些投資數額巨大的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并逐步奪取國有銀行占據的市場。 而華夏、中信、光大、民生、深圳發展、浦東發展等股份化商業銀行，更是以靈活的經營策略與用人機制、在金融市場上急劇擴張，并已成為四大國有銀行的競爭對手。 很顯然，城市商業銀行的步步緊逼與股份商業銀行的擴張，各國有商業銀行是看得非常清楚的。而建行、工行從縣市逐步退出一些分支機構，就是要集中優勢，在大、中城市爭奪市場。 更重要的是，號稱“金融超市”的全能銀行已成為國際商業銀行發展的一大趨勢，這是促使四大國有商業銀行進行機構合并，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 花旗銀行、美洲銀行、匯豐銀行大力推進證券化和銀行網絡化等金融創新，突破服務地域和服務時間限制，向全球客戶提供諸如儲蓄、信貸、保險、住房、汽車等全套服務，并已取得良好成效，其平均資本利潤和資產收益大大提高，稅前利潤更是躍居全球銀行前列。 1999年11月9日上午11點30分，美國匹茲堡市市長湯姆·墨菲將鼠標輕輕一點，通過互聯網向機構投資者拍賣價值5500萬美元的市政證券交易瞬間完成了，開創債券網上交易的先例。由于越過了華爾街中間商直接將債券推向投資者，墨菲希望以此大幅度削減承銷費。他稱這次交易是第一次掌握了自己的命運。 墨菲的舉動只是受互聯網推動而發生劇烈變革的一部分，這種變革正在橫掃總額達13.7萬億美元的債券市場，并向華爾街的金融家們發起了有力的挑戰。 墨菲的舉動當然也震動了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四大國有銀行也當然希望迅速掌握自己的命運。如果說國有銀行過去是由政府來主導改革，那么今天電子化的交易使國有銀行由低效率的政府指導，變成由市場推動的自我創新。 股份化：職業銀行家的呼喚 盡管四大國有銀行在機構改革與人員優化組合方面邁出了一步，但他們仍然面臨這樣的困惑：國有銀行需要怎樣突破體制？在不改變體制的情況下，國有銀行靠什么來創新？ 一些金融分析家指出，國有銀行向股份化發展將是它走向強大的一個重要因素，這能使原來由銀行獨立承擔的風險分散，而由銀行、社會、企業共同承擔。 專家們提出的這種建議，在銀行內部產生了一些共鳴。因為股份化包含了他們期待已久的利益實現，當他們按照這種機制使銀行的利潤增加時，他們自己的利益也就得到了擴張。而單一的國有銀行機制，在妨礙他們利益實現時，也同時在阻礙銀行收益的提高。 實際上，在四大國有銀行的周圍，已有許多按市場機制運作的商業銀行。 深圳發展銀行、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率先踏上股份化的快車后，其稅后利潤明顯高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而員工的收人也與國有銀行拉開了距離。 而如火箭般升起的投資銀行(證券公司)，更是大批吸收急于進行利益擴張的高級人才，一個部門經理固定年收入約10萬元，一個外資銀行駐中國機構的負責人年薪約50萬元，而國有銀行一個處級員工的每月工資不超過3000元。這種收入上的巨大差距，不僅使我們看到用人制度上的差距，而且使我們看到一個人才權利價值實現的差距。 不久前，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公開表示，國有商業銀行改造成股份制銀行沒有政策上的阻礙，但需要創造一定的條件。目前條件的限制也許就是指國有銀行在盈利水平、資本充足率方面還有一定差距，而且四大國有銀行的財務狀況也根本未達到上市公司要求的透明度。 風險之源 其實政府也認識到，國有銀行低效率、低質量的運轉，不僅使資本難以有效配置，而且使壞賬、呆賬在不斷產生。在每年的金融工作會議上，一些領導就一再強調：銀行要切實改進金融服務，抓緊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爭取做到不良貸款比例不要再上升，更重要的是國有商業銀行無論如何不要發生擠兌風波，要嚴格執行中央制訂的方針政策…… 但是在國有銀行遲遲不能建立真正法人治理機制的情況下，這些政策往往難以達到理想效果。相反，國有銀行還會變成各種利益集團(如各個權勢部門和地方政府)獲得利益的工具，利益集團通過各種手段從國有銀行獲取信貸，也就獲得了利益。而國有銀行的資產是國家所有，即使出現大量壞賬，銀行也不承擔責任。 這就使得政府面臨一種矛盾：如果政府對一些高負債的國有企業不救援，那么國有企業就會陷入一種困境；如果政府有選擇地對部分企業救援，則會使國有企業普遍失去貸款的約束效力，使銀行壞賬更難解決。由于沒有一種機制促使國有商業銀行公開信息，即使銀行壞賬增加，也會采取長期遮蓋的辦法，不僅造成信息失真扭曲，而且對不良債務采取保護、縱容，使銀行壞賬越積越多。 如在中國西南地區某市，由于亂集資、亂批金融機構、亂辦金融業務，使這個城市成為中國少有的金融“三亂”重災區。當時，人民銀行以各種辦法提請這個市的政府要加強管理，但是一些機構在各種利益驅使下，違法不但沒有停止，反而變本加厲。一些金融機構明知虧空嚴重，仍以越來越高的利率誘使儲戶存款，用以填補前面的虧空，不少機構相繼出現支付危機，儲戶到期無法支取本金。 為了保證最低償還需求，這個市政府不得不向中央舉債12億元，自籌資全若干億。為了解“后事”，這個市及其他地區共舉債35億元，相當于這個市的財政收入的一半，這樣沉重的債務負擔，將使一些區縣財政多年難以翻身。 這種政府信用和銀行信用“捆綁”情況的出現，往往使政府的威信受到相當程度的損害，這是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由此可見，銀行信用的損害，可以導致整個社會的信用下降，而四大銀行向股份化發展，可以產生真正對銀行信用負責的職業銀行家，這對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是極其有利的。 來自外資銀行的挑戰 外資銀行從一開始進入中國就一直沒有停止過擴張，他們最終的目標是要在中國各地開展業務，并獲得利潤。 到1999年底，外資銀行在中國共設分行157家，而外資銀行的代表處已達248家。毫無疑問，外資銀行已成為挑戰國有商業銀行的一支強有力的力量。 從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來看，美國銀行的資本實力是最強大的。為了達到在中國開展業務的目的，美國的一些金融財團已經在美國國會中進行大規模的游說活動，要求國會議員像對待其他貿易伙伴那樣對待中國，投票支持同中國的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對美國的銀行來講，中美入世協議的達成，意味著進入中國金融市場的阻礙將會解除。 最近渣打銀行的研究報告預測，幾年后，外資銀行在中國貸款市場占有率會由現在的低水平上升至8%。因為中國在入關后5年內，會讓外資銀行經營人民幣業務。 從外資銀行在中國的擴張戰略來看，有些外資銀行敢于走在外企前面，派人先到中國進行調查研究，評估論證，替企業考察當地投資環境，甚至為企業做好投資項目分析。而結果是，外企項目投資所需資金很自然地大部分靠外資銀行貸款，當外資銀行不斷擴大對這些優質外企的信貸業務時，也就自然壟斷了外企的存款等業務。 另外，外資銀行還在迅速地爭奪中資銀行最優秀的客戶。因為中資企業為了擴大生產、增加出口，再加上有借助外資銀行走向世界的內在愿望，他們會傾向選擇那些效率高、態度好的外資銀行。如此下去，國有銀行將喪失一大批優質客戶。 毫無疑問，在外資銀行高質量、高效率服務面前，四大國有銀行必須重新塑造自我，必須徹底地拋棄僵化、封閉、壟斷的用人機制。必須從官本位主導的銀行體系，發展到由職業銀行家來主導。 國人希望的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在經歷一系列的機構調整，省、市行合并，重建人員激勵機制，拉大利益分配差距的震蕩后，會在新一輪金融資源爭奪中顯示強大的競爭力。 (編輯：張良)(配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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