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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恒：悲觀者最溫情 文/吳菲 攝影/盧北峰 背景 -上周，喧嚷了許久的《漂亮媽媽》坐鎮京城影院，輿論火熱，而票房慘淡。 -引萬千百姓哭笑流連的“貧嘴張大民”仍然沒有下文，北京紫禁城要拍賀歲電影，劉恒在眾多“好嘴”勸說之下，不知是否打算出手為“張大民”再拾“編劇”之筆。 -還有，隨筆《亂彈集》正在書店默默地賣著。沉郁的綠色封面上，劉恒當窗而立，字里行間，有風聲，遙遙而來。 -劉恒，北京人，46歲。作家，23歲起發表小說。然而今天他最廣為人知的是──他是電視劇《貧嘴張大民的幸福生活》的作者，電影《漂亮媽媽》的編劇。 “《漂亮媽媽》我不想談，《貧嘴張大民》我不能談�！� 語意堅決令人絕望，語氣卻溫和得近乎嘆息。劉恒最初在電話里給人的感覺是奇特的。 但他最終還是給了我時間，在“五一”節的下午。他穿過節日的車水馬龍而來，在和平門一處幽靜的茶室，他取出自己的存茶，盛情相邀：“來，嚼一塊兒冰糖！” -我從沒這樣被關注過 記：不談賀歲“張大民”，為保密？ 劉：不，因為還沒成型。 記：《漂亮媽媽》呢？ 劉：自己不想談。電影和電視都是好多合作者在一起創作一個東西，可能對好多東西我有自己的想法，但如果公開去說，實際上就是在貶低對方的工作，也像是想把自己給“擇”出來。可要是無視它的問題，直接地去夸它，我也沒有必要承擔這個責任。 記：但好像躲不過的，因為這個編劇是您。其實好多電影電視，觀眾都不關心編劇是誰。 劉：因為前面有一個《貧嘴張大民》。我寫電影電視也寫了十好幾部，很少有輿論這么主動地來找編劇問這問那，對你這么感興趣。可《貧嘴張大民》，我剛開始幾乎搶了演員的風頭。我不知道是為什么。 -我無法解釋張大民 記：我想可能是突然面對了一個多義的主題，一種可以多解的人生，大家想要請編劇出來說一說究竟哪一個解法算對。我印象最深的是您構思筆記上那句話：“反映生活的艱辛和對人際關系的破壞�！� 劉：我們院門口每個禮拜都有一個人推著三輪車來收廢品，是個農民，他聽傳達室的人說我就是《貧嘴張大民》的編劇，居然也拉著我，說他住的那個城鄉結合部，他周圍那些民工全在看這個戲，他說，你得接著寫續集呀，他們還要看。我從前的所有作品都沒有受過這么高的待遇，一個幾乎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普通人都拉著你要和你聊一聊。另一方面呢，一些知識份子，說“新阿Q主義”、“犬儒主義”,說什么的都有。這邊有人說你把這生活寫得太慘了,太悲觀了,站在他們對面的人卻說你在“粉飾太平”。 細講起來一個作品,寫成了之后它有可能從你原來的出發點生發開了,到了一些你自己都想不到的地方,甚至到了你現在也沒理解的地方。我現在就是這個問題,問我這個作品如何如何,我無法去解釋,解釋也徒勞,讓我評價張大民這個人物值不值得提倡,應該怎么看待,這更不是我的任務了。 -我的人生哲學是“中庸” 記：一直有人說張大民缺乏進取精神，而且他為這種虛假的幸福感所陶醉，他生活在一種艱難的環境中已經變得很麻木等等，您好像從來沒有正面回答這些問題？ 劉：實際上我就是不愿意直接回答。其實在這個小說里，或許是下意識的，但我的確強調了一點──“中庸”主義。 我認為社會的進化是非常緩慢的，不可揠苗助長。你從一個幾千年的專制社會、這么貧窮的一個社會一下子轉變到一個非常美好的生存狀態，沒有那么簡單。所以我覺得張大民這種忍耐，符合我這種改良主義的愿望，我覺得這是中華民族的長處，實際上中華民族確實是依賴這一個長處一直活到現在，一直發展到現在。 忍耐、漸進，盡可能自己救自己，這是我的人生哲學，中庸主義的人生哲學，非�，F實，要是有人批判的話我一點兒都不拒絕。 -《漂亮媽媽》傳遞傷感 記：我看張大民最感動的是您能看到這些底層的人，而且對他們充滿悲憫�！镀翄寢尅窇撘彩菍ｉT為他們而寫的一個電影�？煽戳穗娪坝幸环N感覺，似乎編導更關心的是給鞏俐寫一個她以前沒有演過的角色。 劉：我跟鞏俐合作過5個電影了。她是那種比較善良的孩子，骨子里有種很溫情的東西，她是真的愿意演這種角色。 記：而孫周，我記得您在《亂彈集》里說過他“情感之細膩如水銀泄地”。 劉：有一次孫周和我談劇本，偶爾聊起一次到農村去體驗生活，看見農民去買衣服，農民那個攤上衣服很便宜的，有一個老太太，她老抓著一件棉襖袖子在那兒摸，老問多少錢多少錢，嫌貴，走了。過一會兒又過去摸，舍不得，覺得好。孫周就在一邊兒看著，結果自己哭了。后來他過去把這件棉襖買了，送給這位老人。他是在一個飯店里給我講這個事兒，講著講著他自己哭了。 那種人生中傷感的東西，他能體會到。他拍這個電影，是想把自己內心的感受抒發出來。這個動機以及他們人品上的這個素質，我非常推崇。我覺得鞏俐、孫周如果能保有他們這種心地，他們將來還有更上一層樓的機會。我覺得這對一個藝術家非常重要。 當然作為編劇，我跟他們在這一點是相通的。至于我對這個電影的意見，是一些別的，藝術上的一些得失。 -電影教人相惜 記：《漂亮媽媽》最觸動我的一點，是我發現我從來沒有了解過小紅帽們是怎么生活的，他們是我的同事，他們每天給我家送一份報紙，我只看到他們是一些因重新有了工作而重拾驕傲的人，我沒有想到過他們那么艱辛。 劉：我到他們那兒去，他們也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最初還問：“你也是來找活兒的？”我就在外面蹲著，看他們分報紙，跟他們聊天。報紙有很多版，可是分著來，他們得一份份自己插，速度非�？�。天不亮就得去。我還騎著車跟他們送報紙，看他們上樓送報紙的時候不能把報紙全背上去，就＊＊跑上去再往下跑，生怕有人偷他的報紙，但有的時候還是丟。你們小紅帽規定丟了報紙得自己賠的。 我覺得生活的具體狀態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人和人的差距，以及隔膜，這是意味深長的。展現這些人的生活，實際是讓到電影院的人，你要是有相似經歷，能夠重溫一下，沒有這種經歷的人，看一下別人在怎么生活。 -我骨子里的悲觀主義 記：我注意到您的書，你最愛用的詞是“宿命”、“哀傷”、“荒涼”……您最想傳達的東西是什么呢？ 劉：我骨子里有一些悲觀主義的東西，不管蒙上多么漂亮的外衣，它也難以消逝。寫了《貧嘴張大民》，大家反覆問我“幸福是什么”，“你對幸福生活的理解是什么”，實際上嚴格說來，我覺得生活本身就是“不幸�！�，“不幸福是必然的”。人終逃不過一死，這個歸宿注定了人的幸福是很有限的，一個小小的癌癥就能把人的整個生命掌握在它手里，人反而無能為力。 我的悲觀主義也源自人和人的不理解。人和人之間的理解都是有限的，有的時候，相互間的不理解，相互間的誤會而引起的疏遠、敵對還有傷害，反而是必然的。這不就是宿命嗎？不是哪個人和哪個群體能夠自己解決的。 基于此，我在作品里展現的就是對這些東西的無可奈何，發出自己的悲嘆之聲，或者反過來，嘿嘿一笑，冷笑幾聲。 -悲觀者最溫情 記：但偏偏是您這樣一個悲觀主義者，寫出了那么溫暖的文字。 劉：這可能跟我早年受的教育有關，那個時候個人主義是一種恥辱。人是不可太自私的，我現在還堅信這一信條。 好在，對于現在的我，這種悲觀只是一種襯底，在這種悲觀的基礎之上，還有很多事可以做。在這種悲觀之上，我自己生發而出的態度就是──中庸，甚至還帶點寬容，對我不喜歡的東西我去理解。 記：看《亂彈集》，我喜歡那篇《拾薯》──“沒有撿到白薯，以后還有無數空手而歸的日子在等著我，然而母親在夸我，父親也笑瞇瞇地向我走來了。”是不是人生悲哀，所以我們更該互相溫暖和善待？ 劉：對。 (摘自《北京青年報》2000.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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