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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志
1955年5月17日我和胡風分別被押出了北京太平街的家，被公安部收容審查。此后10年來，除了審問員向我提到胡風時我才知道他還活著外，其余我對他一無所知。 1965年末的一天，公安部來車接我到秦城，將胡風接回家，算是結(jié)束了他在秦城監(jiān)獄的10年生活。 我們一家5口經(jīng)過了長期的思念和苦難，今天總算在同一個屋頂下團聚了，并且還過了個難得的團圓年。 一天，公安部一位負責同志前來通知我們說：要我們?nèi)ニ拇ò布摇Ｓ职盐医械叫∥堇铮艺f：「你要聽話，這是組織命令。我們會對你們負責到底。」 1966年2月15日，我們一家人在車廂里就要分別了。我忍不住哭了。僅僅兩個來月的全家團聚，就這樣結(jié)束了。何時能回來？何時能再見到孩子們？小兒子為了安慰我，表現(xiàn)得很高興，直說：「媽媽，一放暑假我就立即去看你。你們一切放心吧！」 天府之國的成都是個好地方，但帶著破碎的心，我們是無法領(lǐng)略它的美好的。在為我們準備的不算小的獨院里，除了監(jiān)督我們的兩三位干事外，見不著別的人，我們必須在這里度過胡風的最后3年刑期。 到六七月間，成都就來了「紅衛(wèi)兵」。各種戰(zhàn)斗隊在大街上穿梭似地跑來跑去，許多機關(guān)都被大字報貼滿了。他們通知我們不要再出門。 公安廳的負責同志來找胡風，要他寫對于“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尤其是要對30年代時的文藝領(lǐng)導提出揭發(fā)材料。他寫了一篇對「文革」的表態(tài)，說明自己的所有文章都應(yīng)該燒毀。而對當時的文藝領(lǐng)導（「文藝黑線」），他只聲明：如果中央愿意了解文藝情況，問我，我一定赤誠地回答；如果僅僅是要我個人寫什么揭發(fā)材料，那我沒有這身份，我只愿老老實實服滿刑期，決不說什么話。這樣，他就和上面鬧得非常之僵，甚至挨了管我們的處長的斥罵。不過，胡風的那份＊脾氣并沒有因關(guān)了他10年而變得馴順起來，他向那位處長提出抗議，還為此生了很大的氣。 二
就在9月初的一天，我們得到通知立即收拾鋪蓋行李到別處去。胡風要我?guī)c換洗衣服和一床被子就行了。天全黑時，來了一個人，看看我們的東西，說不行，應(yīng)該帶毛衣，最好是小棉襖，被子還要多帶。我們坐在堂屋里一直等到晚上12點，公安廳負責同志來了，才開始出發(fā)。 門外停了一輛改裝的吉普車，從后面車門跳下兩個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先將胡風押上車，我隨后坐在他的對面。 不知走了多久，只感到身上越來越冷，感到車子上坡下坡地在山間轉(zhuǎn)悠。到底把我們送到哪里去？我不敢問。在黑暗中，我伸手去拉胡風的手，看他冷不冷。他的手冰涼，但他還是握住了我的手。后來，他輕聲說了句什么。只一會兒，他突然站了起來，要和那位負責同志說話。守著門的兩位解放軍一下子都舉起了槍，如臨大敵，真把我嚇了一跳。幸好，負責同志馬上叫了「停車」，并說讓我們下去方便一下。我這才知道，胡風這是由于前列腺有病，憋不住了想要小便。 車子又不知翻過了多少山頭，顛顛簸簸地直向前開去。天快亮時，我們來到了蘆山縣勞改局的苗溪茶場。他們還讓我和胡風單獨住在一間房里。下面有一間小瓦房，住的是看管我們的老冷。胡風自從來到這里就食欲大減，頭痛，情緒也不好。我勉強拉他出門到附近山上走走，他也打不起精神，只想躺下，頂多看看老冷拿來的報紙。一二十天過去了，他越來越?jīng)]精神。 我想和他說點兒高興的話，他向我擺手說：「讓我安靜吧。」 最后，他終于躺倒不起，連稀飯都不想吃了。 一天夜晚，他忽然說要大便，我趕快扶他坐在痰盂上。他沒解出來，就用雙手撐著想站起來，口里一邊說著：「怎么起不來，起……」身子就往一邊倒去了。我一把扶住他，勉強把他扶到了床上。他頭一沾枕頭就像是睡著了。我感到這很不正常，就坐在一旁望著他，守著他。 他躺在那兒是那么地安靜，一點兒聲音都沒有。我心里不由得一陣緊縮，他不要就這樣去了。我一把抱住他的頭，親看他的臉，才算是聽到了輕微的呼吸聲。這時，窗外透進一線光來，正好照著他的整個臉部，那高高隆起的鼻子和深陷的眼窩，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 三 1967年底，一天忽然來了一批人，宣布要胡風立即去成都。來人要我為他準備過冬的棉衣和厚的被褥，我感到情況不好。胡風臨行時握著我的手說：一定要堅強，不要失望，一切都會好的。我也就報之以笑容，高高興興地送他出了門。到門外，我看到公路上，在他坐的吉普車后面跟著一輛載滿了解放軍的大卡車。 直到來年6月，茶場基建隊插上了造反司令部的大旗，我成了他們首要的專政對象。從他們口中我才得知胡風已被收監(jiān)。 直到1973年，我才又見到胡風，那是在大竹第三監(jiān)獄重逢的！ 我從勞改的地方坐了3天車才見到了已經(jīng)五六年不見的胡風，他側(cè)過頭望了我一眼，毫無表情。他們叫他跟我走，他站了起來，佝僂著腰，從那張大臉上我找不出一點兒過去的形象，我都驚呆了！ 他踉蹌地走著，留下鋪蓋卷在那兒。干部們很尷尬，我彎腰扛起了鋪蓋，帶他回到了小院里。干事說，今后你們就住在這里，生活用品我們會供應(yīng)你們的。還特別對我說：你的情況不同，可以要求上街的。 又是我們相對而立的時候，我看清了他的面容：不僅是消瘦，連那兩顆過去閃閃放光的眼睛，現(xiàn)都被耷拉著的眼皮遮得幾乎看不見瞳仁了，那臟破的黑大衣披在身上，他像是從破廟里出來的又老又臟的和尚。 他對我說：「讓你來和我一同受罪，一同受審，我該死，我該死……”」說著說著，他就想用手打自己。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順勢就跪在地上。我止不住失聲痛哭，他卻呆呆地望著我。這時，干事走進來，他倏地站了起來，干事命令他以后不準嚇我，他低著頭畢恭畢敬地站著答應(yīng)。一個一輩子昂首挺胸活著的人成了個癡呆兒。 后來我才知道，他在 1970年初被帶著手銬從成都押到這里，一路住的都是監(jiān)獄。到這里后，才由四川省人保組向他宣讀判決書，改判無期徒刑，并不準上訴。罪名之一是「關(guān)押期間書寫反動詩詞」；罪名之二是「在主席畫像上寫反動詩詞」。 他總是一個人呆坐著，要不就急匆匆地寫交代材料，還不讓我看。我還是偷著看了一兩次，都是一些無法想象的莫須有的「罪狀」，他都安在自己頭上包了下來。有一次他很神秘地告訴我：「你聽窗外有人咳嗽吧？那是給我的啟示，是要我承認我放了毒了，現(xiàn)在全城的人都患了傷風咳嗽的病，要我認罪，要我交代。」 他就這樣一再沉浸在這種自我想像和自我恐怖的狀態(tài)中。我向干部提出應(yīng)該給他一點兒工作做以轉(zhuǎn)移他的注意力，同時我自己也需要工作，否則我的神經(jīng)受不了。因此，他們就讓我們纏麻魚子（為織麻布用的）。纏麻魚子一個月能賺十多塊錢補償給公家，同時還是鍛煉。這活有效，他用心去纏麻、理麻，就不亂想了。但他手不巧，做起來很困難，也做不好。他又害怕了，說這樣交出去，將來開大會時又是一條罪狀。我就哄他說：你織吧，我給你改改。 大熱天，他要我做厚棉衣、厚棉鞋，棉鞋還要釘上厚掌。他說：不定哪天會送他走的，可能住水牢。他的思想這樣亂，身體也不好。天天為大便解不出來而發(fā)愁，他每天到廁所去好幾次，每次手上都有血，是痔瘡出血，可他又不肯看病吃藥。直拖到年底，他終于暈倒了。 四 不久，給我們換了住處，是新蓋的四間房。門外有二三分荒地，是我們勞動的基地。周圍仍是五米高的墻，但有一面是臨街的，可以聽到老鄉(xiāng)的說話聲。 這里的天地比較大，厚鐵門關(guān)著，只我們兩個人，談話倒是自由的。我們就談?wù)勥^去，談?wù)勛约旱氖潞团笥褌兊那闆r。一次，我說：「聽說整風交代歷史要從8歲開始，你就沒有交代過。現(xiàn)在你不要胡思亂想了，就從8歲起交代你的歷史吧。」他居然聽了進去，從那時起，他就一心一意地寫歷史材料，寫得很認真很仔細。這一來，他腦子里的恐怖幻覺似乎是被抑制了，他不但記憶力很強，連行文都和過去一樣嚴謹，但在每篇的后面還是要一再申明：「我沒有去過別的地方，我沒有干過別的事，如有，都是別人的栽贓。……」到年底，洋洋20多萬字的材料就陸續(xù)上交了。 每天傍晚休息時，我們兩人可以享受一下勞動之余的閑暇。我們種的菜除去自己吃外，還上交。這里面有他的一份功勞，他主要是幫我栽菜秧、抬糞水和澆菜等。 當時正是鄧小平同志復出的時候，經(jīng)常能從報上看到一些過去被打成“走資派”的領(lǐng)導或知名人士出來亮相或工作，所以他對自己的前途又產(chǎn)生了信心。但是，等到初夏，對他還一點兒動靜都沒有，他就又開始焦躁地胡思亂想了。 等到“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的精神終于支持不住了。他自己設(shè)想了一個空中專案小組，天天甚至時時在向他問話。他一個人望著天自言自語，說得很流利很詳細，真像空中有一個主審人在向他問話似的。到后來他幾乎是夜晚不睡，還叫我和他一同逃走，說是周總理在辦公室要接他出去，被壞人攔住了，我們快逃吧！ 我請求監(jiān)獄當局讓他保外就醫(yī)，得到的回答是他心里有火，等火散了自然會好的，所以連鎮(zhèn)靜神經(jīng)的藥和安眠藥都不給。 周總理的逝世對他震動很大，他寫了幾千字的感想，向總理謝罪，他覺得自己辜負了總理。幾天后，他忽然很嚴肅認真地告訴我，他的問題已解決了，基本上沒什么事，我也沒事。但是他仍偷偷地寫東西，寫在小紙條上，還藏在里面的衣服口袋里。我發(fā)現(xiàn)他是在寫詩，不過他寫了又撕了。他看上去情緒倒還正常。 毛主席逝世了，我們兩人站在房檐下，淋著毛毛細雨，和全國人民一樣向毛主席默哀致敬！ 已經(jīng)是深秋了，我們正坐在院子里搓玉米粒，忽然聽到廣播里傳出批狄克的評論文章。我馬上感到是張春橋出了問題，因為這天正是10月19日──魯迅先生的逝世紀念日。傍晚，干事送報來時我們就問他，他將北京粉碎“四人幫”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我們。 1979年1月，監(jiān)獄主管人員突然通知我們：上級來電話，你們可以出獄了。 自由的降臨以及隨之而來的種種變化對胡風尤其重要，一下了就使他擺脫了精神上的恐怖癥，使他還原成一個真正的自由人。 在這里胡風整整關(guān)了9年，我們曾談過如能自由地走在街頭，想干什么，想吃什么……現(xiàn)在「自由」似乎很輕易地來到，我們二人反而茫茫然不知「自由」為何物。 既然給我們自由了，我們就應(yīng)該試用一下，我提出陪他去大街上觀光觀光。下午的街道是冷清清的，我領(lǐng)他走的是大街，行人也不多。我們進了唯一的一家書店，他只略略瀏覽了一下架上的書籍。又走進食品店，他也沒有提出想買什么吃的。對這幾種自由他似乎都不感興趣。路過郵局時，他卻直奔了過去，原來他想給南京的大兒子發(fā)個電報。我想制止他，但他已寫好了電文「即日離此去蓉，父字」，同時還寫下了監(jiān)獄的名字。 天啊！這就是他20余年后走出獄門，得到自由時辦的一件大事！ （摘自《大地》200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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