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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索拉:瘋狂的音樂人

 文/白金 何強

 

劉索拉是音樂人,但大多數中國人認識她卻是通過其獲獎的中篇小說《你別無選擇》。

作為作家的劉索拉在20世紀80年代末著實火了一把。而作為音樂人的劉索拉在去年11月20日第二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上,再次引起國人的注目。

劉索拉第一次赴美是1987年,那時她本來只想去當地聽聽搖滾樂的。但當她聽到另一方土地上的鄉村音樂、爵士樂和布魯斯時,一下子著了迷。尤其是布魯斯,那抑揚頓挫的節拍在她內心深處產生了強烈共鳴。作為一個音樂工作者,直到此時她似乎才真正找到了自己畢生的追求。

1989年,劉索拉再度赴美。在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區,她很快成為布魯斯迷。她住在汽車旅館里,整日跟隨一幫「樂友」出入各種酒吧及演出場所,積極參與新潮流音樂的創作和演奏,并和爵士、藍調以及朋克等樂隊進行了長久合作。劉索拉以東方的面孔、深遂的民族文化底蘊、奔放的個性,贏得了當地華人和土著美國人的廣泛歡迎。這一階段的經歷對她來說至關重要,尤其與黑人音樂人的合作,為她的音樂個性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使她更清晰地認識到流淌在自己身上的民族血液有多么重要。直到那一刻,她才真正領悟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發現了自己所承襲的民族文化中竟然有如此多的寶貴東西。在劉索拉的記憶里,十幾年前在中央音樂學院求學時,自己對待中國民族音樂的態度是多么的可笑--如果誰說中國音樂應向老一輩人學習,她會像一個有逆反心理的孩子偏偏對其嗤之以鼻。如同塵封已久的思想突然遭遇新潮沖擊難免趨炎附勢一樣,對西方音樂片面的認識,使劉索拉成為中央音樂學院少有的「叛逆者」。直到這次音樂節上,與會的中央音樂學院師生還在對她當時的「胡鬧」侃侃而談。

音樂人劉索拉視音樂為人生最高追求。在采訪她的過程中,她不只一次說,寫小說只是覺得好玩兒。

1994年,劉索拉發表了她到美國后的第一張創作專輯《藍調在東方》。這張專輯中有兩個中國人熟知的故事--「伯牙摔琴」、「昭君出塞」。她的音樂靈感來自四川清音,同時揉合了大鼓、京劇念白、梆子腔、越調、黑人藍調、爵士樂、教堂音樂和說唱。1996年,她發表了第二張專輯《中國拼貼》。在這張專輯中,她以自身為樂器,探索了人聲各種可能性,重新定義了人類與聲音之間的關系和極限。時隔兩年,一張名為《纏》的專輯唱片由她自己創建的AL SO唱片制作公司推出,向全球發行。這張唱片表達了「各種裔文化的糾纏交結」,她邀請美國音樂界享有盛譽的爵士靈歌風琴與鋼琴家邁爾絲共同演奏。一下子使劉索拉在美國音樂界聲名大噪。

劉索拉對音樂的執著使西方的評論界把她定位為「瘋狂的音樂家」,甚至有人說她是「瘋子」或「巫婆」。于是,有人問她,在國外做中國民樂是不是容易賺錢。她爽朗大笑,然后又總是莊重地坦白:做文化千萬別想取悅任何人,那樣最終是死路一條,我是憑情感走向。

在美國,劉索拉一直把自己當成「黑人」。她認為黑人文化對自己影響最大,所以與她合作的大多數是黑人。她說,我開始以為去黑人中間可以像在國內一樣方便,以為人家見到外國人會連自己一天吃什么伙食都告訴你,其實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不同種族想融入他們的生活是非常艱難的。曾有一位女性黑人問她,「密斯劉,你在美國有過黑社會經歷嗎?」她告訴她,黑社會就是你們中國人常在電視電影里看到的那種被黑社會勢力控制的俱樂部。里面多是一些酒鬼、毒販、地痞和妓女。有時,她們會大打出手或爆發槍戰。

在美國,音樂人中尤其是黑人音樂人絕對不會擁有中國音樂人的社會地位。他們需要發泄,需要吶喊,需要一種比哭都難受的笑。或許這正是爵士樂和黑人藍調在世界某些地方風靡的根源所在。

幸好自詡黑人的劉索拉沒有真正過上黑人生活,但耳聞目睹的景況,使她對黑人生活與音樂之間有了更深的感悟。一談到這些劉索拉總眼淚汪汪。她說,我認識的一位黑人音樂人,他是很有名氣的爵士音樂家。他彈一手很棒的鋼琴。在一次演出時,我發現他的音樂特別怪異,近乎迷亂。后來才知道他不久前曾被一位有種族歧視的警察打傷了腦子,但他彈得仍然那么投入。

其實,劉索拉在中國仍然是位較有名氣的作家。也許人們從電視屏幕上看到淡妝短發、頗具男性風格、在舞臺上縱情演奏的纖弱女性時,把作家這個稱謂和劉索拉粘到一塊似乎有些不協調,然而這正是她的特質。

劉索拉其實也想做一個正常的女人。回到住所,她往往想盡辦法弄來一些米面、蔬菜,剛上手操作心情就煩躁起來,一生氣就把火熄掉,抓起錢包鉆進飯店。她覺得自己真是無可救藥了。

1999年11月20日,劉索拉在第二屆北京國際音樂節上和一些黑人朋友共同演奏自己創作的樂曲,引來了母校師生經久不息的掌聲。知名作家王蒙、史鐵生、王朔等文藝界名流也蒞臨助陣,為音樂節推波助瀾。

作家劉索拉喚來幾位作家朋友聽音樂似乎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這些作家朋友極少涉獵這種瘋狂到歇斯底里的音樂。當筆者見到史鐵生時,他正皺著眉頭一副若有所思狀:「頭一次聽爵士樂,真沒想到是這樣。這么多人都聽傻了,可能是這種音樂很貼近生命,并不是生活。我一直相信藝術不應該模仿生活,而要領悟。生命呢?是放在生活里折磨的,折磨久了會呈現出大小一樣的東西,我想索拉可能覺得寫小說不夠過癮,才又回到音樂里去了。」王朔更直接:「劉索拉是當初我們這些『憤怒青年』的崇拜偶象。我是看她的小說長大的。」

在音樂節期間,劉索拉的日程安排得很滿。盡管她很疲勞,但她面對采訪時又是如此激情依然。她透露,前不久完成了一部長篇小說《大繼家的小故事》,這是繼8年前的《泥沌加哩格愣》之后的第一部小說。在美國,空閑之余她還寫了許多隨筆,只是國內極少見到。

由于東西方文化的融合,劉索拉的音樂和文學作品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內涵和韻味。生活上,她活得灑脫且自由自在。人們總見她不停地笑,直到要離開祖國的最后半天,她還坐在中央音樂學院的大廳里回答青年校友的提問,腮邊蕩漾著掩飾不住的愉悅,笑得比誰都開心。

(配圖:16、18)

最近更新日期:2000年0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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