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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軍

（前言）一個中國大學生在聽方軍演講時遞上紙條，上面寫著：「日本侵華是否推動了中國歷史文明進展？我認為是。」

「知道『九．一八』嗎？！中國人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我曾在日本留學數年，因為窮，所以一直沒回過國。

作為打工，應一日本老兵之邀，我利用暑假在札幌市民會館給7名原侵華日軍老兵講過課。課題分4個單元，上下午共4節課，收入兩萬日元。這是我唯一的演講收入，為了這筆收入，我心中至今有個解不開的「結」。

在日本演講與在中國大學生中演講有巨大的區別，日本人是真心實意在聽。那認真的樣子我難以忘懷。

面對侵華老兵，我自我介紹我曾在日本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領事部工作過，還在《讀賣新聞》北京分社工作過4年。這些老兵都說：

「是嗎，要是那樣的話，我們感到你很親近。」

想起「九．一八事變」我的心里就發緊，眼前這些老人中，哪一個的手上沒沾過我們同胞的鮮血呀。我在一片笑聲中沉下臉來：「知道『九．一八』嗎？！中國人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教室里死一樣的沉寂。日本老兵們充滿滄桑的臉上堆滿嚴肅，像沉重負擔下的塑像。他們嘴角使勁地拉下來，使嘴角和鼻角間連出一條條深深的溝壑，像個「八」字。

一個老人打破僵局說：「你剛才自我介紹時說你是北京人呀。」

我說對了，說到「九．一八」時，我就是沉陽人；說到「南京大屠殺」時我就是南京人；說到「盧溝橋事變」時我就是北京人。總之，我是中國人。這是我唯一一次「打工演講」，是收取了報酬的演講。

「去大學演講」使我感覺到沉重、尷尬、無奈和彷徨起來

回國后我寫了本書《我認識的鬼子兵》，正版發行量很大，盜版量更大，后來又被改編為話劇和電影，我不期然成了一個小小的新聞人物。

于是，「演講」彷佛成了一個「朋友」時常敲敲我的破門，令我這個小人物去了不少大學演講。在領略酸甜苦辣的同時，我在「南京大屠殺」60周年的日子里，和CCTV主持人方宏進在《東方時空》對話；在大連、沈陽、北京、四川、香港等地與讀者見面，在當地電臺、電視臺與聽眾對話。漸漸地，唯有「去大學演講」使我感覺到沉重、尷尬、無奈和彷徨起來。

我發現不少中國的大學生對演講的心理狀態不是「要聽」，而是為了尋開心，因為演講者畢竟生存在與他們大相徑庭的精神世界里。演講時當眾給演講者提一些怪問題，讓演講者尷尬，下不來臺。或者當眾質問，表現出當代「幸運兒」的豪邁氣概。青春期在公眾場合向異性顯示「力量」，這也是自然的本能，無可厚非。但是，面對中國的屈辱歷史，個別大學生竟然能在大庭廣眾之中、眾目睽睽之下說出許多奇談怪論來，讓我瞠目結舌。

比方，一所大學的學生給我遞上來的紙條，有很多我就回答不了：

「我聽說一位大連人曾認為如果由日本人來治理大連，肯定比中國政府治理得好，對此你怎么看？！」

「日本侵華是否推動了中國歷史文明進展？我覺得是。」

「您是否覺得你的作品被政府當局利用了？」

還有一所重點大學，一個男同學認為「侵華戰爭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他還毫無顧忌地給我留下呼機號。

一個很漂亮的女同學說，中國觀眾看話劇《我認識的鬼子兵》時不該鼓掌，原因是「俗氣」。這個發言，讓我和一起演講的汪遵熹導演不知說些什么才好。

在北京教育學院演講時氣氛最融洽，原因很簡單，那里的「學生」不但都是成年人，而且，他們是從大學和高中來進修某項學科的在職老師。所以，他們有健全的歷史感。

在沈陽市的一所大學最讓人尷尬，我沒講5分鐘好幾百人就開始坐臥不寧，問其原因，眾口一詞：「我們等著跳舞呢。」于是，我明智地「就坡下驢」說：干脆！咱們一起跳迪斯科！

那一刻，我的心在流血。

沈陽的這所大學學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他們起碼應該忍受15分鐘之后再去迪斯科吧。這件事，我現在還無法不「耿耿于懷」。

更有甚者，在我演講時一位上海籍學生向我提問：

「關于日本國侵華戰爭所犯罪行的問題，日本向中國謝罪又怎么樣？不謝罪又怎么樣？謝罪的話，我們能得到什么？」

他的意思顯然是謝不謝罪都沒關系。

據說這位學生還有一套理論，他的理論是：「好比我和張三打架，被張三掄圓了給了我三個大嘴巴。我能天天追著他的屁股讓他向我道歉嗎？」

上海籍學生提問之后，舉座沉默。

這時一名叫陳一的女學生告訴他：「我們得到的是尊嚴！」

她的話立刻被掌聲淹沒了。誰說今天沒有趙一曼？誰說今天沒有八女投江？誰說今天的人們除了錢什么都不關心？誰說今天的中國青年們不關心歷史上的恥辱？誰說謝不謝罪中國人無所謂？！陳一的發言就是中國人民的心聲，如雷的掌聲就是當代大學生們的堅定態度。

可那個上海籍學生還要和我辯論，他要我的「伊妹兒」，跟我沒完。我很想和這個學生打架，給他當眾來個大背胯。但是，這個辦法畢竟很粗野。我最終還是決定要說服他。

我遠在成都的朋友，收藏家樊建川先生托人送來一本叫《「八．一三」日記》的收藏品，我準備把它整理出來在上海《文匯報》上連載。然后把連載的《文匯報》送給這位在中國人民大學學習的上海籍男生。他可以關心怎么賺錢，也可以關心具體得到什么實惠，但是他不應該忘記1937年8月13日侵華日軍在他家門口犯下的滔天罪行。

這本日記起止于1937年8月12日－－9月11日，共記31天。日記的記述者叫張德治，當時就職于上海長城唱片公司。淞滬抗戰爆發的前一天（即1937年8月12日），作者目睹形勢，以一個中國人的直覺，自忖一場大戰迫在眉睫，自己有責任記錄這一段歷史，便在日記中寫到「虹橋事變發生后，滬上情勢步步緊張，數日內戰事勢必爆發，擇今日起將新聞戰況載于冊中，俾留紀念。」

作者在8月12日的日記中寫到「今晨九時一刻，因有日軍三十余人進攻八字橋，發生沖突，槍聲密似連珠，即被我軍奮勇擊退。」在這段文字之上眉批四字－－「滬戰爆發」。區區四個字，令人觸目驚心！

8月23日，「炸彈落于日升樓，墜落地點四度路，路口交通警亭附近，轟然一聲，全市震動，滿街血肉橫飛，遍地陳尸，慘不忍睹，在此遇難者四五百人。」

8月31日，「我軍在羅店鎮屢得屢失達六七次，此數晝夜之沖鋒、肉搏，分左、中、右三次包圍，使得完全克復。」

……

我不相信這本日記對那位上海籍學生會毫無觸動。

為了教育這位學生，我幾乎每一天都擠出時間和幾位原侵華日軍老軍人聯系。我希望他們能到北京來，就去中國人民大學演講。

在北京工作的79歲的田中先生在侵華戰爭時是關東軍的中尉軍官。我告訴他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的言論后，他大驚失色。「每年我們有5000左右的學生來北京參觀盧溝橋抗日戰爭紀念館，在北京的中國大學生有多少人去看這段歷史呀？」他問我。

「據我統計有一百人吧。」我回答。

田中先生反對侵華戰爭，反對時至今日日本政府不向中國人民謝罪。他說，1945年，他們在東京的下級軍官就曾經秘密商談過，要用什么方法脅迫天皇早日投降。他詳細地用中文講了對1890年中國大清政府的看法，還有日俄在大連的爭斗，日本瓜分山東而引發的「五四運動」，關東軍的由來，等等，等等。我一邊聽一邊想：此時此刻，中國人民大學的同學們在該有多好。－－聽聽侵華日軍老鬼子給我們講了些什么，這種機會怕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但是，田中說為了這個上海籍的學生，他樂意去大學演講。

「我已經87歲了，能在貴國謝罪，也許是最后的機會了。」

本多立太郎先生今年87歲。1939年他作為召集兵來到中國。1943年他再次被召集入伍去日本國北千島服役，1945年被蘇軍抓到西伯利亞服刑，1947年8月回國。對于我的邀請，本多先生非常客氣，他給我來的信，每一封的開場白他都用「機下」這個詞匯。

「機下」的意思是，我跪在你的面前。

他知道我兩個叔叔都慘死在侵華日軍的刀下。

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聲明：他和東史郎不同，他不會揭發戰友。他明確地告訴我：普通士兵沒有罪，有罪的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天皇。

十幾年來，他在日本國演講700次，共有8萬人聽過他的反對戰爭的肺腑之言。

我說：「你能給日本青年講，為什么不能給中國青年講講？」

「我是個有罪的人，我有愧于貴國國民。」他說：「對于你的一再邀請，我去不去呢？我在猶豫。我已經87歲了，能在貴國謝罪，也許是最后的機會了，還是聽從您的安排吧。」

寫這封信的日期是在1999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