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難發現,主旋律作品其實早已在不斷變革之中。要說《建國大業》有什么獨特之處,關鍵在一些電影修辭上。作為一部主旋律的作品,其主動市場化的嘗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如果不能潛移默化,就會影響宣傳效果。因為簡單直接的宣傳,很多時候容易引起觀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反彈。這是主旋律在過去幾十年發展中,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經驗。
●主持人:本報記者 支玲琳
●嘉 賓:杜駿飛(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研究員)
支玲琳:172位明星的豪華陣容,拷貝數創下紀錄,票房有望超過《變形金剛2》……作為“一次主旋律的試驗”,本周上映的國慶獻禮片《建國大業》所引發的社會關注,超過以往任何一部主旋律作品。對于這樣的主旋律作品您怎么看?
杜駿飛:“主旋律”原本是個音樂術語,代表一首曲目的核心旋律。在我們國家的宣傳和文藝部門,這個詞有其獨特的意涵,即要用符合國家利益和宣傳主調、具有特定形式和既定內容的文藝作品來占據舞臺,以強化主流意識形態,起社會教化作用。在此背景下,“主旋律”這個詞在各方的倡議下屢屢使用,并且大放異彩。當人們要進行某種宣傳時,就會去制作、宣講主旋律,但至于是否真正能夠達到觀念認同,達到“入耳、入腦、入心”,一直是關鍵所在。
作為國家意志的體現,主旋律的首要特征就是主流化。但處理得不好,就容易落入模式化、刻板化的窠臼。如果弘揚主旋律不影響百花齊放,那么主旋律顯然會受到人們歡迎,畢竟國家利益至上。因此,主旋律與百花齊放、宣傳方式與受眾需求,這之間的關系必須要處理好。不難發現,主旋律作品其實早已在不斷變革之中。所以,今天《建國大業》雖然題材主流,但走的是明星化商業化路線,嘗試與市場對接,對此我們絲毫不應感覺意外,畢竟變革總是大勢所趨。
支玲琳:盡管主旋律作品也在嘗試轉型,但不能否認,在某些主旋律作品的身上,“領導叫好、專家叫好、市場不叫座”的尷尬依然存在。其中的問題究竟何在?
杜駿飛: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主旋律文藝作品的轉變歷程。最早的當代模板,可以一直回溯到當年的樣板戲。而且在那個時代,這不僅是主旋律,還是唯一旋律。這和我們今天是完全不同的。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主旋律也開始轉變。先是聚焦歷史題材,也就是從歷史故事中對應現實,并且通過歷史故事講述意識形態。比如關于三大戰役、長征這樣的電影作品。這是第一個轉變。第二個轉變,是主旋律作品開始聚焦平民人物。小人物與主流政治生活的融合,也使得這種宣講更能貼近普通受眾心理,容易產生共鳴。第三個轉變,是開始具有一定的娛樂性和藝術性,像《黃河絕戀》、《紅櫻桃》等都是比較有代表性的作品。這期間,主旋律電影的進化和完善是實實在在的。其目的有兩個:一是在符合政治原則的框架下,盡可能發揮文藝的效能;二是在市場經濟大潮中,發揮市場的效能。而這兩者,在未來仍將是主旋律作品的變革方向所在。
基于此,要說這次《建國大業》有什么獨特之處,我想主要還是在一些電影修辭上。比如有大量的明星,有很好的故事,有溫和的娛樂性,有精良的制作,另外,還有耐人尋味的人物感情和心理的描述。其主動市場化的嘗試,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支玲琳:有專項資金、有專門獎項、有院線資源配置傾斜……這些年來,我們對主旋律作品的扶持力度不可謂不大。除了形式上的創新,主旋律作品怎樣在內容上得到大眾認可,是不是更需要我們思考?
杜駿飛:完全吻合國家意志的電影,西方也有不少。比如戰爭時期,受政府和軍方授意,也會拍一些宣傳片,起到宣傳和激勵的作用。傳播學理論的一支,實際上也正發軔于此。在和平年代,則大多源自社會的自發創作,主要表現為一種愛國主義的宣傳,弘揚對族群的認同,例如美國電影《外星人襲擊地球》、《珍珠港》、《愛國者》之類。我們也恰處在和平年代,改革開放的中期,國家有能力也有義務制作主旋律作品,關鍵是要認識到這樣幾個問題:
一方面,改善我們的表述方法。很多人覺得,如果不直截了當地宣傳政治方針路線,就可能削弱它的宣傳性。這其實是對傳播心理學的誤讀。如果教育不能潛移默化,就會影響宣傳效果。簡單直接的說教,只會引起觀眾特別是青年人的反彈。這是主旋律在過去幾十年發展中,所得到的非常重要的經驗。
同時,主旋律的未來,不僅在于改進“包裝”。形式變革固然重要,但任何事情都是里大于表。比如在歷史題材故事中,一定要尊重史實。哪怕只是做到這一點,大片就已經夠看的了。這些年,我們的電影作品中已經很少刻意回避某些歷史了,這很重要。
還應當提倡的是,要盡量鼓勵藝術家自由創作。這個自由是指在藝術表現方式上、題材選取上要有一定的創作空間。比如在愛國主義的主題框架下具體如何出作品,這應該是藝術家的事。只要是立場正確、思想進步、獲得廣大民眾承認的旋律,那就是主旋律。其實,優秀的主旋律作品所表述的,一定是符合歷史發展潮流的社會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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