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圈錢門”事件的張娜拉,在上海舉辦“張娜拉上海媒體懇談會”,與張爸爸一起,對“圈錢事件”進行了澄清,但媒體和網人依舊不為所動,認為她的表情不像道歉,有“嬉皮笑臉”的嫌疑,而且,一邊道歉,還一邊叫屈,把責任推給字幕,一點兒也不誠懇,顯然,張娜拉對“道歉仿真學”的把握還不過關,倉促之間出來面對公眾,果然沒能討好。
當然,事情攪起這么大的波瀾,和張娜拉的韓國人身份分不開,在國人心目中,經過《某某時報》過度渲染的韓國人,本來就前科累累,一直存著學者所說的“鄙華緣于文化自卑”的古怪心理,但換一個中國明星這么說,情況是不是會好點?———“我沒錢了就到廣州去演出”,“我沒錢了就到河南去演出”,或者“我沒錢了就到×國去演出”(當然,目前,還沒另外的哪個國家能夠榮任中國明星的撈金地),一樣是行不通的。這場風波的重點,在于其實誰都不能這么說話,是誰說的是哪國人說的,倒是第二位的影響因素。
分析馬克思主義的領軍人物喬恩·埃爾斯特曾提出“偽善的教化力量”,他說:“一般而言,聽眾的影響是用理性語言取代利益語言,用激情動機代替公平動機。公眾的存在使純粹個人利益的驅動變得不可能。……偽善的力量是公開性的一種效果。用‘偽善是惡行對美德的敬仰’來形容是非常貼切的。公開性不能消除卑鄙的動機,但可以迫使或誘使演講者將其隱藏起來。”
這段話可以有更大的理解,但往小處看,也適用于張娜拉事件。我們的文化有一種習慣,就是必須要把真正的動機隱藏起來,特別是那些與利益有關的動機。比如,人們習慣于在日常交接中,找到一些替代性的說法,去取代那些與利益有關的事物或者動作--菜市場里,人們會說“稱一條魚”,隱蔽地表達“買”的意思。而那些與利益、與欲望有關的動機,更是必須要隱藏的,或者要經過矯飾和偽裝的,“美食”是對食欲的提升和修飾,古代中國人行夫妻大禮,則默念是為了傳宗接代,而現在的所有強制拆遷,都得默念是為了市容、為了規劃、為了祖國建設大業,總之,與錢與欲有關的一切,都不可說,不能說,或經過矯飾之后再說。這不屬于秘而不宣,而基本是明而不宣。
沒能洞悉這種偽善的習慣,動不動要表露自己真實動機的,只好去做歌手(上句套用的是小時候經常聆聽的教誨“不好好學習就只好去做××”),拆遷辦主任之類的職務,想都不要想。
-本報特約娛樂評論員 韓松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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