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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在北京奧運會女子200米蝶泳決賽中，中國19歲小將劉子歌以2分04秒18的成績獲得金牌并打破世界紀錄。這是中國游泳軍團在本屆奧運會獲得的第1塊金牌，也是中國軍團在本屆奧運會上獲得的第18塊金牌。 中新社發 杜洋 攝

　　(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北京奧運會上，三大項最大的驚喜來自于游泳項目的劉子歌和張琳。奧運后，游泳中心明確表示，“走出去、請進來，擴大對外交流”將是未來發展游泳項目的趨勢

　　★ 文/萬佳歡

　　北京奧運會上，中國游泳項目取得一金三銀三銅的成績。用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李樺的話說，這個成績大體上完成了賽前所設定的“男子爭獎牌、女子爭金牌”的任務，“是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以后發揮得最好的一屆”。

　　無疑，中國游泳的最大亮點來自女子200米蝶泳冠軍劉子歌和男子400米自由泳銀牌獲得者張琳——小將劉子歌異軍突起，一舉打破世界紀錄；后者則完成了中國男子運動員在奧運會中的獎牌突破。自然，他們的培養方式也在一夜之間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

　　劉子歌：“民間交流”另辟蹊徑

　　與張琳的情況不同，劉子歌的“海外求學”走的是一條“民間渠道”。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初，劉子歌的教練金煒就在澳大利亞呆過五年，在當地的游泳界里積累了一定的資源和人脈。回國后，金煒開辦了自己的游泳俱樂部，在頭幾批學員中就招入了劉子歌。2003年10月，金煒通過私人的關系，帶著劉子歌和俱樂部中的石鋒等幾名選手抵達墨爾本，開始為期兩個月的“海外求學”。

　　在金煒看來，這是一次“純民間交流”的行為。除了吃飯住宿依靠他的一些國外朋友幫忙外，幾名隊員的出國費用——大概3萬到4萬澳元——都是由他自己的俱樂部支付的。

　　在澳大利亞，劉子歌等幾名隊員和金煒分別住在他不同的外國朋友家里。每天，他們只在訓練場上見面，練完后各自回家，過一種留學生式的澳洲家庭生活。幾周后，他們又轉到昆士蘭，到著名教練伍德的俱樂部中，與他們四五十人的大隊伍編在一個組，進行為期3周的訓練。

　　對于當時只有14歲的劉子歌，伍德給予了很高的評價，“他甚至希望她留在澳大利亞，”金煒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在訓練中，伍德給劉子歌做了很多點撥，對她技術上的進步幫助很大。

　　然而，訓練方面的收獲并不是劉子歌得到的全部，“實際上，當時大家都是按照一套計劃訓練，沒有做什么針對性的練習，”他說。

　　而劉子歌的兩次海外訓練實際都超過了兩個月，但去過很多不同的俱樂部，并沒有長期固定地在伍德的俱樂部中練習。“我們的海外訓練就像出國考察一樣，接觸了很多訓練方式。實際上，運動員出國并不是單單學習一種訓練方法，主要還是打開了思路。”金煒認為。

　　在海外，隊員們還見識到了國外的專業運動員的職業素養、進取和吃苦精神，學到更多無形的東西，這跟教練用語言進行簡單傳遞所獲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從培養自身意識的層面上說，我覺得海外訓練非常值得，”金煒說，“對中國運動員而言，在海外選擇一個有實力、高水平的教練很重要；此外，越小出去越好。”

　　張琳：“國有人員”受益“個體戶”訓練方式

　　張琳一直保持著好幾項全國紀錄，教練陳映紅2000年把他從二線挑進專業隊以來，一直為他樹立“打世界”的目標。“按他的水平，應該可以在世界舞臺上搏一搏。” 陳映紅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可到了2006年多哈亞運會，韓國游泳選手樸泰恒奪取三枚金牌，張琳與之差距拉大。張琳開始懷疑自己：“我還能往前走嗎？”

　　2007年世錦賽，張琳在200米自由泳項目中取得了第六名。1分47秒53是個不痛不癢的成績，跟往年相比，有一點點提高，但漲幅很小。在陳映紅看來，張琳遇到了其游泳生涯中一個巨大瓶頸。

　　后來陳映紅發現，對于張琳這個比較內向的選手來說，國內的訓練環境讓他在訓練中通常采取不太主動的態度，這使得訓練收效受到較大的影響。她萌發了帶張琳出國訓練的念頭。

　　2007年墨爾本世錦賽期間，陳映紅碰見了澳大利亞名將哈克特的教練丹尼斯。陳映紅向丹尼斯提出，張琳是否可以出國跟著他訓練，丹尼斯非常痛快地答應了。

　　剛開始，有人持懷疑態度：國外的訓練環境沒有中國好，能練成什么樣？但張琳態度堅決，要出去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

　　其實在2001年申奧成功以后，游泳作為基礎大項，國家體育總局給予極大重視。為了尋求訓練上的突破，游泳運動管理中心采用了“走出去、請進來”的思路。游泳運動管理中心主任李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不斷地吸收、借鑒先進強國的訓練方法和理念非常必要。”

　　陳映紅的想法自然得到了領導的支持，手續辦得順利。除了批準經費，國家隊還為訓練人員配了隊醫。當時第六屆城運會即將召開，張琳決定放棄參加這項獎金很高的比賽，同樣得到了北京市體育局和木樨園體校的支持。

　　三個多月后，陳映紅帶著張琳等四名隊員來到了澳大利亞黃金海岸的邁阿密俱樂部。他們在一家提供汽車接送服務的汽車旅館里包了幾個房間，開始了吃住自理的海外訓練生活。

　　開始讓張琳感到不適應的是訓練強度。丹尼斯的訓練理念是將比賽節奏融入到日常訓練中，每天都要保持很高的強度。這個要求對訓練強度一般的張琳來說有些吃力。“三周以后，他就有點頂不住了。”陳映紅回憶說。

　　有一次，張琳練習時血壓有些高，頭暈沉沉的，陳映紅讓他歇了一天。可第二天，丹尼斯堅持要他繼續按照高強度來游。游完后，張琳累到呼吸道都開始疼痛。回國以后，他對陳映紅回憶說：“那次實在是不行了，完全游不動了。”

　　陳映紅很清楚，再這樣練下去，張琳可能很難恢復過來。她向丹尼斯建議修改訓練方案。剛開始丹尼斯不很贊同，后來看到強度調節之后張琳明顯變好的劃水效果，他同意了陳映紅的建議。

　　經過這樣的磨合，中方和外方教練的配合也越來越默契。如果張琳很疲勞的話，陳映紅就會跟丹尼斯商量改成有氧練習；而訓練前，丹尼斯通常會很靈活地寫出自己的計劃，讓她提看法、做選擇。兩個月的訓練結束后，張琳的訓練能力有了長足的進步，成績也穩步提高，于是這段海外訓練又延長了一個月。

　　澳大利亞運動員是自己交錢進行訓練，訓練時間和形式都跟國內有很大的不同——每天清晨5點半下水練習，7點半訓練結束后，運動員們各自上班、上學，俱樂部和教練不管吃飯住宿。這跟國內隨時有現成食堂完全沒法相比。

　　陳映紅只能每天客串“廚師”，給張琳等隊員做飯。早上4點45起床準備早餐；8點半從訓練館回來，她得去菜市場買菜做午飯；晚上8點第二次訓練回來做晚飯。等隊員們都睡下了，她還要整理一整天的訓練日程。

　　這里訓練條件的艱苦也讓張琳等人吃驚。在早晨的訓練課上，俱樂部游泳池里除了專業練游泳的，還擠滿了鐵人三項等幾個項目的運動員。“最多的時候，七十多人擠在一個池子里訓練，我們都沒見過這陣勢。”陳映紅對記者說。

　　陳映紅逐漸發現，澳大利亞的訓練時間雖然很早，但有其合理之處——比起國內訓練中只間隔三個小時來說，國外每天的兩次訓練中間有六到七小時的休息時間，更有利于恢復；此外，早晨訓練還能夠提高興奮度，適應上午的比賽氛圍。回國后，她沿用了澳大利亞的訓練時間。

　　更讓陳映紅驚喜的是，國外專業的運動員利用業余時間訓練對張琳的刺激，使他出國以后比在國內時刻苦很多。從被動到主動、再到看到自己的希望，張琳通過海外訓練，成功地完成了“自我突圍”。

　　舉國體制下的海外求學

　　據陳映紅回憶，國際上進行跨國游泳訓練的現象在當時并不算太普遍。與張琳同樣在澳洲訓練的國外運動員只有個別來自馬來西亞和英國的，而且都是短期。

　　游泳中心主任李樺介紹，在中國，不僅國家隊中安排海外交流項目，各省和民間也都會有一些與國外的交流合作，要出國訓練，途徑很多。

　　對于運動員的海外訓練，官方顯然持支持態度，認可這種方法對提高中國游泳選手成績所發揮的作用。“總體上來說，我們在不斷地吸取一些國外先進的東西。走出去、請進來，擴大對外交流，是一個趨勢。”李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北京奧運結束之后的這些天來，就游泳項目的管理問題，國家體育總局方面一直在做深入總結，其中就包括如何更好地組織海外訓練的問題。李樺認為，中國游泳運動員大規模留學的可能性必須根據不同的情況而定，關鍵在于，這種外出訓練一定要“見到實效”。

　　對劉子歌海外訓練這樣的民間個人行為，官方顯然更難干預。在金煒眼中，與官方途徑相比，個人帶隊員出國訓練不那么“敏感”：既避免了申請經費時繁瑣的層層上報，也避免了壓力。“(官方途徑的海外訓練)得花很多國家的錢，練不好了回來也沒法交代”。

　　而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像劉子歌這樣的運動員若要提高成績，僅靠民間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金煒對《中國新聞周刊》的記者說，“我們對劉子歌的先期投入還可以，而到了后期，她的水平越來越高，訓練所需的經費也越來越多，光靠俱樂部已經無法承擔了。”

　　2004年，金煒帶著劉子歌“投奔”上海隊，后者在財力和物力上都給予了大力支持。“沒有政府的投入，確確實實不行。” 金煒認為，國外體制固然有其優勢，但中國舉國體制的長處也是別國所無法比擬的，“出國訓練會使隊員更加珍惜國家給我們提供的條件。”

　　李樺告訴記者，在北京奧運會之后，舉國體制這條“我們國家體育發展多年來的成功經驗和重要途徑”將跟“堅定不移反對興奮劑”的態度一起，繼續堅持下去。“2008以后，國家還會下大力氣來抓游泳項目，這方面我覺得不會有什么問題。”他說。

　　而對包括公派、民間等形式各樣的海外訓練行為，李樺也表示，國家體育總局正在進行總結，“下一步，我們對這些行為要做一些具體的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