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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劉翔近日從上海飛往北京報到，參加全國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與去年參加“兩會”不同，劉翔今年將帶著提案進京，提案的題目是《對創立競技體育教練員有效保障機制的建議》，他承認這份提案有別人代筆的成分(3月1日《成都商報》)。

　　對此，《中國青年報》評論員曹林先生撰文稱《兩會不盯劉翔時是中國政治成熟日》。對此觀點，筆者不以為然，甚至有些相左——只有公眾盯緊以劉翔為代表的委員們、代表們，我們的政治才會更加成熟。

　　首先，盯緊劉翔是公眾的神圣權利，絕非是簡單八卦式的“明星崇拜”或是“明星批判”。以劉翔為代表的“明星委員”，之所以行使“參政議政”的權利，都是人民賦予的，人民當然有監督“明星委員”的權利。并且，這種權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制度也好，知識精英也罷，都沒有權力剝奪媒體和公眾質疑監督劉翔們的權利。所以，盯緊劉翔們作為一種政治現象，是時下民主制度、代議制政體的合理存在，任何人都無權干涉。

　　其次，質疑劉翔缺席現象與提案內容，只是對事不對人，更不是質疑劉翔這一個人，而是在質疑時下政協委員產生的不透明機制，以及請辭制度。當眾多委員、代表確實達不到代表公眾話語權表達的時候，公眾自然會發出質疑之聲。前兩年質疑劉翔缺席兩會也好，質疑部分委員提案內容“雷人”或“跑偏”也罷，都不過是公眾想表達自己的話語權的表現形式。而這種表現形式，表面上看來是對“明星委員”的熱議，實質上是對政協制度瑕疵的一種糾正，對于我們的政治制度只會有利，而斷然不是為了批判而批判，更不可能讓我們的政治越來越感性和幼稚。

　　曹林先生在文章中說，“兩會是民主議政的平臺，左右著輿論關注視野的應該是議題的價值，而不是人的身份”，這話固然有些道理。可如果我們不去計較委員們、代表們的身份了，權力和財富的掌握者又何以主動讓出部分參政議政權利給我們的草根階層呢？一個胡小燕的例子(全國第一個農民工人大代表，曾公開手機號碼要幫農民工維權，結果手機被打爆，很多問題憑她自己的力量也解決不了，被部分農民工朋友誤解為“騙子”——編者注)就足以說明時下草根話語權表達的窘境了，難道我們還要守著冠冕堂皇的身份默不作聲？逼著公眾必須遠離“明星委員”然后非要去享受一種語言意義上的“政治成熟”嗎？

　　由是觀之，曹林先生文中所說的“兩會報道盯著劉翔們，體現著一種低級的、娛樂化的議政趣味，根本上是缺乏成熟的政治關懷和理性的政治思維”，只是部分媒體人的一廂情愿。至于意義與價值，也應該是“愛之深，責之切”公共意愿所為，于時下的政治制度也當然有建設意義，怎么說也不至于能讓我們的政治制度越來越幼稚，反而可以說，緊盯著明星委員，政治才會更成熟。

　　(王傳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