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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北京通過申辦奧運的前一年，一名新加坡公司的臺灣區經理結束出差行，到了上海浦東機場出境室，和他一起搭飛機離境的外國人不到20個。
2006年，他成了另一家外商公司的亞太區總監。清晨6點，抵達同一座機場，準備到香港轉機，出境室擠滿了各種膚色的外國商人，他們或用手機談生意，或低頭看著手提電腦，細聽他們的口音，有來自非洲、歐洲，也有韓國、美洲。
臨上飛機前，航空公司人員在登機口遞給他一張紙牌，上頭用中、日、英文寫著：“由于航線忙碌，若延誤起飛，敬請見諒�！痹瓉泶箨懟I備奧運以來，進出的國際班機大增，機場來不及因應，常常延誤班機起飛。
果不其然，機長宣布延后起飛，乘客也習慣了，不發怨言，有人戴上耳機聽音樂，有人閉目養神，一小時后，班機終于起飛。這名總監在晚上回到臺北，桃園機場入境室除了日本觀光團，看不到十個外國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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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六年，大陸對外商的磁吸效應，不可同日而語。“我如果還是30歲，一定要離開臺灣，到中國大陸發展！”一個11月初的晚上，臺北市美國商會舉辦一場聚會，兩名50多歲的美國商人語帶感嘆，和商會執行長魏理庭聊起心中未竟的夢想。
兩岸遲遲無法三通，臺灣地區已經被邊緣化，外商對臺灣當局愈來愈感不耐，只好加快前進大陸的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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