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一背景下，《刑法修正案(七)》的出臺，將“老鼠倉”等內幕交易行為推到了“法治”的聚光燈下。而今年5月發布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關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訴標準的規定(二)》，則通過量化內幕交易、市場操縱等證券市場違法案件的立案追訴標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此類案件中違法收益和成本之間的嚴重失衡狀態。

　　“有效的刑事制裁措施，可極大地提高違法成本，從而對違法者產生巨大的震懾作用。”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羅培新說。

　　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令韓剛極有可能成為內地基金業第一位因“老鼠倉”而獲刑的基金經理。這一消息顯然獲得了市場的高度關注。在一家財經網站就此進行的網絡調查中，對于“若韓剛違規屬實，被追究刑事責任的處罰是否過于嚴厲”這一問題，百分之百的被調查者選擇了“否”。

　　“老鼠倉”折射信托文化缺失

　　在資本市場，“老鼠倉”或許堪稱“世界性難題”，在中國同樣如此。

　　中國社科院金融學博士、中國基金網總經理王香奇表示，由于“老鼠倉”利用的大多是“未公開信息”，在中國內地刑法確立無罪推定原則的背景下，其認定和查處存在較大難度。

　　王香奇等專家同時表示，處罰并不應該成為監管追求的唯一目的。在完善相關法律、提高違法成本、加重處罰力度的同時，監管部門更應本著“有堵有疏”的原則，通過提供合理的投資渠道，降低基金從業人員的違法違規沖動。

　　實際上，層出不窮的“老鼠倉”事件，在暴露制度和監管缺陷的同時，更折射了整個基金行業的信托文化缺失。

　　中國建銀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裁高傳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信托文化中，受托人為了受益人的利益而忠實、善良管理信托財產是信托制度的基礎，它有賴于受托人的行為符合法律要求，更符合良心、正義、公平的要求。這也意味著受托人在履行職責時，要以良好的文化理念規范自己，以更高的道德標準實行自我約束。

　　道德和法律，無疑是信托文化賴以形成和發展的基礎。而在單純依靠道德無法杜絕危及市場健康的“鼠害”時，法律的介入顯得至關重要。這或許是韓剛案受到市場如此關注的主要原因。

　　目前，韓剛案的操作手法、涉案金額并未詳細公布，最終的結果也有待公安司法機關的調查、審理。不過人們有理由相信，這一開先河的案例，能為內地基金業重塑信托文化提供一個良好的契機。(記者 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