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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3日，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按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決酒后駕車、無證駕駛，導致四死一傷的被告人孫偉銘死刑。人們不由拿此案與南京張明寶案相比，認為造成五死四傷的張明寶，自然也應難逃一死。

　　判孫偉銘死刑算不算量刑過重？在回答這個問題前，應先看對他的定罪是否適當。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醉酒駕車與無證駕駛，都是交通肇事罪的具體罪狀，哪怕兩者疊加，也不可能使罪名發生質變。所以，絕不能將違法行為惡劣、危害后果嚴重，作為區分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關鍵。

　　那么，兩罪的根本區別是什么？當然是主觀態度，交通肇事是過失犯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是故意犯罪。在之前發生的第一起追尾事故中，哪怕孫偉銘是故意飲酒，或明知自己無證駕駛，由于他輕信能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所以不成立刑法上的“故意”。如果他追尾后沒逃逸，而是在現場被抓獲，肯定會被以交通肇事罪定罪。

　　本案的審判長在解釋定罪理由時說，孫偉銘“作為具有完全刑事責任能力的人，明知必須經過相關培訓并通過國家有關機關考試取得駕駛執照后才能駕駛機動車輛，但卻視公共安全，長期無證駕車并多次違反交通法規，反映出其對交通安全法規以及他人生命、健康或財產安全的蔑視，屬于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這種說法是用結果解釋動機，難以服人。按這樣的邏輯，一個人如果長期無證駕駛，一旦出現危害后果，就理所當然地構成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這不符合刑法原理。

　　問題的關鍵在于孫偉銘逃逸之后的行為。他在逃逸過程中，已經明知自己在大量飲酒情況下發生了交通事故，卻仍選擇高速行駛，并在此過程中軋過雙黃線。這時，就不能說是預見到危害后果發生，而且輕信能避免了。此時，他已經知道自己失控，也預見到會與對面疾行的汽車相撞，卻對危害后果采取了放任態度，是典型的間接故意行為。對這一行為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并無不當。

　　但刑事審判是在個案中實現具體正義，并不是一攬子工程，成都案件的裁判結果，因此不應成為南京案件的參照系。南京的張明寶酒后肇事案，雖然產生了更惡劣的后果，但從目前查證的事實看，他并沒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如果定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同樣是以結果定罪，無疑損害了法律的嚴肅性。

　　為避免司法機關再犯這種任意混淆的錯誤，被“民憤”牽著鼻子走，劉仁文教授昨日撰文《取消“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筆者認為，在社會治安形勢日漸復雜，犯罪手段趨于多樣化的情況下，取消該罪似乎沒必要。與非法經營罪、流氓罪等“口袋罪”相比，這一罪名更大程度上起到了“補漏”作用，實踐中也很少被濫用。

　　但是，為有效遏制公路飆車、醉酒駕車等惡性行為，確實有必要修法。路徑之一，是按照劉教授的建議，設立“重大違背義務致交通危險罪”，將上述惡意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變成危險罪，只要實施即可定罪。另一條路徑，只能是修改目前交通肇事罪的條文，提高惡意違反交規，導致惡劣后果行為的法定刑。但在法律修改前，必須實事求是，依法裁判。(夏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