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生現狀
在派出所里,當地政府領導以及警方與張文貴進行了兩個小時的談話,大致內容為法院劃撥存款是按程序執法。而張文貴攜母親到銀行哭鬧則是無理,輕者違法,重者犯罪。5月30日,由張文貴的幺公執筆,以張個人名義自愿寫了一份檢討書,遞交鎮政府和計生辦。在交納檢討書的兩天前,擠兌風波嚴重的28日,百勝鎮政府在銀行周圍張貼了通告稱,超生社會撫養費不會殃及親友,居民存款有保證。
隨著傳言被澄清,事態漸漸平息之后,張文貴也不再到銀行交涉。沒事的時候他會到對門和鄰居們打打牌。但是他仍然在想著“把事情搞清楚。” “這鎮子上百分之八十的人都超生,為啥就罰我們?”張文貴說,“這就是我不平衡的地方。”
在百勝鎮政府主抓計生工作的委員張在福看來,“百分之八十超生”的說法過于夸張。“從去年10月1日開始統計,到現在8個月,出生人口200多人。其中違反政策生育的才十幾個。”張在福說。但是,記者在當地接觸的居民中,“百分之八十”超生似乎并非虛言。記者以個人了解的情況追問張在福超生夫妻占夫妻總數的百分比。對方從抽屜里拿出一份統計表格,指著上面“秘密”二字說,“這個我肯定不能跟你說。”
百勝鎮上超生的兒童今年大多三至四歲,也就是說大都出生于2004年之后。當地育齡婦女向記者解釋,“2004年之前,每三個月做一次婦檢,在外打工的都要寄體檢表格回來。在街上查大肚子的。2004年之后就沒人管了么。”雖然張在福強調目前仍有季度婦檢,但他也承認,“如果婦女不去參加,我們沒辦法強制。”
2004年之前,與大陸大多數農村一樣,百勝鎮針對計劃生育一直有著嚴格的措施。“查孕查環,牽豬趕羊。”任當地計生辦主任已六七年的劉小鋒說。那時候,在每次婦檢前一天,由生產隊隊長將通知單發放到每一戶育齡夫婦家中,第二天,這些育齡婦女必須拿著通知單到鎮上的衛生院體檢,以證明沒有懷二胎或者私自“摘環”。“必須得有了醫院的婦檢登記才能過得了關。”鎮上的婦女們說。彼時,劉小鋒還是三十歲左右的小伙子,他每天的工作是“下鄉找大肚子”。然后用各種方式讓這些婦女到醫院把二胎做掉,或者讓一些已生過一胎的婦女裝上節育環。每天盯著婦女的肚子讓三十歲的劉小鋒“很不好意思”。2004年前后,涪陵區為打造重慶優質服務先進區,要求計生工作人員以更為人性化的方式“進行服務”。劉小鋒的工作從“孕后牽豬趕羊”變為“孕前宣傳和獨生子女獎勵”。現在,劉小鋒手下有大約6個工作人員,而每村都有一名計生專干。這些人員負責對育齡婦女進行計生宣傳。但是這樣的宣傳會議,很多村民因在外打工而無法參與。不再強迫上環和墮胎的“軟”方式在當地村民看來似乎意味著政府對于二胎的默許。“我們家住在鎮政府對面么,我老婆懷二胎的時候每天大著肚子從門口過,都沒人管么。”一位村民對記者說。據此,當地村民堅定地認為“要管就在大肚子的時候管,現在等生了再罰款,就是計生辦想要錢”。
而劉小鋒對這樣的猜測嗤之以鼻,“那是不可能的,我們收的社會撫養費全部上繳財政。我們的工資、獨生子女獎勵和節育手術費用都來自上面預算,去年有50萬。收支兩條線,罰款不可能有提留。”有村民向記者表示,他們所繳的社會撫養費出現過繳納兩萬只開一萬發票的情況。而劉小鋒稱“如若情況屬實,一定處理”。在計生辦要求提供當事人姓名的要求下,這些村民再不露面。
在計生工作由“硬”向“軟”轉變方式的前后,百勝鎮開始落實合并村鎮減少基層政府工作人員的工作,當地生產隊進行二合一,隊長由兩人變為一人成為常態。工作量的增大伴隨著外出打工者的增多,讓基層管理者難以招架。計生工作最為嚴格的時期,新生兒上戶口必須出具計生辦的證明,而沒有繳納社會撫養費的超生子女難以入戶。隨著村民法律意識的增強以及上級部門對于依法行政的強調,當地派出所不再與計生辦“聯動”。超生子女入戶后,父母逐漸把社會撫養費拋諸腦后。經濟危機發生后,在外打工的很多村民陸續回到鎮上,當地計生部門開始對2000年以后欠繳社會撫養費的家庭進行征收。而每年5月到8月都是當地計生工作的大力宣傳月。所以,擠兌事件發生前后一周時間,大量超生家庭收到征收通知。
在劉小鋒看來,這次對張文貴賬戶進行強制凍結和劃撥有“積極作用”,“之前從沒有用過這樣的方式,這樣可以讓大家知道,不繳社會撫養費可以這樣強制執行。”劉小鋒對記者說,“這幾天已經有人主動來繳了。”
擠兌事件平息之后,鎮上已經恢復了往日的平靜,除了銀行門口張貼的通告之外,這場風波在表面上似乎沒有留下痕跡。張文貴準備“把事情搞清楚之后再回溫州打工”。
但包括他本人在內的很多村民都表示,“錢是不會再存在那個銀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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