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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天，29歲的賀芳晚上必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開電腦，登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網站。“看看大家都在提什么意見，畢竟這是關系到老百姓的大事情。”賀芳說的是10月14日國家發改委網站發布了《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征求意見稿)》的事兒，而到11月14日該文件就將結束公開征求意見。

　　讓賀芳感到欣喜的是，在該《征求意見稿》中明確提出，到2020年，覆蓋城鄉居民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較完善的公共衛生服務體系和醫療服務體系，比較健全的醫療保障體系，比較規范的藥品供應保障體系，比較科學的醫療衛生機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形成多元辦醫格局，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基本適應人民群眾多層次的醫療衛生需求。

　　對于醫療改革，賀芳有著無限的期待。而回望過去的30年，賀芳的上一輩對于“看病”，對于醫療又有哪些不一樣的經歷呢？

　　80年代初

　　拿著三聯單

　　就像“圣旨”一樣

　　見證人：董文萍

　　1980年的初春，北京還十分寒冷，風刮在臉上還有點疼。但是董文萍顧不得這些，她賣力地蹬著自行車，心里面想著要盡快從大郊亭蹬到同仁醫院去，因為自行車的后座上是她的三女兒，在家摔破了膝蓋。

　　“廠子有一個衛生室，就給簡單包扎了一下，我覺得還應該去合同醫院拍個片兒，看看有沒有骨折了。好說歹說，人家衛生室才給了三聯單，要不50%的藥費報不了啊。”董文萍回憶起當初，那些場景仿佛就在眼前。

　　董文萍今年64歲，退休之前一直在北京東四環邊上一個化工廠工作。像董文萍一樣，許多年長的人對于上世紀80年代看病的記憶就是“三聯單”，好多人都說那就是“圣旨”，“看病基本上都是單位全包了，醫生只要看三聯單上的編號，就知道你是哪個單位的了，個人是全報銷，子女報銷50%。”

　　像“圣旨”一樣的三聯單其實就是三頁薄薄的白紙，上面有個人的信息和單位編號等。但就是因為三聯單帶來的“全報銷”讓董文萍記憶十分深刻，同時也有一些別的讓董文萍不能忘懷——

　　“那個時候連B超都沒有聽說過，醫生最常用的就是拍個X光片，你看現在核磁共振什么的都有了。”

　　“藥那個時候也特別少，特別單一，消炎藥也就青霉素、鏈霉素什么的，不像現在品種那么多，可選擇的余地大多了。”

　　“那個時候我們廠子衛生室里面還有一兩個赤腳醫生，都是背著個小藥箱，邊干邊學的那種，現在想起來讓他們看病還稍微有一點點后怕。”

　　“那個時候有急救的事情，就叫廠子里面備著的急救車，萬一本廠的急救車不在了，還能叫鄰廠的急救車，不像現在可以直接撥打120……”

　　董文萍的思緒像流水一樣緩緩前行，她不住地感慨過往的那些，也不住地感慨現在的一切：“30年過去了，什么都在前進，看病也越來越方便了。”誠如董文萍所言，如今的醫院增加了各類先進的診療手段、化驗方法、手術器械等。許多專科醫院，諸如耳鼻喉、眼科、齒科、呼吸系統、腦科、中醫、整形等特色醫院紛紛涌現。

　　90年代初

　　術前收了“點刀費”

　　術后退回

　　見證人：張之春

　　用“90年代”和“看病”這兩個關鍵詞搜索，就會出現一個上個世紀90年代醫療的流行詞——“送紅包”。在許多人的記憶中，上世紀90年代給醫生“送紅包(點刀費)”的現象極其普遍。

　　1992年，張之春的弟弟需要做膽囊摘除手術。在弟弟做手術之前，張之春已經用信封封好了兩個“紅包”。根據他之前從其他患者打聽到的經驗，一個信封里裝了600元，送給主刀醫生；一個信封里則是300元，送給麻醉師。“錢都是剛從銀行取出來的，嶄新的。”

　　張之春記得，他當時把醫生和麻醉師叫到了更衣室，“我就說我們是工薪家庭，沒有多少錢，這么點意思，還請笑納。”隨后，主刀醫生和麻醉師都將信封裝了起來。

　　但是讓張之春沒有想到的是，在手術結束之后，那名主刀醫生又將他叫了過去，還給他兩個信封，“就是我手術之前給他們的，太讓我意外了。”后來那名主刀醫生解釋說：“當時拿了你的信封，是為了讓你心安。”

　　其實，對于“送紅包”的記憶不少人都有，但是也有不少醫生稱，這種現象往往是一些病人家屬的誤區，一位醫生在其博客上回憶上世紀90年代有這么一段話——“病人往往有這樣的觀點，以為不送醫生紅包，醫生就不會認真看病，其實，這是誤解。真正的病人，不送紅包，醫生也會認真看病的，醫生不會拿病人的生命開玩笑！”

　　張之春也關注著新醫改的進程。他希望醫患關系以后會更加透明。

　　2008年

　　社區醫院成了

　　大醫院“預診部”

　　見證人：賀芳

　　前不久，賀芳的媽媽突然感到肚子痛。當時賀芳本想讓媽媽直接去大醫院急診的，但是她媽媽說，不是什么大毛病，還是先到社區醫院看一看吧。于是母女二人來到了社區醫院，但是當時醫生并未能做出明確診斷，于是建議賀芳的媽媽去一家三級甲等大醫院查一下。

　　“當時社區醫生就登錄了社區醫院與那家大醫院聯通的醫療服務共同體網站，還成功預約到了醫院第二天的專家門診，并直接把我媽的電子病歷傳送到了大醫院。”第二天，賀芳帶著媽媽來到了預約的大醫院專家處。

　　賀芳感慨地說：“從醫院接診到看上病，只花了不到10分鐘。而直接到大醫院看病，起大早也不一定掛上專家號。現在可好了，到社區醫院，就幫忙解決問題了。”

　　如今，社區醫院越來越成為大醫院的“預診部”。居民在社區衛生機構看病，根據病情需要，社區醫生可以幫助預約大醫院的普通號、專家號和化驗檢查，一般化驗結果則可以通過網絡傳回社區，方便居民查取。針對疑難病例，社區醫院還可以通過視頻請大醫院專家會診。居民突發急病需要搶救，社區醫院還可以出車直送大醫院，凡在社區建檔的病人電子病歷可直接傳送到醫院。

　　生活志

　　“四環素牙”

　　上世紀80年代，“四環素牙”讓人記憶深刻，那是當牙齒在發育礦化期間應用了四環素類藥物如四環素、金霉素、去甲金霉素、土霉素等造成的牙齒顏色改變或伴有程度不同的牙釉質發育障礙，尤以四環素讓牙齒變色最明顯。如今，隨著醫學的發展，“四環素牙”已慢慢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

　　“個性化體檢”

　　上世紀90年代末，“個性化體檢”興起。這是指醫生綜合考慮體檢者的性別、年齡等因素，制定出針對個人的體檢方案。這樣，一方面可以有針對性地為查體者避開一些不必要的項目，節省體檢的費用和時間，另一方面也不會遺漏大的病癥。同時，當時送禮送“體檢套餐”也一時成為風尚。

　　“片兒醫”

　　2007年，北京出現“片兒醫”，就相當于居民的健康“片兒警”，其職責不光是看病，更重要的是對居民進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引導。他們除了提供常規體檢、日常疾病診治、慢性病管理控制等醫療服務，每個家庭醫生團隊都在不同時期免費為社區居民提供“預防、醫療、保健、健康教育、計劃生育指導、康復”等全方位的健康及相關問題的幫助。

　　“健康檔案”

　　同樣在2007年，北京推出“健康檔案”，包括家庭健康檔案和個人健康檔案。家庭健康檔案每戶一份，個人健康檔案每人一份，以家庭為單位成冊。個人健康檔案記錄個人信息、健康狀況、過往病史等五十多項基本信息。對于患有高血壓、糖尿病、冠心病、腦卒中、腫瘤的病人，其健康檔案袋上分別貼上紅、綠、橙、藍、黑色標識加以區分。健康檔案建立后，家庭醫生每年至少隨訪記錄四次，進行動態管理。(記者 于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