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能談談在當“星期日工程師”前,您的工作情況嗎?
韓琨:那時候是計劃經濟,退伍到地方后,組織上在上海市橡膠研究所給我安排了工作,負責橡膠技術研究。
記者:您是怎么當上“星期日工程師”的?
韓琨:我曾經一直認為是對方三次登門來請的,是一片誠心打動了我。現在想想,他們三次登門都是有計劃,事先謀劃好的(笑)。有一天,上海奉賢縣錢橋工業公司經理云清就找到我家來了,說他們想辦一家橡膠企業,希望讓我去當顧問,我沒答應。
記者:后來怎么答應了?
韓琨:沒過多久,錢橋鄉政府黨委書記親自到我家,說邀請我到奉賢去玩玩,其實想讓我參觀他們的工廠,我到那一看就更不想去了,很破爛的幾間房子。參觀了一會,突然碰到他們廠的一位業務員,說他們想制作微型軸承密封圈,但大工廠嫌麻煩不給做,小工廠又沒技術,很著急。我一聽就來勁了,因為這個是我的老本行啊。我就開始給他們講,這個密封圈其實做起來很簡單,給他們介紹了應該購買的設備、廠房,還大致講了講管理。他們可就聽進去了,沒過多久我再過來看時,發現他們把設備都買了,廠房也建了,都是按我說的做。于是我正式接受了他們的聘書。
我是知識分子,第一次感覺有人這么重視我,做事情這么快,很感動。另外,他們按照我的想法花了50多萬買了設備,如果做不好我就是罪人了,所以我當時就是想讓他們知道,他們聽我的聽對了。于是我每周日從上海趕來進行指導,技術攻關,還給他們培養技術人才。
記者:沒想過有什么風險嗎?
韓琨:沒太想,研究所里面領導都知道我在當“星期日工程師”,他們沒有反對,后來我的密封圈實驗成功了,他們還到奉賢去參觀過。
記者:那后來的“韓琨事件”是怎么發生的?
韓琨:1980年,錢橋工業公司一次性獎給我3300元獎金。不久我就被幾個便衣請到了上海市檢察院,對方很客氣,告訴我不用再去研究所上班了,每天到檢察院去交待情況。
記者:您的“韓琨事件”曾經在全國掀起了一個科技人員兼職大討論,這些您怎么看?
韓琨:旋渦的中心其實最平靜,我當時什么都不知道。從檢察院回到研究所后,領導不讓我做技術工作,改到車間里勞動去了。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報》在頭版刊登了《救活工廠有功,接受報酬無罪》的文章,引起了中央的重視,下結論是無罪。
記者:作為“星期日工程師”中影響最大的人,您怎么看?
韓琨:應該說,我切身地體會到改革開放真的能夠解放思想,解放生產力。改革開放前,我們這些技術人員在研究所都是閑著沒事干。要不是改革開放我當了“星期日工程師”,我永遠都不知道我具有開辦工廠、讓一個地區富起來的能力。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一生,應該說也改變了整個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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