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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處于不確定狀態，內心也充滿不安。在這種不確定的情緒主導下，維持著一個脆弱的生態
記者/陳曉(文)
重慶正在進行被稱為世界上最大的一次城市化嘗試，將有400萬農村人口需要在接下來13年的時間內“進城”——進入重慶“一小時經濟圈”。“進城”的通俗解釋是“希望他們不要再單純靠土地生活，從工業中找飯吃。”重慶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副所長鐘瑤奇說。她是重慶市農村勞動力轉移與人口遷移課題組組長。
在渝東北，230萬待轉移的農村人口分布在長江沿岸19個區縣的崇山中。云陽縣是其中之一。站在云陽縣的長江第一梯青龍梯上遙望對岸，對政府要轉移的勞動力對象會有一個更形象的認識——他們散布在江對岸層巒疊嶂的山間，沿江而居的，大部分已經依靠在外打工的收入建起了兩層樓房；幾乎每棟樓房后面，都有一兩個家庭成員已經進入城市;住在山腰的，人均占有耕地不到半畝，到2009年，江水漲到175米水位后，甚至人均不到1分地；住在更高的山頂的，通常在坡度25～30度的土地上耕種，沒有自來水，沒有固定電話，也沒有灌溉的引水渠，因為往山上鋪設這些管線，是政府無法承擔的成本。
鐘瑤奇說，在城市化過程中，農民處于不確定狀態，內心也充滿不安。在這種不確定的情緒主導下，維持著一個脆弱的生態。具體到渝東北地區，表現為隨著水位線上升而減少的土地、隨著暴雨和時間不斷跨塌的地基、隨著物價上漲而越來越艱難的城市生活、和隨著工業化腳步逼近而越來越脆弱的農村生活。
稀少的土地和活動的山體
2007年10月15日，在云陽盤石鎮永安八組的一個農家小院里，劉代榮一家和幾個村民午飯后正在閑談。照例，談的最多的話題還是土地，結論總是：移民不該靠過來，2009年后的生活不知道該怎么辦。
由于一個宏偉的工業計劃——修筑三峽大壩，政府需要在渝東北地區轉移人口，治理滑坡，改善交通……從本世紀初開始，村民們的土地就因為這些目標一次次削減。永安八組土地數量的變化清晰地反映了工業化如何壓縮他們傳統的生活空間：
永安八組原來有31.8畝土地。在治理滑坡占3.68畝、修云利公路占7.52畝、本組修公路占2.58畝、“后靠”來的移民建房占2.54畝、還有山上退耕還林占部分土地后，現在還剩15.48畝。三峽工程蓄水后，“就地后靠”來移民52個人，現在一共有86個人平分這15.48畝地。
三峽工程蓄水分階段進行，永安八組邊的河水水位按156米、165米、175米幾次上漲。每次水位變動都會帶來一次土地的重新分配。永安八組村民現在每人約0.5畝地，等水位漲到175米，人均只剩0.18畝地。
同屬庫區的開縣渠口鎮劍閣樓村面臨著同樣的困境。由于退耕還林和一期蓄水后一些移民就地后靠，村民們聲稱自己的土地由原來0.4畝/人降低到0.1畝/人。
“從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來看，農村勞動力轉移并帶動農村人口向城鎮遷移，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鐘瑤奇說，“而對于渝東北地區，特殊之處在于‘生態的脆弱’”。
劉代榮的家在山腳下，屋前臨河，屋后是高坡，云利公路從坡上穿過。據地質勘察隊的人說，現在云利公路下的凹地，在多年前和公路是平的。但每年山體都會隨著山風和雨水悄悄往下滑動，日積月累，形成了落差幾十米的溝壑，劉代榮的家以及整個永安八組就生活在這塊活動的凹陷山體里。
整個渝東北地區都處于這種脆弱多動的地質環境里。為了保證三峽工程蓄水后，泥土不再涌入長江造成水體堵塞，國家花費巨資治理滑坡，僅僅在永安八組就投入了幾百萬。用30多公分的鋼筋，澆灌混凝土，筑成直徑約2.5米的水泥柱，打入河邊的地里，以阻止泥土向江中滑落。
但是在離河有2里路的劍閣樓村，并沒有國家資金投入治理。山體依然按著自己節奏運動著。胡道珍家是劍閣樓村6組里地勢最高的一戶。屋前的曬壩已塌落了1/3，廚房的一面墻也向外呈15度傾斜。這些都是1994年發大水時山體滑坡留下的印記。
雨水有時候成了這里生存最大的敵人。胡道珍說，每當遇到晚上下大雨，他們就不敢睡覺，隨時準備棄屋而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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