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革”中北大“第一張大字報”出籠的背后故事
文/余煥椿 鄭賀
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的出籠，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還是僅僅被“利用”？陳伯達、康生這樣的角色何以成為凌駕于黨的機構之上的“文革”干將？
余煥椿老師：
您好！
自六七十年代，您在《人民日報》工作多年，親身經歷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近年來您為記錄這些事件撰寫的一些回憶文章，給過我很多啟迪。遺憾的是，對于1966年6月初，經由《人民日報》對于大字報的鼓吹而使得“文革”轟轟烈烈起來這段史實，我一直深感興趣，但有關文章還少有涉及。
我沒有貼大字報看大字報的經歷，但我知道，大字報原本是民間表達自身觀點和訴求采用的一種形式，它還作為“四大”之一，在中國的憲法中存在過。到了“文革”，依然對大字報這種形式情有獨鐘，以至于1966年8月5日，毛澤東自己寫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我看到資料，最近，有人問寫了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你是怎樣寫了被毛澤東說成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呢？這個當年北京大學哲學系黨總支書記回答說：當時一心就是受了“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影響，就是起來保衛黨、保衛無產階級專政不變顏色，沒有想到自己的問題，也沒有想到自己會升官發財，也沒想到自己遭到厄運的時候怎么辦。我們能否相信她的表白呢？
圍繞北大第一張大字報，一直有爭論。一方認為是有人在幕后策劃的，是個陰謀；另一方認為，是群眾受黨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鼓舞的“自發行動”，沒有陰謀。它的出籠，究竟是某些人的授意，還是僅僅被利用？陳伯達、康生這樣的角色，何以成為凌駕于黨的機構之上的文革干將？
我想，您對于這些問題，應該能夠提供有價值的史實。
鄭賀
2005年5月27日
鄭賀：
你提出的問題的確是許多人都關心的，也是至關重要的。你是“文”革后期才出生的，但執著于這段你并沒有經歷過的歷史，但愿我掌握的資料能滿足你求真的欲望。
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1966年5月25日下午貼出的，標題是“宋碩、陸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什么？”。這是1957年“反右”以來北大第一次出現大字報，其矛頭直指北大校黨委和北京市委。
當天，北大校園出現了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最初支持者居多，但是維護校領導，反對聶的很快占了上風，有的甚至指責聶等人是“反黨大陰謀家”。很快，按觀點不同形成了兩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雙方各不相讓。辯論到激烈時推推搡搡，局面相當混亂。
當北大這把火燒起來的時候，毛澤東不在北京。本是玩火者的“中央文革”兩大頭目——康生、陳伯達疑慮重重，對于毛澤東是否能夠容忍采取這種形式開展運動，心里完全沒底。為了避免火燒到自己身上，他們決定先滅火，再伺機而動。當晚，陳伯達打電話給剛剛改組的北京新市委領導李雪峰，說北大形勢嚴重，怕大字報上街，怕群眾串聯，上街游行，要他前去制止。李雪峰說：“我不能去，因為中央沒有正式通知，師出無名呀。”隔一會兒，陳伯達又打電話說：“形勢嚴重，很可能發生游行。在北大如何貼大字報要做工作，不要上街。”李雪峰還是沒有答應。
李雪峰為什么不答應？那時，中央改組北京市委雖已成定局，但還沒有正式公布(正式公布是6月3日)。李雪峰要以華北局第一書記身份前往北大，非中央說話不可。與其說他推辭是有充分理由的，不如說他根本不敢不推辭。陳伯達急了，第三次打電話對李雪峰說：“非你老兄出臺不行了！”李不松口，還是不肯答應。陳伯達說：“那我們一塊去！”陳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又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話說到這等程度，李雪峰再不敢推辭了。這時，康生也通過國務院外事辦給李雪峰打電話，要他和蔣南翔一起去北大，說大字報可以貼，但不要搞到各個學校去，不要上街。接著康生又親自給李雪峰電話，還是要他去北大。
臨出發前，李雪峰與陳伯達聯系，陳伯達卻變卦了，說，“我正在改一篇社論，去不了。”李雪峰雖心里窩火，事已至此，也不好再變了。教育部部長蔣南翔、副部長劉仰嶠已經先到，黨團員干部會議也已開過了。李雪峰會下聽匯報，說，“會已經開過了，那就算了吧。”蔣南翔說：“雪峰同志你既然來了，我們再開一次。”于是，原班人馬又開了一次會，李只好將大字報要內外有別，要有領導、有步驟，不一定開大會聲討等等再講一遍。
康生一邊壓北京方面去北大平息事態，一邊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報告了聶元梓等人大字報的情況，并通過正在北大蹲點的曹軼歐，要來大字報底稿呈送毛澤東，不知是真擔心如果事情鬧大不好收拾，還是有意煽風點火。6月1日，正是《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當天，毛澤東見到大字報的內容，馬上打電話給康生、陳伯達，評價說，“這張大字報是20世紀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義更大”；“是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并且寫了如下批語：“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破”，還要求當晚在電臺廣播。
毛澤東如此之高的評價，是康生、陳伯達當初沒有想到的，立刻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爭做支持大字報的“功臣”。康生情不自禁地說，“大字報一廣播，聶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陳伯達也興奮起來。
據朱悅鵬在他的《陳伯達利用〈人民日報〉煽風點火見聞錄》(《共和國重大事件決策實錄》第二卷下725-726頁)中說，這天傍晚，陳伯達提前來到人民日報社。他先布置王力、關鋒，還有自愿支援《人民日報》的唐平鑄、胡癡等，集體起草對大字報的評論。接著說要去北大看看大字報，等他回來定稿。陳伯達帶了秘書、警衛，并要工作組的軍隊同志去一個。陳伯達要司機將汽車停在校門外很遠的地方，他步行進了校門。“我們跟著陳伯達走馬觀花看了一個多小時……大約晚9時許，陳伯達驅車回報社。途中，他一言不發，我估計他可能在思考怎么寫評論的問題，也不便打擾他。”評論小樣出來了，陳伯達向他們盛贊北大的大字報，有點“革命的火藥味”。他看完評論小樣，沒有大的改動，最后將標題定為“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署名為“本報評論員”。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當晚，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6月2日，《人民日報》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學七同志一張大字報揭穿一個大陰謀”為題，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同時發表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
大字報全文公布和評論員文章發表，使許多人感到意外。北大校園內又刷出一批新大字報，學生們憤怒地喊道，“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人民日報的氣焰壓下去！”中央許多領導同志也感到驚愕。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毅問周恩來：“這么大的舉動為什么事先不打個招呼？”周總理說，他也是在廣播前才接到康生的通知。劉少奇、鄧小平事前同樣不知道，除毛澤東外，在北京主持工作的中央常委都蒙在鼓里。誰也沒有想到，這是毛澤東又一戰略部署。從此，全國高等院校紛紛仿效北大，揪斗校、系領導，沖垮各級黨組織，局面混亂，一發不可收。
兩個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澤東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中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同一天，毛澤東為這篇評論寫了如下一段批語：“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當堅決抵制，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廣大革命師生及革命干部對于錯誤的領導，就廣泛地進行過抵制。”
這使人想起此前毛澤東說過的一些話：
1965年10月10日，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
1966年3月底，毛澤東在上海同江青、康生、張春橋等談話時，康生進行挑撥，說彭真查問發表姚文元文章為什么不同中宣部打招呼。毛澤東責問，為什么吳晗寫了那么多反動文章，中宣部卻不要打招呼，而發表姚文元的文章卻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并說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
4月，毛澤東再次嚴厲批評彭真，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還說，凡是有人在中央搞鬼，我就號召地方起來反他們，叫孫悟空大鬧天宮并要搞那些保玉皇大帝的人。
毛澤東為什么如此看重并且支持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在他看來，過去搞的種種斗爭，無論工廠、農村、文化界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都不能解決問題。因此，他需要找到一種方式，發動廣大群眾、自下而上地，超越正常組織、制度、紀律的約束，沖擊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資產階級司令部”，解決以往用常規方式沒有解決的問題。北大大字報正是他要尋求的那樣一種方式，完全符合他的心意。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孤立劉少奇，打倒劉少奇，毛澤東本人使用的也是這種非常手段——《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如今近40年過去了，像你一樣關心“文革”歷史的人，至今還在談論這張大字報和評論員文章，一些出版物和報刊上的回憶錄，在這方面提供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遺憾的是，雖然許多當事人還健在，但真相卻一直撲朔迷離。比如，對評論員文章，就有三種說法。
一說，康生接到毛澤東贊揚北大大字報電話后，“找了王力、關鋒和曹軼歐，向他們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要求他們按照毛澤東的精神寫一篇評論員文章。”康生雖是“中央文革小組”顧問，但他不管宣傳，曹軼歐與評論員文章更無關系。
二說：“陳伯達接到毛澤東的電話，當即把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發排，打算明日見報，還準備親自到北京大學去看一看，考慮能否配發一篇評論。王力和關鋒自告奮勇前往北大，讓陳伯達留下主持工作。晚上，王力、關鋒從北大回來后，說北大‘革命形勢一派大好’。于是連夜趕寫了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葉永烈：《陳伯達傳》下429頁)事實完全不是這樣。
三說：即是以上朱悅鵬的敘述。朱悅鵬就是陳伯達說的“要工作組的軍隊同志去一個”的那一個，是當時陳伯達工作組成員，是隨陳去北大看大字報和參與評論員文章的起草者之一。他是當事人，說的自然是無可爭議的了。
這三種說法不是什么實質性問題，也未引起過爭論。但聶元梓的大字報就不同了，它比評論員文章要復雜得多，如你的來信中所問，是民間意志還是被遮蔽了的官方意志？爭論至今仍未休止。看這個問題，我以為對北大“社教運動”要有個基本了解，大字報反映出的問題，可以說是“社教運動”斗爭的繼續。這也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的，我的意思是不能離開當時的環境與氣候。
如前所述，康生、陳伯達對北大大字報的態度，本來是有助于解決這種分歧的，但事實上并沒有解決。一則因為，康生、陳伯達對大字報的態度，還沒有像現在這樣揭示得如此清楚；二則“為尊者諱”，避重就輕，不愿觸及最敏感最本質的問題。現在，牽頭署名第一張大字報的聶元梓，已是八十多歲老嫗，她曾寫過一本書，對一些事情其中包括第一張大字報作了辯護和澄清。她的辯護是否有理，她的懺悔是否坦誠，她的傾訴是否真實，有待讀者做出自己的判斷。但我相信，聽取當事人的申訴，乃是了解事實真相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余煥椿
2005年6月9日
【編輯附記】
余煥椿，1964年進人民日報社，任記者、編輯；“文革”結束不久，進入報社編委會，先后任編委辦公室主任、記者部主任、總編室主任；1988年7月任副總編輯兼海外版主編。鄭賀，曾經在《科學時報》等媒體當記者、編輯，后辭職經商。
這封寫給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新聞界青年鄭賀的信，圍繞著“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發表前后的史實過程，試圖研究“十年浩劫”的形成與演變的動機與契機。由于寫作者切近事件的中心，披露的細節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價值。
(摘自《財經·雙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