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佚名
悉尼歌劇院
悉尼歌劇院的爭論主要集中在造價方面。
時任評委的美國建筑師沙里寧以其巨大的聲望制止了關于方案的文化性爭議，當沙里寧從一堆被遺棄的落選方案中挑選出丹麥建筑師伍重一張手繪草圖，狂喜地斷言美麗的悉尼就應當建造這樣美麗如帆的劇院，悉尼人也幾乎沒有表示任何文化的疑義。
爭論主要集中在后來的結構問題所帶來的經濟預算里。歷經3年的計算、試驗后，由于如帆的屋頂過于巨大，伍重草圖里輕薄的薄殼根本無法實現，轉而代之以鋼筋混凝土肋骨拼接的三角瓣殼體。而建筑師伍重的煩惱接踵而來，當工程進行到9年，籌建并主持該項工程的澳大利亞總理凱西爾猝然去世，反對黨上臺后旋即以造價超過預算5倍為由，拒付設計費，企圖迫使工程停頓。伍重選擇了遠離公眾對建造費用的懷疑，遠離政黨互相傾軋的爭吵以及輿論對戲劇性事件的好奇，也就選擇了放棄從建筑明星上升到建筑巨星的機會。好在當伍重退出工程時，歌劇院的主體結構已經完成，政府不得不成立三人小組繼續伍重留下的工作，最終完成的實際工程造價超出了原先預算的14倍，這幾乎成為當時以及許多年后建筑界關于形式與經濟間如此不相匹配的丑聞。
但是，一個獨特的純形式的具體建造，無論當年它為悉尼的經濟帶來多么大的經濟壓力，無論它為那些實現它的結構工程師們帶來多么艱難的挑戰，無論伍重對這個歷時17年完工的歌劇院的結構模式如何不滿——他曾說，完成的悉尼歌劇院的“內部空間，完全不是我所設想的模樣”，但就是這個模樣已足以為澳大利亞在世界建筑史上贏得足夠的文化聲譽。現在人們難以設想沒有悉尼歌劇院的悉尼是怎樣的悉尼，人們也難以計算悉尼歌劇院這么多年來以及未來還會為悉尼帶來多少旅游收入與持久的名聲。
埃菲爾鐵塔
1886年，橋梁工程師古斯塔夫•埃菲爾提交的鐵塔方案在應征的700多個方案中，被選定為巴黎的新紀念性建筑。
讓一位工程師的工程鐵塔高聳在巴黎上空，這樣的事情即便在想象中也讓那些熱愛巴黎古典文化的人們難以忍受。盡管埃菲爾設計的鐵塔基座象征性地采用了凱旋門的“拱”這樣的古典主義建筑元素，但材料和結構的重大革新，遠遠超出了習慣于古典主義石頭文化的人們的接受程度。來自藝術界的批評尤其猛烈，在當年的《泰晤士報》所刊登的由300人簽名的反對書中，莫泊桑、小仲馬和作曲家家古諾均在其中。
揚言“鐵塔建成之日，就是我出走巴黎之時”的莫泊桑，在埃菲爾鐵塔建成以后，在巴黎滿地尋找一處沒被鐵塔破壞的場景，最后他不得不把自己送進鐵塔里的餐廳，因為他說那里是巴黎惟一一處看不見鐵塔的地方。盡管這樣的理由難免遭到后人的揶揄，莫泊桑的做法還是比另一位文學家魏爾倫要聰明得多，這個魏爾倫每需路經鐵塔都會繞道而行，以免看見它的丑陋形象。但這怎么可能，鐵塔300多米高的剪影，在當時的巴黎，無論你怎樣繞道想避開它，它永遠會出現在你的頭頂上空。
在這些文人們的深仇大恨里，鐵塔之所以能保留下來應感謝隨后而來的兩次世界大戰。法國人在這個被認為“毫無意義”的大家伙的塔頂裝上探照燈和大炮，他們發現這對保衛巴黎很管用。借助愛國主義這樣一個體面的臺階，并在現實功用的小心庇護下，人們開始承認鐵塔在巴黎的中心地位——它不但走進了盧梭的浪漫主義畫布中，也走進阿波利內爾的未來主義詩章里；它不但走進法國公民的日常生活里，它還走進哲學家羅蘭•巴特的哲學殿堂里；它不但走進法國偉大的導演雅克•坦迪所拍攝的60年代的電影經典里，它也走進了90年代美國的流行電影里。
如今這位工程師的頭像被印在200法郎上，當初用來說服公眾支持鐵塔方案時，他所選擇的伎倆就是關于法郎的經濟計算問題，他預計鐵塔每年能吸引50萬游客，這多少會為巴黎帶來一些經濟回報。時間到了2004年的夏末，當第2億名游客登上鐵塔之時，有誰還會在乎這些人所帶來的經濟收入，2億人的數目似乎可以證明一切，何況巴黎反對一切建筑，無論是當年的埃菲爾鐵塔，還是后來的盧浮宮擴建，經濟從來都沒有成為反對的真正理由，對巴黎人來說，文化才是最值得爭論的頭等大事。
盧浮宮玻璃金字塔
對舊有建筑的擴建所展開的文化爭論，是巴黎的歷史習慣。
當密特朗總理以國賓的禮遇將貝聿銘請到巴黎，為300年前的古典主義經典作品盧浮宮設計新的擴建時，法國人對貝聿銘要在盧浮宮的院子里建造一個玻璃金字塔的設想，表現了空前的反對。在貝的回憶里，在他投入盧浮宮擴建的13年中，有2年的時間都花在了吵架上。當他于1984年1月23日把金字塔方案當作“鉆石”提交到歷史古跡最高委員會時，得到的回答是：這巨大的破玩意只是一顆假鉆石。當時90%的巴黎人反對建造玻璃金字塔。
人們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把古跡變成藝術大市場，而貝聿銘卻希望“讓人類最杰出的作品給最多的人來欣賞”。他反對一切將玻璃金字塔與石頭金字塔的類比，因為后者為死人而建，前者則為活人而造。同時他相信一座透明金字塔可以通過反映周圍那座建筑物褐色的石頭而對舊皇宮沉重的存在表示足夠的敬意。自認因盧浮宮而讀懂了法國歷史觀的貝聿銘并不難從埃菲爾鐵塔中讀出建筑的命運：建筑完成后要人接受不難，難就難在把它建造起來。因此他不惜在盧浮宮前建造了一個足尺模型，邀請6萬巴黎人前往參觀投票表示意見。結果，奇跡發生了，大部分人轉變了原先的文化習慣，同意了這個“為活人建造”的玻璃金字塔設計。
現在人們愿意承認，只有進入其中才會消失的埃菲爾鐵塔和只有進入其中方可顯現的玻璃金字塔，使“過去和現在的時代精神縮到了最小距離”，前者以強制姿態改寫歷史進程，而后者則隱匿地把歷史拽到現代中來。而貝聿銘“讓人類最杰出的作品給最多的人來欣賞”的愿望則一直都被實現著：最新也最有說服力的證明就是，它赫然成為2004年全球暢銷書《達•芬奇的密碼》結尾處豁然而開的密碼的文化謎底，在這條逼近迷宮的迷宮路徑中，貝聿銘的玻璃金字塔承擔了從達•芬奇、波提切利到維克多•雨果以及牛頓等各類藝術與科學巨匠的全部秘密，那些偉大的文化秘密在《達•芬奇的密碼》里，就在這個晶瑩剔透的金字塔里，“在繁星閃爍的天底下終于得到了安息”。
(摘自《東北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