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何三畏 馬金瑜
歷史的PK臺總是把話語權交給笑到最后的人。二十年前，在深圳火車站和一群年輕的民工一起，扛上150斤的玉米包搬來摔去的那個33歲的“不像民工模樣”的人，今天把他開心的笑容印在一本大32開本的傳記封面上。
他就是王石。就連當年被在住地樓下電器修理店順口叫上跟他去搬運玉米的那個18歲的農村少年，也早已經跟王石混得有頭有臉的了。
被天上掉下的餡餅砸中
1983年，王石32歲了。
他還在彷徨。懷揣一顆“法國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公于連一樣的個人拼搏的野心”，窩在廣東省外經委，每天工作，讀書，學英語，日子平淡無奇。但是，他“不甘平庸”，“好表現”。不過，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以后他“表現的舞臺”有如此之大。
1983年春天，王石的岳父在深圳參加“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時住過的東家夫婦，來廣州探望岳父，這一對從前多少有點土氣的農民夫婦帶來的不只是他們家的土產，而是他們身上的“洋氣”：丈夫穿著臺灣產的淺灰色夾克，老婆燙了個大卷發。沒有比這樣的樣板更能說明問題的了：轉瞬之間，深圳到底發生了什么？王石要去看看。
1983年5月7日，在王石的生命中是一個重要的標記。這一天，他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當他看到一個巨大的建設工地般的深圳，“興奮，狂喜，恐懼的感覺一股腦涌了上來，手心汗津津的”，強烈地意識到這塊塵土飛揚的土地孕育著巨大的機會。
一切就這樣順理成章地開始了。
第一個站點，深圳特區發展公司(簡稱特發)。
但是，做什么呢，不知道。
一天，王石去蛇口的路上，看見高高聳立著幾個白鐵皮金屬罐，那里面儲藏著玉米。美國大陸谷物公司與深圳養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需要大量的玉米。廣東不產玉米啊，經打聽，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其中來自東北的玉米卻不是直接從東北運來的，因為解決不了運輸。
神秘的命運開始造化王石了。
他找到正大康地，說他能解決運輸，他可以組織來玉米，“你們要不要？”
“要！馬上就可以簽合同！”
第一單，一個大單。
不過，王石還并不知道東北和深圳之間的運輸情況，是巨大的誘惑使他硬著頭皮往前闖。
經過兩三通打問，確定了廣州海運局的海運。
于是，玉米生意開始了。
特發公司立即設立了一個“飼料貿易組”，組長王石，獨立核算。
玉米到了，“飼料組”需要一個組員。樓下的無線電裝配車間，拉出來一個又瘦又小，像個童工的小伙子，他叫鄧奕權，他成了王石的第一個員工。
第一次30噸的玉米生意成交。
王石在自行車后座上夾了兩個條紋塑料口袋，去到養雞公司。
“我來收錢。”他向養雞公司的袁經理揚了揚手中的編織袋。
“發票呢？”袁經理問。
發票是何物，王石不好意思問，但他立刻想到，無非就是收款證明一類的東西。
王石回到特發公司，對財務部的小張說，“我給開個收款證明！”
暨南大學財會大專班的畢業生不懂“收款證明”。
“你就寫收到誰多少錢，特此證明。就行了。”
小張一邊嘟嚕著“從來沒有開過這樣的證明”，一邊照辦。還加蓋了財務章。
再騎上自行車，后座還是放著編織袋，特發公司飼料組王石組長又到了養雞公司。對袁經理說，“給，發票。”
袁經理笑得嗆了喉嚨，一邊咳嗽一邊帶王石“參觀了發票的真面目”。
“他們要發票。”王石又回到特發的財務室了。
“早開好了，我還納悶不開發票怎么能收到錢。”小張說。
再次來到養雞公司財務室，王石“徹底糊涂”了：塑料袋仍然沒有用處，卻拿到兩張一模一樣的薄紙——銀行轉賬單。
特發公司財務室的小張告訴王石，這個轉賬單就是錢，如果對方賬上有錢的話。
用王石的話說，在這兩來兩往的經歷中，他“深刻感受到業務知識的貧乏，尤其財務方面，更是個門外漢。”“從那以后，我每天下班無論多晚，都要看兩個小時財務書。還學著記賬，下月初跟財務的對照。三個月后，我閱讀財務報表沒有障礙了。”
今天，“房地產教父”面對巨大的成功和名望，如此講述他跌跌撞撞的第一步。而在那個時代，很多“第一桶金”的傳奇劇都有這樣一個相似的腳本。
暴利時代的不正當競爭
進口貿易的好時光是短暫的。
1985年，國務院對計劃外調匯和機電產品進口進行全面清理，銀行收縮銀根，進口電子器材、影視器材市場出現萎縮端倪。但市場仍然顯示著一定的利潤空間，很多經營商還沉浸在供不應求的假象中。
但王石已經感覺到了危機。展銷中心新簽的2萬臺放像機合同，45天后到貨。這時，王石通過渠道了解到同行的進貨情況：同一時期，其他公司共有5萬臺到貨。
7萬臺同時到貨是一個什么樣的市場前景？王石判斷一定會立刻滯銷，價格會直線下降。退貨是不可能的。怎么辦？
這時，王石所做的對策，成為他后來在各處演講一再提到的，創業初期的“不正當競爭”的案例。
他叫來廣告投放部經理，口授了一則聲明，內容如下：由于臺風原因，本展銷中心的放像機無法按預訂時間送達客戶，為保證履行合同，急購放像機2萬臺。
這一則“求購信息”刊登在當時的廣州兩家主要報紙上。同時，當天的報紙正好也刊登著放像機的“售賣廣告”。
廣告后，放像機便向展銷中心涌來。王石叫他的技術部組織了4個小組驗收。而這些前來出售的放像機，除了個別小數量的，大多是期貨。期貨當然不要！一定要看到放像機才簽合同。這樣一來，展銷中心并沒有購進放像機，其零售價卻上升了200元：市場穩住了。
接下來，王石做的是：迅速走貨，不惜虧本。他想的是：溜得越快損失越少，而資金回籠后去做新生意，把損失奪回來。
不過，現在，已經成了中國知名企業家的王石反思他早期的貿易生涯說，一是那時的超高利潤是不合理的，二是說明他“也曾惟利是圖”。
王石的公司在不斷發展。在那個年代，不斷調整的宏觀政策，有時就是企業的生命線。而王石總能及時感覺到春江水暖。
1986年，深圳市頒布“國營企業股份制試點暫行規定”。他偶然看文件的影印件，立刻坐不住了。1988年11月21日，一個名叫“深圳萬科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上市交易。它的董事長和總經理，叫王石。
與此同時，萬科進入房地產開發業。
此后，萬科的路子與眾不同。很多企業都在“多元化”的時候，王石開始賣掉萬科蒸餾水公司、零售公司、拍電影的公司、做廣告的公司、做商品禮品的公司，最后做成一個專業房地產公司。公司業務遍及全國十多個大城市。
“超過25%的利潤不做”，這一命題以其不符合人們意識中的資本本性而令人感興趣。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市場，特別是在1992年，對處于暴利時期并且接下來還有相當長一段暴利期的房地產企業來說，超過25%的利潤常常是可能的，在現實中萬科如何取舍，這個命題放在今天也仍然是尖銳的。
2006年2月20日晚，王石的全國巡回演講來到成都，本刊記者以這個問題相問，他的回答，除了一個成功的企業需要公眾的信任，需要追求公平的利潤，還說道，市場也是公平的，暴利是不能持久的，甚至從長遠看，可能是得不償失的。
按照王石的表述，他跟各地政府的關系，亦誘人想象。他向媒體表明，從來沒有向公務員行過賄！記者問，如果你的“不行賄”理念，與追求利潤相矛盾呢？王石簡單地回答，“不行賄也可以獲得利潤！”
王石提出過“反對暴利”，并且具體到“利潤超過25%的不做”；王石提出過“公益事業無止境”，并且把公益與他的公司和他的探險等個人行為結合起來，形成了一連串他津津樂道的案例；提出過“關注普通人”，他把“普通人”定義為，“不享有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的白領、藍領、自由職業者和工商業主”。
借著推廣自傳《道路與夢想》的名義，他在十個城市反復宣講“做一個優秀的企業公民”，這個觀念甚至超前于公眾對企業的期望；王石正在提倡“關注城市低收入人群的居住環境”，稱接下來會與多個城市的政府合作，“開發廉租房”。并宣布2006年，萬科成立的第一個基金將用于“古民居住宅的保護”。
王石的話語是不斷升級的，而“2006版”已經上升到現代公司文化的最高平臺。如果對照中國房地產界的另一個重要人物任志強對公共領域的發言——“品牌就是暴利”、“只考慮給富人建房”、“禁止炒房就是違憲”，以及“城市功能窮人與富人應該分區”等等，可謂鮮明的對臺戲。
毫無疑問，王石，或者萬科，這回又得分了。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