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劉志明
家族企業的興衰，本來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話題；而“家長”們的突然辭世，又成為一個費解的謎。
如果哪個企業正處在發展期即尚未進入衰落期，接班人的日子就會好過下去；如果哪個企業所歸屬的那個市場仍然有空間即市場機會還多的是，有誰倉促上陣也可能會維持下去；如果趕上那個接班人非常優秀，而且略勝一籌，就是那個家族的幸事；而如果那是個草包、敗家子甚至垮掉的一代，那就是一個捅破了天的大麻煩。
能否眾望所歸地續寫傳奇？能否繼往開來地再創佳績？能否出類拔萃地略勝一籌？回過頭來看一看這些企業文化的“遺傳”因子，其答案絲毫不容樂觀。我們試圖就這一問題進行一種帶有歷史性的理性分析與價值判斷，就是要為那很可能功虧一簣的和危機四伏的交接班提供一個參照系。
封建巫術：從逆風起跑到能人經濟——交什么？
屠格涅夫在《父與子》里以“父子對抗”的方式揭示了新生與腐朽兩個層面上的殘酷斗爭，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日暮途窮和新時代依稀的律動。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本土家族企業在非正常交接班上的“規定動作”，沒有刀光劍影，很少文攻武衛，一切都仿佛是水到渠成，表現得波瀾不驚，處理得天衣無縫。按理說不必由什么外人再指指點點，加以評說了。但是，問題解決的似乎并不完美。在看上去順風順水的交出去和接過來之后，未必就是勝券在握。
有一種先天不足，來自于交班者那里。這些在中國市場經濟剛剛起步時就在“逆風起飛”中馬到成功的第一批企業家那里，有“病”，而且“病”得不輕。
其一，因為是一種新型的市場體制在建立，所以機會、機遇等機會成本就大于選擇成本。也就是說，這時候的企業家身上，更多的是草莽、草率和很草根，他們或者成功或者失敗，因為本身的“亂世英雄”甚至是一代梟雄的特征非常明顯。
其二，因為是在一個后發的國家里創造了類似于發達國家里一樣的成功企業，這里有一個落差——在法律、法規不健全的情況下，在市場體制嚴重落后的情況下，一個脫穎而出的優秀企業之所以“優秀”，其水分、泡沫、黑洞甚至黑幕的存在，是必然的。即使我們不去看它的“原罪”，單是它的規范、完善、向好、零缺點和無隙可乘、無懈可擊和無可置疑，就是一個包括所有“當事人”都要認真思考、反復論證和不斷修正的問題！
其三，柳傳志、張瑞敏、牛根生、陳天橋，當這些名字與“能人”與“天才企業家”掛起鉤來，當盛田昭夫與索尼、沃爾頓家族與沃爾瑪、克勞克與麥當勞這些洋企與國際最著名的品牌連起線來，一個問題被凸顯出來——我們決不否定“一個人”的歷史的和現實的作用，但當這“一個人”獲得巨大的和空前的成功后，特別是當他們在這些成功中已經將“一個人”送上了高處不勝寒的高不可攀的地步之后，“第二個人”想后來者居上變得難上加難。
就像“三國”里的劉備，當他使盡了渾身解數以艱苦卓絕的奮斗再加上有神機妙算的諸葛亮的輔佐，最后的結局還是接近于悲慘——扶不起的阿斗很輕易地斷送了劉氏江山。
于是，我們看到，當年的聯想能和現在的和未來的聯想相比嗎？麥當勞要再創輝煌，容易嗎？陳天橋，再給我們一個更大的財富神話(就在他這一代上)看看？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作品！”但是，即使是“能人”，也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人”。于是，關于人類的遺傳，企業家的傳承，人與人在回歸理性、回歸人類本性這樣一個世紀性和世界性難題上，我們究竟能走多遠？能走到哪兒？即使我們保持樂觀，但同樣在全世界軍事、政治和經濟的沖突、紛爭和競爭中的悲觀現實，還是給了我們足夠的警醒：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
資本魔咒：從業績說話到制度封頂——怎么接？
“老子英雄兒好漢”的折騰，“傳兒不傳女”的頑固不化，“家天下”、“父子黨”和“親友團”的封建土圍子——我們不想貶低人家的企業發展方向，但是我們真的看不出這樣的方向能經得起多大的風浪。
問題不在于企業是私有還是公有，決策是家族還是社會，運營是自己還是職業經理人，因為選擇這其中的某一種方式看上去是那么關鍵，甚至被經濟學家們視為命懸一線的法寶。于是，問題就一下子反而變得輕松甚至有趣了。
一個魔咒，一個關于資本的魔咒，帶來人們更深刻的認知——先是業績說話，再是制度封頂。
無論是誰，無論誰來接班，那就有一把尺子來衡量，就用一個標準來考量，就用一個指標來測量——業績。
這就比那種封建式的“我認為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先進多了。這就把企業的未來發展鎖定在了一個比較堅實的、可靠的非“人為”和“人治”的基本點上了。這還使企業家們在交接班上的“一次性”變成了“多次性”，所謂一次交接定終身的“企業家終身制”被打破了——能者上，平者讓，庸者下，成為可能。剩下的，就是你要拿出勁頭來和豁出命去完成那個業績——企業贏利的箭頭，向上？還是向下？
因為業績至上，所以企業創新；因為企業要全面創新，所以企業的制度創新成為關鍵——靠“制度封頂”，成為與“資本說話”相提并論的殺手锏。
上述所有成功的企業家和著名公司，第一是有了一個為之奮斗的指標即業績，第二是有了保證那指標實現的綱領性文件即制度。而所謂的制度，就是法制。它的本質特征是對事不對人。這里的人，當然包括老板在內。
這就更勝一籌了。我們有很多的企業，總是拿“人”來說“事兒”。而人家這樣的企業，總是拿“事兒”來看“人”。因為更客觀，所以更準確；因為更準確，所以更優秀；因為更優秀，所以不僅打不敗和弄不垮，甚至令人學不會和學不像！
在沃爾瑪的車上，沃爾頓家族是名副其實的老板的老板，因為制度規范，因為那制度是全球一體化的受法律、股民和資本市場監督與控制的制度，所以，由誰來趕車，重要嗎？
因為來自方方面面的監督，不等你到不守法律的時候，不等你到已經完不成業績的時候，就已經順利地兵不血刃地將你拿下——下課沒商量！唯一的明智的出路是讓賢！
而“賢人”之“賢”，先是產品創新，然后是產品創新必須的人才創新，再后是人才創新必須的體制和機制創新，最后是企業全面創新之后的業績飆升和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升——我們向杰克·韋爾奇所學習的，不就是這些嗎？
知識魅影：從企業和諧到人本政治——傳到哪兒？
在全世界所有國家中，唯有中國的封建社會維持了兩千多年。一是以孔孟之道為基礎的封建倫理關系的作用，二是封建社會簡單再生產性質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三是封建主義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以封建宗法制為基礎的法理建設)，導致了中國封建社會千年之蟲的死而不僵。
在商品經濟不發達的中國，“晉商”現象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而透過電視劇的文學渲染，“和諧商業”的本質，我們中國人似乎早已諳熟。
于是，我們回過頭來看“資本業績”、“資本說話”和“跨國公司制度”等等舶來品，神經再一次被繃緊了——
第一個問題是，靠“制度”將“業績”進行到底，是不是一種無法限制的總也剎不住的“瘋長”？
第二個問題是，如果所有的公司、企業都像是被趕到磨道上的驢，被蒙上眼睛永無休止地拉磨，從而違背了可持續發展的規律，那些“制度”還是最先進的嗎？
從農耕文明到工業革命，“楊家將”(楊門女將)所演義的上陣父子(妻兒老小)兵，已經不足為取；而福特兄弟、沃爾瑪兄弟姐妹們即使有制度創新，即使有大市場戰略，即使有業績的仍在上升，但哪里是最終的歸宿？
王均瑤、李海倉、喬金嶺，還有陳逸飛、周祖豹即使他們沒有遭致飛來橫禍，即使他們還是風華正茂和事業正酣，但同樣一個問題甚至是拋給所有已經成功的、尚未成功的和正在努力要成功的企業家們——將企業的“什么”“怎么樣”地“傳到哪兒”？
知識經濟的最大特點，是知識可以復制和永不磨損的特征。在世界性資源枯竭的今天與未來，新一代企業家所關注的焦點，將自然地超越老一代企業家的“鄉村意識”、“廠礦經濟”和“地方情結”，而轉向以信息搜集、信息整理和信息處理的新界面——知識英雄、知本創業和數字化生存。
于是，對于那些在創業路上苦苦掙扎的生死未卜的同齡人而言，在非正常接班的這些年輕企業家這里，與其是說他們很幸運地有了老子打下的江山作為新長征的資源，倒不如說他們其實是走到了一個類似分水嶺一樣的門檻——創業難，守業更難，在知識經濟條件下創業和守業，更是難上加難。
這是因為，在知識經濟條件下，那些身無分文的窮書生，那些除了勤奮讀書只能靠頭腦里的創意才能脫穎而出而且真的就能出類拔萃的“知識英雄”、“數字大俠”和“網絡精英”們在層出不窮中將賺錢變成一場輕松幽默的“游戲”，將創業變成一種難易相成的“傳奇”。“小李兆會”們其實和這些DJ小子、網蟲、黑客、動漫高手們處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后者因為一無所有，所以更加義無反顧，還可能更加地一往無前。
一個問題，變得越來越有意思——所謂富不過三代，好不過十載的憂慮，因為它的封建農耕的品質，因為它的工業文明的缺憾，是一種帶有杞人憂天的真實。而在知識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和未來，因為那根“接力棒”如今已經變成了“知識”與“信息”，公開、公正和公平的新時代胎記，將給所有企業家和普通人一顆定心丸——未來的企業發展，也是三個詞即民主、民生和民權。
也就是說，隨著和諧社會的民主政治步伐的不斷提速，企業即人的人，不再是老板而是員工；管理的對象，不再是人，而是知識；公司進步的標準，不再是僅僅關注業績，而是強調它是可持續發展的循環經濟的一個鏈條；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強調的是法制化與人性化的兼容。
對誰都公平，在哪里都公開，誰來做都如此，怎么做也不出格，越做心里越有底，腳下有路——這不僅是本土家族企業非正常接班的良藥，它還是所有企業在未來發展中的福祉。中國企業的騰飛，因為中華民族要在這新一輪產業革命中實現復興，將變得不僅迫切而且穩重；將不再那么浮躁而重歸理性。
(摘自《商界名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