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 / 涂名
“我說話得小心翼翼。”韓國觀光公社北京支社社長徐敬祚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徐對中國媒體有關今后幾年有3萬名或35萬名公務員到韓國接受培訓的報道感到不理解。
7月9日，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在較高規格的新農村建設研討會上公開表達了他的憂慮：“一些鄉鎮熱衷村組合并、甚至跑到韓國去學新農村經驗而大搞‘新村莊運動’，操之過急甚至不自量力。”
“自從中國開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后，確實有一些中國公務員到韓國考察學習‘新村運動’，”徐敬祚稱，“今年以來，經韓國觀光公社介紹到韓國農村考察的中國公務員大約不到600人，但不包含中國各個地方政府到韓國的考察團體。”
培訓內容
剛剛結束對韓國新村考察的中國人民大學講師仝志輝告訴記者，他們這次的考察團由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綠色食品協會、中青旅、中國人民大學和中國新聞社的人構成，一行5人。
考察團在韓國期間，先后參觀了位于江原道的韓國新鄉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原州市農業技術中心，以及原州市梅湖里綠色農業村和黃屯、松溪信息化試點村。
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比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水山跟蹤研究韓國“新村運動”長達14年之久，他到韓國“新村運動”中央研修院參加過培訓。“當時，中國學員被照顧每2人一間，而韓國學員是十幾人一間。在晨練的時候，中央研修院院長，一位曾經當過道知事(相當于大陸的省長)的長者和大家一起敲鐘、晨練。教職員工無論身份高低都要以身作則，也是培訓的內容之一。” 李水山說。
與中國的村官完全不一樣，韓國的村官是不拿工資的。中國農科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經濟學博士李先德說：“村長是村民選出來的受村民尊敬的人士，村長合格不合格的標準就是能不能為村民很好地服務。年底的時候，根據韓國政府相關的考核制度，如果村長做得好，政府會發給一筆獎金。”
韓國農民的生活很現代化，家家都有轎車或小型貨車，出行方便，從農村到城市只需要十幾分鐘。
“每家每戶都有電腦，可以上網，而且村委會給村民進行電腦培訓，可以更方便地和外界溝通。這個國內做不到。” 李先德說。
徹底改變韓國的新村運動
韓國的新村運動起始于上世紀70年代。當時，這個國家經歷了長時間的戰亂，國內政局混亂，自然資源嚴重不足，韓國民眾承受著巨大苦難。一些外國媒體評價當時的韓國是一個毫無希望的國家。
與中國頗為相似的是，韓國當時有70%的人口為農民，他們中的大部分不能解決溫飽問題。于是，很多農民離開土地，走向城市，這種局面給并不安定的城市造成了相當的混亂。
面對這種局面，主政的樸正熙總統首先從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入手，目的是改善環境，增加農民的收入。
剛開始時，農民對此事并不積極。例如，第一年，政府發放到每個村莊的300多包水泥，有一半的村莊沒有使用，第二年，政府對積極回應的村莊又增發了500包水泥和一噸鋼材，這使得那些態度消極村莊的村民，也開始徹夜討論規劃村莊的共同項目，最終共同推進“新村運動”。
到1981～1989年，新村運動已經慢慢由原來的政府倡導轉變成民間自發。
韓國學者認為，新村運動與以往其它任何類似的思想啟蒙、建設運動的最大區別在于，它啟發、喚醒和發揮農民自身的智慧、合作精神、自主性、創造性和主觀能動性。
到2004年，韓國的國民收入由人均85美元躍升為人均14000美元，城鄉差距縮小到10∶8，農村人口由70%減少到20%，“新村運動”一詞被列入《大不列顛》大辭典，稱之為“漢江奇跡”。
韓國推廣“新村運動”
在這樣的成功面前，韓國政府決定將“新村運動”的經驗向周邊國家推廣。近年來，韓國非常重視自己的文化輸出，以構筑整個國家的軟力量。之前，韓流席卷亞洲，甚至整個世界，使韓國文化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對韓國來說，把韓國的‘新村運動’精神推介到一些國家，并能影響一些國家，這比商機更重要。”參加過“新村運動”考察的一位成員對記者說。
在韓國四處推廣經驗時，中國的新農村運動也開始正式運作。為了借鑒他國經驗，消除日益增長的城鄉差距，去年5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率團訪問了韓國，參觀“新村運動”的現場，并回國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兩份報告：一份是關于韓國“新村運動”的成果和經驗的報告；另一份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議。
鄭新立在報告中稱，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通過開展“新村運動”，向農村地區支援水泥和鋼鐵，著力搞基礎建設。在過去30年間，韓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平穩保持在10∶8至10∶9之間，韓國農民去年收入達到城市居民的84%。據推算，去年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為3.3∶1，與韓國的比例相距甚遠。
今年2月中旬，中央黨校有關人士用了一周的時間，討論怎樣把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經驗與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實際相結合。5月29日，湖南有關部門組成了24人的新農村建設考察團，訪問了韓國原州市農業技術中心和一處示范村莊。6月1日，上海市有關官員8人赴韓考察韓國江原道原州市農業學校和兩處信息化村莊。在這之前幾天，山東省膠南市30名中青年干部已經到達韓國，據悉，他們將在韓國接受為期6個月的培訓，重點考察學習“新村運動”。
韓國江原道有關機構透露，從今年3月6日，吉林省的8名公務員赴韓考察開始，來自中國大連、重慶等各地的考察總人數已經達到了450人。種種跡象表明，今年以來，中國赴韓考察“新村運動”的人數驟增。
此前，大陸媒體曾經爆出“韓國將通過中國國內的8家旅行機構，吸引35萬名公務員赴韓接受培訓”的消息后，大陸一些三農研究機構開始對考察費用進行保守計算，每人100-150美元的培訓費，中國將支付3500萬～5250萬美元。加上交通費、飲食、購物等方面的開支，花費將達到數十億元人民幣。
但事實上，赴韓考察人數并沒有傳說中的那么多，且如前所述，費用并不全由中國方面埋單。據知情人士介紹，中國方面的許多學者考察團是由韓國方面邀請，并全額支付相關費用。
本土培訓
如果現在片面地搞“新村莊運動”，甚至靠銀行貸款、向農民借錢來“拆舊房建新房”，將是對農民利益的極大傷害。李君如指出，照搬照抄肯定要出現新的問題。
韓國政府已經留意到大陸民眾對官員出國考察的情緒，韓國觀光公社已經轉變計劃，準備在中國大陸各個地方開辦“韓國新村培訓班”。
為了實現這一計劃，韓國方面還派出自己的官員和學者前來中國講課。在重慶市市長王鴻舉率團赴韓國考察后，韓國慶尚北道道知事李義根專程來到中國，為重慶的公務員介紹韓國新村運動經驗。
李義根說，在“新村運動”中，公務員們獻身出力，與村民一起工作，解決困難，政府部門的技術人員也自愿為村民提供建筑、土木、設計等技術項目服務，這些都是“新村運動”的成功經驗。
“但韓國的成功經驗對我們來說，只能是借鑒，不能照搬照抄，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推進新農村建設。”重慶市委黨校經濟管理部宋愛蘇教授指出。
中國需要什么經驗
一些中國三農專家認為，韓國經驗可借鑒之處在于，韓國政府在推進新村運動過程中，始終注意讓農民自己辦事、自己管事，發揮農民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政府雖大力支持新村運動，但不包辦。上什么項目，完全由農民自己選擇。允許推進進度有快有慢，不搞齊步走。由農民從村中選出“指導者”，而不是現有具有準公務員性質的“里長”(相當于我們的村長)來組織實施新村運動。政府確定若干項目，包括屋頂改造、道路硬化、建自來水管道等，由村民討論選擇最急需的項目，并選舉一個新村建設指導者。項目獲得縣級政府的批準后，政府再發水泥、鋼筋支持，政府給農民配套。“我們現在搞項目，是由中央給項目給錢，由基層政府和農民配套。韓國與此相反，著重調動農民的積極性。”
最早提出新農村建設思路的北京大學教授林毅夫，梳理了他理想中新農村建設的兩條思路，一方面通過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促進農民增收；另一方面增加對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消費，消化已經過剩的產能。林毅夫表示，中國新農村建設應當在2020年完成，政府財政可以為新農村建設提供足夠的資金。
但是也有專家認為，這種以政府投資促進農民致富的思路不一定適用于中國。燕京華僑大學校長華生表示，中國現代化的一個任務就是要減少農民，我國目前人口的60%是農民，這個數字最后要降到10%以下，完成這個計劃需要很漫長的過程，所謂的新農村，至少要到50年后才可能建成。如果盲目地在不久可能消失的自然村基礎上搞基礎設施建設，或人為短視地規劃撤村合并搞所謂新村建設，都會造成不必要的彎路和浪費。
(摘自《鳳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