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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制訂十二五規劃時,應注意一個國際趨勢是所謂低碳經濟。”國家統計局總工程師鄭京平在中國經濟50人年會上表示。

　　同時,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認為,排放會加大成本,在很多排放措施是加大成本的,世界各國,現在之所以有一些推不通,是因為各種利益集團在阻礙這件事情。“現在發達國家都在改革了,我們也會改。'十二五’會加大這件事情,以前是減硫,現在是減碳。但新興國家的“彎道超車”,限速外部性,遏制搭便車。”

　　就在剛剛閉幕的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發改委提交的一份報告里有關2010年的八項重點工作中,有兩項直接涉及低碳經濟,另兩項間接相關,今年政協一號提案鎖定“低碳經濟”應在意料之中。

　　“低碳經濟是應對金融危機的產業選擇,金融危機和低碳經濟這兩個話題基本上是一個此起彼伏的關系,就是在金融危機剛剛有人說是進入后危機時代的時候,低碳經濟這個呼聲就越來越高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萬東指出。

　　氣候變化有周期因素,有太陽活動,有火山爆發的影響,在工業革命之后則主要是人類活動,除了工業活動,戰爭、核試驗、現代化的生活以及能源結構都是氣候變化的原因。

　　因為本輪全球金融危機源自房地產次級貸款,中國目前的發展特別是城市化進程中也出現房價不斷走高和房地產依賴,房價成為隨時可能破滅的泡沫。美國的金融長期的高速度的發展,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美國的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大約在6%到7%,到上世紀80、90年代的時候,占到了10%左右,但是2000年到2008年之間,它的金融業增加值占美國GDP的比重最高一度達到了34%左右,就是說由于美國的GDP中金融業的過度膨脹,為后來的危機埋下了隱患。

　　2007年年底爆發的金融危機對美國的金融業形成了一個定向爆破,那么這個定向爆破之后美國現在面臨一個戰略選擇,按奧巴馬的話說,美國不能繼續依靠金融巫術來維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美國人民的生活了。美國要調整進入到一種新的發展方向,那么這個新的發展方向就是現在所宣傳得比較普遍的低碳經濟的發展,是新能源、智能電網和生物技術,這些東西成為美國的新的產業選擇和戰略選擇。

　　商務部產業損害調查局產業分析與預警處處長、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張勇表示,WTO是我國強制性的制度變遷,低碳經濟模式又是一次強制性的制度變遷。碳關稅最早由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提出,針對未遵守《京都協定書》的國家課征商品進口稅。意圖在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運行后,避免歐盟國家所生產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競爭。2009年6月22日,《美國清潔能源安全法案》獲得眾議院通過,該法案規定,美國有權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不實施碳減排限額國家進口產品征收碳關稅。碳關稅目前世界上并沒有征收范例。但是歐洲的瑞典、丹麥、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顛和魁北克在本國范圍內征收碳排放稅。

　　張勇認為,對經濟學的挑戰主要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性,建立碳排放“限量及交易”(cap-and-trade)機制,內部化碳排放的負面性。從具體的效率標準來看:并不是“帕累托最優”,而是“卡爾多—希克斯補償原則”意義上的效率標準。按照這一效率標準,在社會的資源配置過程中,如果那些從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獲得利益的人,只要其所增加的利益足以補償(并不要求實際實償)在同一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中受到損失的人的利益,那么,這種資源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楊萬東:低碳經濟也是世界政治格局調整的新標桿

　　“中國崛起和高碳經濟,也形成了一個對應關系,因為中國是以中國制造和世界工廠的形象在最近30年不斷崛起的,中國崛起伴隨著中國能源消耗不斷增加,也是中國對世界的資源依賴越來越嚴重的過程。”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楊萬東表示。

　　眾所周知,工業革命以來世界制造業由西方工業發達國家主導,幾百年間向空氣中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令人費解的是,為什么布什政府退出了《京都議定書》,但奧巴馬政府高調宣布要加入世界氣候談判,要加入這個氣候政治的舞臺？

　　“這個氣候問題已從經濟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也就是說美國的核心利益實際上是美元保衛戰,通過變碳經濟為碳政治,采取碳經濟向碳政治的轉變來換取美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楊萬東認為,“這對中國就是一個外部的壓力,因為美國在新能源上已經有了很多的技術儲備,美國產業的服務業化和遠高于發展中國家的科技水平,使得美國在碳經濟方面又可能占先。美國可能通過低碳經濟的發展糾正過度偏重金融業的經濟結構,通過美國實體產業的競爭力的回升解決美國國內嚴重的失業問題。”

　　所以,中國必須要深度的開發經濟,然后通過技術的變遷,通過國際談判的中應用權益的爭取,來贏得自己國內的發展空間。 （馬玉榮 馬紅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