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1992年巴西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前的幾年談判算在內，氣候談判已經走過了20個春秋，可謂風雨兼程。

　　撫今追昔，從里約熱內盧到哥本哈根再到坎昆，全人類共同應對氣候變化、拯救地球的漫漫征程，始終坎坷與希望交織。

　　里約——“播種任務”

　　全球變暖，海平面上升，生態體系遭破壞。在人類生存面臨巨大挑戰的時刻，1992年6月，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此次會議有170多個國家的代表參加，10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與會，規模空前。

　　此前一個月通過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為全球減排談判做出了安排，但會議未能就發達國家應提供的資金援助和技術轉讓達成具體協議。這一會議完成了“播種任務”，而“獲得好收成，還需我們的努力和奉獻”，大會主席、時任巴西總統科洛爾如是說。

　　的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是世界上第一個為全面控制溫室氣體排放、應對全球變暖的國際公約，然而其留下的資金支持額度和技術轉讓等具體問題至今沒有完全解決。發達國家普遍逃避和轉嫁責任，成為氣候談判路途坎坷的重要原因。

　　京都——拉鋸戰

　　自1995年開始，氣候談判開始圍繞《京都議定書》展開。這一談判過程中同樣經歷了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激烈斗爭。

　　比如，美國在京都會議事務級談判階段一直堅持在減排問題上維持現有規模的頑固態度。美方還先后派出兩批議員來京都坐鎮監督，不許本國談判代表讓步。美國代表甚至表示：“如果不規定發展中國家將來也承擔減排義務，那就不簽署《京都議定書》。”美國的立場引起了與會各方的普遍關注和強烈不滿。

　　經過輪番激烈的討論，最后37個發達國家不得不在《京都議定書》中承諾承擔框架性減排義務。《京都議定書》沒有規定發展中國家承擔減排義務。

　　但是，由于一些發達國家缺乏政治誠意，實現既定目標的進展十分緩慢。比如在2001年剛開始其第一任期的美國總統布什就宣布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