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馬世領
自1998年以來，作為國家開發銀行的掌門人，陳元的名字與開發性金融結下了不解之緣，成為中國開發性金融的開拓者和先行者。
2月9日，國家開發銀行(以下簡稱國開行)在上海主辦“財政、金融管理與開發性金融論壇 ”，就“共同促進建設健康財政、健康金融”主題進行高層研討。
2月15日，國開行與安徽省政府在北京簽署開發性金融合作協議，未來5年內國開行將向安徽省提供總額120億元的新農村建設政策性貸款，貫徹中央“中部崛起”發展戰略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戰略決策。
在2006年春節長假后不到半個月的時間里，作為政府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國開行所舉辦的這些頻繁的重大活動中，一個身影馬不停蹄地閃現其間——這就是國家開發銀行的行長陳元。
低調如父
搜索關于陳元受訪的個人信息或人物專訪，幾乎沒有。大部分都是他公開發表的專文和與自己工作直接相關的訪談，即使如此，也是從2002年國家開發銀行的發展態勢徹底扭轉后才陸續出現的。
而陳元在媒體上較長時間的公開亮相，一次是2004年4月，受邀中央電視臺《對話》欄目，暢談開發性金融和國開行實踐經驗；一次是2005年3月，新華社邀請陳元到新華網做關于“中國金融科學發展之路”的在線訪談；另一次是2005年6月，陳元的父親——眾所周知的杰出國家領導人陳云誕辰100周年時，受邀到中央電視臺的新聞會客廳，與任國家行政學院副院長的小妹陳偉蘭一起緬懷他們的父親。
陳元為人的低調可見一斑。而這種個性與他的父親幾乎如出一轍。
在新華出版社出版的肖偉俐的紀實作品《家風》一書中，描寫陳云一家的《國計已推肝膽許 家財不為子孫謀》這一章節提到 ：陳云和于若木夫婦育有五子，分別是大女兒陳偉力、大兒子陳元、二女兒陳偉華、小女兒陳偉蘭和小兒子陳方。他們都受過高等教育，從事的職業也各有特點，有教師、有干部、也有企業家。雖然工作崗位和性質不同，但是他們有著共同的特點:謙和而好學。在黨內，陳云及家人行事低調、不事浮華的作風，一直受人稱道，這與陳云嚴肅的學風、嚴謹的家風密不可分。
1995年，陳云逝世后不久，葉永烈為出版《陳云全傳》采集有關資料時發現，作為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第五號人物”，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第二號人物”，曾在1956年中共八屆一中全會當選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陳云，此前在海外，關于他的傳記竟然一本也沒有，而在國內就連介紹他生平的文章也極少。
“他的身世，當時除了《簡明大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上登載著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之撰寫的一千多字的小傳外，鮮為人知。”葉永烈很是感慨。據說，經過陳云審閱的《陳云畫冊》直到8年后他90歲生日時才得以出版；而未經他審閱就播放的電視連續劇《陳云出川》，他無意中聽說后便強令停播。陳云辦事穩健，非常謙遜。陳云寫過這樣的條幅：“個人名利淡如水，黨的事業重如山。”
毫無疑問，在父親40歲時才出生的長子陳元，從小就在父親身邊長大，自然受到不少的耳濡目染，陳元低調謙和、好學務實的做派不能不說是父親言傳身教出來的。
走自己的路
當初陳云同志在中央主管經濟工作，陳元走上金融的從業道路，不少人會想當然地認為，這可能與他父親的引導有關。但陳元透露說，這并非是他父親包辦的，而是個人的選擇。“我父親從不代替我們做任何決定，但他會對你工作當中做出的決定給予評價，然后對你做得好的給予鼓勵，有時候對你提醒一兩句，所以我們家幾個人各自有自己不同的發展，都不是父母制定的、包辦的。”他在接受中央電視臺的專訪時直言不諱。
不過，他并不否認受了父親的諸多影響，“應該這么說，就是我父親以及其他第一代領導人，他們是在一個歷史舞臺的中間來做這些歷史上的重大的事情的，我們是在側面，從家庭的角度，能近距離看到很多的細節和知道他的一些想法，這樣就能多受一些教育。”
陳云對子女的教育有兩個原則：一是讀好書；二是做好人。陳元在父親的指導下，從初中開始看《參考消息》，閱讀《馬克思傳》，高中和大學階段自學哲學，通讀《資本論》，并做了大量的讀書筆記。這一切都為他日后順利考入清華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奠定了堅實的知識基礎。
知難而上
從陳元的家風和他本人的作風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典型的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先做后說的人。陳元對自己的低調，對國開行改革與對開發性金融的“高調”，可以說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可以說，陳元出任國開行行長的8年，幾乎就是將國開行從單純的政策性銀行改革發展成為開發性金融機構的8年。甚至還可以說，近年來開發性金融的理念得到社會各界上上下下的認同，與陳元帶領國開行的成功實踐和大力普及是分不開的。
1998年3月，他從干了10年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一職，調到國開行出任行長的時候，國開行的不良貸款是32.6%。但他沒有抱怨，沒有退縮，而是知難而上。2004年，當他面對CCTV《對話》的眾多觀眾，回顧起當年接到調任通知的心情時說：“我當時從精神準備來說確實不足。那會兒的賬本情況就不太好，不太理想，我看到時非常著急。”從監管高層到被監管對象，更何況面臨堆積如山的不良貸款的歷史包袱，他還是感到了不小的壓力。以后連續幾年，國開行對外的聲音都很少，但真正的改革動作從他上任那天起就已開始。
國開行引起國內業界關注，最早還是來自于境外的評價。2003、2004年連續兩年，香港權威財經雜志《亞洲金融》將國開行評為“亞洲最賺錢銀行”。國開行還被《國際金融》雜志評為亞洲最盈利的銀行之一。2004年，《華爾街日報》以少有的對國內銀行的肯定態度，以《從放貸機器到明星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向借款人說“不”》為標題對國開行1998年以來取得的成績進行大幅報道。
而這所有的美譽都基于這樣的事實支撐：陳元到國開行任職8年來，國開行不良貸款率和不良貸款額連年“雙降”。 從2002年開始，國開行不良貸款率逐步進入穩定期，處于2%以下的低位運行狀態，與國際一流銀行進入穩定期后的特征一致。
在2004年3月國開行成立十周年之際，陳元豪情寄語：“十年來，國開行在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等領域累計發放貸款1.6萬億元。常言道，十年樹木，回望十年，木已成林。”
改變規則的調整大師
毛澤東在我國經濟發生困難時，總是把陳云“請”出來，由他對經濟政策進行調整。所以，陳云有了“調整大師”之譽。而陳元或許不經意間繼承了父親的這一“傳家寶”。他無疑成了國開行的“調整大師”，將國開行從單純政策性銀行發展成為政府的開發性金融機構。
陳元說：“從政策性銀行到開發性金融機構，意味著國開行已經不是靠補貼了。我們有自己的市場業績和市場活力。”一位海外投行業界人士這樣評價陳元：“他做了一個了不起的工作，他將一個死氣沉沉、官僚的政策性銀行改造成了一個敏捷而有遠見的金融機構。”
“中國要想成為一個現代化經濟，要想在金融領域跟上國外的發展，必須改變落后的市場和原來落后的規則。所有金融銀行成功的發達國家，很多的經驗是源于他們制度的強盛和金融的強盛。我所要求的只有一點，就是按照金融規則辦事。我給你巨額的資金，希望換回一個市場化的規則，這個規則不但對國開行有利、對政府有利、對企業有利、對全社會都有利。”陳元話語的背后，有一種對開發性金融所特有的市場建設作用的推崇和厚望。
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宏觀戰略部部長趙曉認為，這些年看到國開行的所作所為，覺得陳元非常大刀闊斧。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代表處原首席代表布魯斯•莫利曾在2004年不無詼諧地說：“陳元看上去和10年前一樣，仍然保持著年輕人的心態，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也讓我很嫉妒。”言下之意就是，陳元敢于破舊圖新。
也有人不無幽默地把陳元的角色形容為“走鋼絲”，鋼絲的兩頭，一頭是政策，一頭是市場。陳元本人則這樣闡發他的開發性金融理念：“雖然開發性金融機構是國家的，但是也要遵循市場規則。開發性金融是我們以融資為載體，推進制度建設的途徑。我們要通過融資支持經濟社會發展，更要通過融資，促進整個市場、制度建設的發展。令人欣慰的是，我們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
從小開始照“鏡子”
實際上，這個“良好的開端”來得并不容易。陳元說：“在國開行這些年的改革發展過程中，我們始終貫穿‘照鏡子’的方法。國外的先進經驗猶如一面鏡子。”
陳元透露：“1998年我們開始信貸改革時行內外有很多看法，很多人認為政策性銀行就應該有不良貸款。后來我們請國際咨詢公司進行外部咨詢、樹立風險防范意識。有人又認為我國的政策性銀行不能接受美國的意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政策性銀行是格格不入的。對于從財政融資的觀念和方式中轉型，內部的思想也是極不統一，阻力非常大。經過咨詢后，我們設立了‘防火墻’，嚴格以風險控制為中心的審貸分離，初步解決了新增貸款的風險控制問題。”
陳元說：“我們廣泛借鑒國際同行業的經驗，搞融資民主，投票制，電子路演。這當中我們獨創發明了融資民主。同時，我們聘請普華等國內外會計師事務所每年對我行財務進行審計，改進治理結構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國開行的每一步都是克服各種思想阻力、‘照鏡子’一步一步走出來的。”
在國開行內部，流傳著陳元的這么一句話：“在貸款上，我只有否決權，沒有審批權”。實際上指的就是國開行的信貸集體審批制和融資民主制。也正是這種內部機制創新，使過去的人情貸款和潛在不良貸款得以杜絕。
“開發性金融的典型代表是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這些機構和當前國開行所使用的方法基本是一樣的，我們樹立了清晰、明確和完整的目標。我還要強調，不要盲目照搬國外經驗。西方銀行的原理要與中國國情相結合，最后的實際操作還得靠我們自己。”
國開行網站上的一份文案這樣描述他們的行長：1998年以來，陳元行長領導國開行把國際先進的金融原理與中國國情實際結合起來，從轉變思想觀念入手，樹立國家信用與市場業績相統一的辦行宗旨，確立在“市場環境下，銀行框架內”的運作思路，瞄準國際標準，銳意改革，開發性金融得到蓬勃發展。
陳元愛照“鏡子”的國際視角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參考消息》可以說是他最早的國際啟蒙老師。陳元回憶說：從小學高年級到初中，我就非常好奇，去看父親時看到辦公室有報紙，其中有《參考消息》。“特別愛看，看了以后就開始想這里頭是個什么事情，什么問題，怎么理解，慢慢的就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記得‘文革’期間，在江西南昌，看到我父親在《參考消息》上劃出一些杠，或者標題圈一下，我知道他是提示讓我注意看。特別讓我記憶很深的就是，他給我講當時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主席，叫沃爾克，這個人后來我認識了，現在也是我們銀行的顧問，他就說，這個人實際上是真正的美國的總統，經濟上的總統，這個對我印象很深，我并沒有理解很多更深的東西，但是這個使我覺得很重要，所以以后對這些問題我更加關注。從那個時候起金融上的事情就開始引起我的興趣。”
致力于富國富民
如今，業內對于國開行的開發性金融普遍的理解就是，充分運用國家賦予的國家信用，通過融資推動信用建設、制度建設、市場建設，從而實現政府目標和國家戰略。這樣，告別政策性銀行的所謂虧損、補貼的誤區，使之真正回歸到不以營利為目的但以國家戰略為目標，不唯商業化是瞻但又遵循市場規律的“政策性”銀行本位，繼而發展到開發性金融層次。
而國開行重點支持的領域，盡管仍主要還是“兩基一支”， 但更重要的是圍繞著國家戰略決策和政府規劃目標，說通俗一點，就是涉及到國計民生和富國富民而又非簡單地需要財政撥款的社會公共服務領域。那些前期需要大規模融資而后期可以吸引市場資源，同時又符合上述條件的項目，尤其是國開行鼎力支持的對象。
截至2005年底，國開行各項貸款余額達16866億元人民幣；當期和累計本息回收率分別為100.02%和99.23%，連續二十四個季度(6年)保持國際先進水平；不良貸款率僅為0.87%，不良率和不良額再次實現“雙降”；風險準備金對不良資產的覆蓋率達到222%。這再次驗證著開發性金融的魅力和效力，也繼續驗證著陳元堅持的改革和創新的正確。
國開行也更多地從“富國的國計”安排，走向“富民的民生”，“親民”的形象使百姓對國開行感到不再遙遠。2005年，國開行累計支持中小企業和農戶12413個，創造就業崗位33.9萬個。在河南、山西、青海等地發放助學貸款7.18億元，支持了15.7萬貧困大學生。發放應急貸款9.59億元，為應對禽流感、吉化爆炸、九江地震等突發事件提供支持。而且，目前國開行的微貸款項目已經在內蒙古包頭市和浙江省臺州市兩個試點地區啟動。
2005年11月，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區域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銀行聯合體在莫斯科正式成立，在各國領導人的見證下，陳元代表中方在協議上簽字，并隨后當選為首任主席。有評論指出，中國國家開發銀行行長當選為銀聯體首任主席，標志著中國在通過開發性金融對周邊國家發揮作用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有利于中國企業實施的國際合作業務，有利于中國政府與上合組織各成員國之間的廣泛合作。
(摘自《小康》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