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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商、黑勾結產生的合力，正對中國一些地方的經濟和社會產生巨大的破壞
鄭州“黑市”
宋留根，鄭州“黑道教父”，也是中原商都數百個批發市場的壟斷者。他在聚集億萬財富的同時，對經濟社會的破壞卻難以計算
本刊記者/劉志明(發自鄭州)
三年前的那個夜晚令51歲的李連中一生都刻骨銘心。
2000年11月28日夜11時28分，李連中驅車趕回鄭州市管城區消灘小區的家。剛下車，幾個黑影從暗中躥出，掄起鐵棍對著他一通亂砸。
李連中的腿和胳膊當即被打斷，所幸免于一死，但從此四肢里多了鋼板、鋼管和螺絲。
事發時，李是鄭州市西十里鋪村村長，鄭州西站路水果批發市場的負責人。李連中咬著牙說：“肯定是宋留根那伙人干的。”
最后一塊“陣地”的失守
宋留根在鄭州西郊大名鼎鼎，有“黑道教父”之稱。李連中認為，宋的人之所以對他痛下殺手，是因為他們想控制西站路水果批發市場的企圖，被他和西十里鋪的村民堅決抵制。
西站路水果批發市場，最初是由西十里鋪村村民集資做起來的，李連中是帶頭人。這個市場專做香蕉批發，是全國最大的香蕉集散地，從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和中國的廣東、廣西、海南等地遠道運來的香蕉，在這里中轉，再販運到河南周邊各地。生意最好時，年交易額高達5個億。
此前，鄭州市大大小小幾百個批發市場，都已被宋留根等人控制。而西站路這個水果批發市場，因其肥美，宋覬覦已久，想盡辦法都要滲透進來。
李連中說，還在1998年的時候，宋留根的人便多次到市場鬧事，找商戶的麻煩。有一次，李連中到外地開會，家里人給他打電話說，有人又來鬧事了，如果你不回來處理好，商戶就要全部搬走。會未開完，李連中馬上趕回，把村民組織起來，保衛市場。
一位知情人稱，維護市場只能靠村民自己，指望公安局不頂用。“因為大家都知道，宋留根等人已是幾進幾出了，抓了就放。”
第二天一早，西十里鋪村五六百個村民打著長條幅，到市場給商戶助威。效果果然明顯，當天宋的人再沒敢去市場鬧事。此后，村里組織了二十個來個村民，每天從早到晚在市場巡邏。
李連中說，在鄭州市所有批發市場，只有他們一家這么做，因而一直沒被宋留根的人控制住。但宋的人還是經常給李連中打電話，要求提供水果攤位。李連中知道，宋留根并不是真正做生意，只要有一個攤位給他們，這個市場就完了。李甚至給工商局長、工商所長打招呼，不要給他們攤位。“正是因為我對他們抵制得太狠了，所以他們懷恨在心，對我下了毒手！”
鄭州市批發市場最后的陣地終究沒能守住。2002年3月，這個水果批發市場搬往西環路去了。知情人稱，這是因為部分商戶受了宋留根的人的蠱惑，認為西站路市場工商費收得過高，而宋留根收的保護費要低于工商費。“一車香蕉約交保護費100元，而工商費則要交200元、300元、500元不等。”
有商戶不愿意搬，宋的人便阻撓其交易，不從就砸車。
商戶賀金山不干，被打成重傷，遠走開封。
而水果市場搬到西環路，就被宋留根控制。據說連工商人員都不敢進市場收費。
第一桶“黑金”
在鄭州，無數生意人對宋留根一伙普遍的心態是——恐懼。
即使是在他們被抓以后，在記者面前，提起宋留根，多數商戶欲說還休。鄭州市紡織大世界一位商戶坦言：“我們都怕，怕他們報復。”
宋留根何許人，竟會讓鄭州商人聞之色變？
來自鄭州警方的資料：宋留根，男，40歲，1981年鄭州國棉五廠中學高中畢業，后在國棉五廠工作，1987年離職。曾因包庇罪被判刑。刑滿釋放后，便混跡在鄭州市原友愛路布料批發市場。
在友愛路布料批發市場，宋留根發現搞布料批發利潤豐厚，竟突發奇想，欲壟斷這塊生意。這時，他的身邊慢慢聚攏了馬小辮(真名馬獻洲)、郝洪山等人。1993年夏，他們利用威脅、恐嚇等手段，趕走商戶，壟斷經營“麻紗”，三個月間，每人獲利2萬多元。這是宋留根黑道生意的第一桶金。
第一次得逞，宋留根等又想插足布匹托運市場，以攫取更大利益。這一次不再順利，宋與托運商“小丑”矛盾激化。“小丑”，原名馮雙亭，也曾是國棉五廠工人，是出了名的“混混”。在當時，“小丑”遠比宋留根名氣大，沒人敢惹。
可宋留根還把他除掉了。
1993年8月23日晚，宋留根帶領陳華、王強等，持槍埋伏在西站路五廠家屬院——“小丑”回家的必經之地。當晚9時許，“小丑”夫婦外出歸來，宋留根掏槍頂住“小丑”頭部射擊。
“小丑”當即斃命，其妻子也身中數槍，重傷。
宋留根被抓獲。在關押幾個月后，居然又重現鄭州街頭。
抓而復放，無疑使宋留根的名氣大了起來。
而“小丑”一死，其他托運商便先后退出了友愛路布料批發市場，無人再敢與宋較勁。
暴力壟斷托運市場
1995年4月，友愛路布料批發市場拆遷，市場移至西站路附近的紡織大世界。
紡織大世界位于鄭州西郊，是河南省最大的布匹、紡織品批發市場，也是全國十大布匹批發市場之一。在1995年鼎盛時期，紡織大世界坐擁商戶2500多家，年交易額40億元，戶均納稅350元/月，年納稅總額1000萬元。紡織大世界的貨源地主要集中在全國最大的紡織品集散地浙江紹興柯橋鎮“中國輕紡城”以及常熟、廣州等。
宋留根、馬小辮、郝洪山等人的“生意”也隨著友愛路布料市場的拆遷轉移至紡織大世界。他們急于拓展“生意”，幾近瘋狂。他們首先要控制的，仍舊是利潤巨大的貨物托運市場。
而第一步，就是要不擇手段，搞掉所有競爭對手。宋留根很快就把這一“構想”付諸行動。
鄭州警方向本刊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
1995年，浙江柯橋駐鄭州某托運部三人被砍；
1996年春，河南新鄉托運部被搗毀；
1996年5月，河南洛陽托運部數人遭暴打；
1997年冬某晚，宋留根及其手下王慶國率30多名打手，頭戴清一色黃色工程防護帽，身著清一色黑色皮衣，內藏短柄獵槍、自制手槍、大砍刀、鋼管等，直撲“胖建”(真名鄭建平)設在市場內的托運部。“胖建”聞訊翻墻逃走。幾天后的一個深夜，雙方各糾集打手，在鄭州工人路火并，“胖建”慘敗，將托運部拱手相讓。
1998年初，某托運部不聽“招呼”，從浙江柯橋托運一車布匹到鄭州。車行至河南信陽，被尾隨而至的宋留根的打手“黃魚”(真名范強)追上。“黃魚”等人將三名司機當場殺死，埋尸滅跡，布匹和卡車則就地變賣。
1998年7月，宋留根手下“小廣”(真名張廣明)、“小一”(真名徐均意)、“黃魚”三人闖入浙江柯橋一托運部，用獵槍當場打死兩名“不聽話”的商人。其后擔心“黃魚”嘴松漏風，經宋留根授意，“小廣”、“小一”在柯橋又將“黃魚”殺死并碎尸。
1998年10月，為爭奪貨源，宋留根把持的浙江柯橋至鄭州公路托運部與馬某控制的浙江柯橋鐵路托運部發生火并，雙方均使用了獵槍、手槍和刀棍。毆斗中，一人死，兩人重傷。壟斷柯橋貨源后，宋留根、馬小辮便派嫡系打手“小孩”(真名李星)常年帶十余人鎮守柯橋。
……
而對那些不愿在其托運部運貨的商戶，宋更不放過，稍有不從，掀攤，恐嚇，毆打，逼其就范。
1995年，紡織大世界殘疾人商戶孫志安，因沒有在宋留根的托運部發貨，惟一的一條腿也被打折。同年8月，布商連某因相同原因遭到暴毆。
記者在紡織大世界采訪，商戶們憶起往事，無不心有余悸。
到1996年下半年，宋留根徹底壟斷了鄭州紡織大世界的貨運市場。據警方提供的材料，在紡織大世界，宋年均獲利4000多萬元，其成員也發展到100余人。
“商都”淪陷
鄭州歷為中原重鎮，交通便利，商貿發達，有“商都”之稱。
1997年，鄭州獲準成為中國商貿中心改革的試點城市。商貿城建設一直是其城市發展規劃的重中之重。鄭州有著為數眾多的貨物批發市場，大大小小不下幾百家。而宋留根的崛起，與經濟環境不無關聯。
1995年以來，隨著宋留根團伙的急劇“壯大”，鄭州市大多貨物批發市場的貨運，如紡織大世界、二環道果品批發市場、鞋城、摩配城、光彩服裝市場、敦睦路服裝批發市場、銀基商貿城者，有的被其徹底控制，有的則與其他團伙共同控制，幾乎無一幸免。
一位知情人稱，西站路水果批發市場的最后“失守”，標志著商城鄭州的“淪陷”。
一個現象在鄭州廣為人知：在鞋城、紡織大世界等地，很多商戶走了，有的遷往他處，有的徹底改行。“他們都是被打跑的”，紡織大世界一位商戶這樣告訴記者。
紡織大世界的貨運在1996年年底被宋留根團伙徹底控制后，貨運價格便大幅攀高。警方資料顯示，浙江柯橋“中國輕紡城”至國內各主要城市布匹托運費用，根據運輸距離基本維持在每公斤0.2～0.3元之間，單車運費(每車載重60噸)在1～2萬元之間。但在所有的路線當中，唯獨柯橋——鄭州一線，行程僅1330公里，每公斤費用卻為0.6元，單車運費高達3.6萬元，費用竟是同等距離線路的3倍之多。僅此一項，紡織大世界每家商戶每年就要比周邊城市的同行多負擔近4萬元的托運支出。
據估算，紡織大世界現在每天公路運輸量達15車(高峰時每天40車以上)，鐵路運輸每天兩節車皮(每節車皮載重60噸)，僅壟斷托運一項，宋留根團伙每年就獲利3000萬元以上。
而高額的卸貨費用則是商戶們不得不忍氣吞聲支付的另一筆開銷。正常情況下，柯橋、廣州、常熟等地進鄭州的卸貨費用為單車600元，單件2元，唯獨宋留根壟斷的卸貨站，卸貨費竟比正常情況下高出2.5倍。
市場的每一個環節，只要能賺錢，宋留根便要控制。
紡織大世界的三輪車運貨，都由其團伙中的“三號”人物郝洪山控制，0.5元一包的運費在控制后漲至7元。盒飯生意，則由宋留根團伙的骨干劉慈恩壟斷，他們強迫所有賣盒飯的小販都要到他們那里去進貨，一套圍裙、帽子竟賣80元，100元的盒飯車賣到300元。光賣盒飯，每年的利潤也在百萬元以上。而宋留根團伙成員劉文賢，更是在市場內成立“商會”，并自封為會長，一年收保護費高達216萬元。
惡劣的經濟環境使紡織大世界生意一落千丈。資料顯示，紡織大世界由1995年每年銷售40多億元，下降到2002年的10億元，只及鼎盛時期的1/4。商戶由1995年的2500多家下降到時下不足700家。
公司化運作
一位鄭州警員對宋留根、馬小辮、郝洪山團伙的評價不低：“雖然是打打殺殺出身，但他們并不局限于打手的水平，他們很聰明，他們深知扣著‘黑社會’的帽子是沒有多大發展前途的，他們必須要為自己的罪惡行徑披上合法的外衣，以商養黑，以黑護商。”
1998年10月，鐵路部門試行行包專列個體承包經營。抓住這一機會是這個黑社會團伙“公司化”運作的開始——宋、馬、郝三人，聯手創建了“創業貨運公司”。
創業公司成立之初，三大股東共同出資，郝洪山負責具體經營，每年向鐵路部門上繳500多萬元的承包費用，而其啟動資金完全為鄭州紡織大世界托運部壟斷經營所得。
自公司正式運營，宋留根手下大批打手涌入，許多骨干成員搖身一變，成了公司各部門業務主管。
一旦有競爭對手想插手鐵路行包生意，威脅、毆打、綁架，是他們鏟除競爭者的慣用手段，以確保創業公司的獨家壟斷地位。
從1999年起，創業公司對鐵路行包專列的獨家壟斷開始巨額獲利，年利潤達5000多萬元。2000年，公司更名為“河南恒業運輸有限公司”。
知情人告訴記者，恒業公司現已在鄭州、廣州等地建起30多個運輸網點，遍及這些地方的各大批發市場，有正式員工近百人，相當一部分是宋留根團伙的骨干成員。一種說法是，恒業公司已是河南省規模最大的物流公司。
恒業公司開始肆意抬高從廣州至鄭州的鐵路行包專列運費。鄭州警方向本刊記者提供的資料顯示，鞋類運輸，國營鐵路是0.23元/公斤，恒業公司是0.7元/公斤；服裝運輸，國營鐵路是0.24元/公斤，恒業公司是0.8元/公斤；鋼材運輸，國營鐵路是0.2元/公斤，恒業公司是0.6元/公斤。從廣州運至鄭州，1800公里行程，宋留根控制的恒業公司的運費竟是國營鐵路部門運費的2～3倍。
據警方介紹，恒業公司承包的對開行包專列鄭州——廣州線路的三節車皮，每天到站、出站各一次，每節車皮載重60噸，按照各類貨物的運輸均價0.5/公斤計算，每天收入在15萬元以上。而按照恒業公司與鐵路部門簽定的承包合同，每公斤貨物運輸成本還不到0.1元，其間暴利一目了然。
利用這條運輸線路，宋留根開始大肆走私香煙、盜版光盤、汽車，甚至販運毒品。
未知的保護傘
宋留根的影響最終導致警方的行動。
從去年7月開始，鄭州警方開始對宋留根團伙進行抓捕，今年6月，宋留根、馬小辮、郝洪山先后歸案。警方透露，至今已抓獲該團伙成員100多人。
待宋留根團伙的種種劣行公之于眾，聞者無不咋舌——眾目睽睽之下，一個黑社會團伙怎么能夠發展至如此之大？
2003年7月底8月初，本刊記者在鄭州采訪之時，鄭州警方正在對宋等人進行突審。期間，記者在鄭州市第二看守所見到審訊中的馬小辮。警方稱，在該團伙三大頭目中，馬交代問題還算較好，而宋、郝二人，根本不配合。
據警方介紹，在恒業公司——宋留根團伙內部，組織嚴密，分工明確。宋留根負責控制鄭州地區；“二號”人物馬小辮負責控制貨源地浙江“中國輕紡城”，順帶鏟除競爭對手；“三號”人物郝洪山負責“官場上的事”。
據熟悉郝洪山的人說，郝很有心機，團伙出現的危機，一般都由他來出謀劃策，疏通關系，“擺平”事端；而社會事務，如與政府機關的交往，也都是由他來搞掂。
據本刊記者的了解，宋留根團伙內部制定了嚴密的“家法幫規”，所有成員都必須聽從“大哥”宋留根的安排，嚴禁泄密；團伙成員作案被抓，只能就事論事，不得牽涉他人，更不能泄露組織內幕；團伙成員嚴禁吸毒，一經發現，立即清除——在他們看來，染上毒癮，組織秘密不保。
獎懲分明：按照功勞、作用的大小，成員被分為不同等級，以此計發“工資”，依照等級，每月3000、5000、8000、10000元不等。
為建立一個強大的后臺與靠山，恒業公司還專門從巨額黑金中抽出部分利潤作為“活動經費”，多方拉攏利誘。而“他們的黑后臺、保護傘，都具有一定的權勢與能力”。一位警方人士說。
這足以佐證宋留根與馬小辮在犯了命案之后何以能“進而復出”了。據“小孩”(真名李星)交代，早在1993年宋留根殺掉“小丑”被警方抓獲時，一個叫“果子”(真名杜建國)的團伙成員就曾從浙江柯橋“小孩”處取走現金80萬元，為宋留根“跑事”；幾個月后，宋被取保。
辦案警員告訴記者，馬小辮致人死命也是事實清楚的一個案子，最后仍不了了之。
采訪中記者明顯感覺得到鄭州警方辦案遇到的阻力之大。一位警員說，據目前掌握的情況，“恒業”的保護傘涉及到一些職能部門。
在對宋留根、馬小辮的審訊中得知，即使是在警方內部，也有“內奸”。“難怪害得弟兄們一圈圈白跑”，這位警員說。
宋留根之后的“商都”
鄭州警方對宋留根團伙的定性：河南省1949年以來最大的涉黑團伙。
警方認為，宋留根團伙成員固定，有組織，人員分工明確，有各自相對獨立的勢力范圍，并采用暴力手段稱霸一方，壟斷市場，謀取暴利，依靠經濟基礎組建公司尋求保護傘——一個典型的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
對于宋留根黑社會團伙生成的原因，坊間自有議論：為什么它能茁壯成長？沒有適合他們的土壤與空氣，他們不會成長這么快。
宋留根團伙被打掉，大快鄭州眾商戶之心，但他們也有深深的顧慮。“官方說這個案子起碼會涉及到200人，但‘槍斃不過前十’。判得輕的一旦出來，實施報復咋辦？”
鄭州某商貿城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管理者更是悲觀。他在該商貿城經營多年，親眼看著宋留根的勢力如何滲入。而宋留根當初能進入這個商貿城，是被該商貿城老板主動“引進”來對付其對手的。
這位管理者說，為了能減少支付給宋留根等人的“好處費”，商貿城老板又先后“引入”了其他幾股勢力，以對宋形成制肘。而現在，即使是宋留根團伙被打掉，這個商貿城里依舊盤踞著三四伙黑勢力。
在這位商城管理者看來，宋留根只是鄭州西郊一霸，而在鄭州火車站、某商貿城一帶(亦即鄭州市中心一帶)，就輪不上宋留根了。
數十年來，這位管理者在這家商貿城親眼目睹了眾多黑道勢力的爭斗與起伏。他向記者詳細描述了其間頗多細節，然后愴然感慨：
“就像割韭菜一樣，割了一茬又起一茬。現在宋留根這一茬去了，也許不久，新的一茬又會起來。”
“明星企業家”的涉黑之路
一個鼎鼎有名的企業家，被指為黑社會性質團伙的頭目，其公司亦有黑社會化傾向。從本刊記者掌握的材料來看，不能認定曲全國有把公司“黑化”的故意，但他顯然縱容了手下以黑社會性質暴力犯罪謀求利益最大化
本刊記者/段宇宏(發自遼寧撫順)
7月22日，遼寧省撫順市公安局對外宣布，歷經18個月的偵查和追捕，涉案人員全部被抓獲，“撫順涉黑第一案”告破。
這一涉黑案件令人關注，是因為其“大哥”是撫順房地產界的明星企業家、新撫區人大常委——曲全國。警方指控，他與實際操縱該團伙的“頭目”馮剛相互勾結，以黑護商，以商養黑，有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嫌疑。
撫順警方稱，這些涉案人員涉嫌黑社會組織以及殺人、強奸、綁架、傷害、敲詐勒索和非法持有、買賣、運輸、制造槍支罪。當地媒體轉述撫順市公安局的說法——此案牽涉人數之多、隱藏之深、罪惡之大、影響之大、關系之復雜均為撫順市1949年以來之最。
被稱為這個團伙的“急先鋒”的馮剛，從2001年初開始，先后網羅了50余名兩勞釋解人員，購買各種槍支18支，用以武裝團伙成員，并且倚仗形成的黑勢力在撫順城區為非作歹，稱霸一方。他們與正大房屋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曲全國達成默契，暴力追討債務、威逼強行拆遷。
7月27日，記者來到撫順。
據記者的了解，撫順市一些方面對于涉案人員是否應定性為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存有疑義。曲全國的公司正常運作，所開發的項目也在繼續進行。
此前，撫順警方曾聲稱，因曲全國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合法的企業招牌、區人大常委的頭銜，致使識別此案的犯罪性質、取得犯罪證據異常艱難。
而從本刊記者掌握的材料來看，雖不能認定曲全國有把公司“黑化”的故意，但他顯然縱容了手下人在公司運作(尤其是拆遷)中，以黑社會性質暴力手段謀求企業利益的最大化。
槍殺引發的“涉黑案”
風馬牛不相及，這個詞似乎更能夠形容接觸到曲國全與馮剛身份信息時的第一判斷。
曲全國，撫順市新撫區人大常委，撫順市正大房屋建設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獲有中國社科院在撫順舉辦的研究生班文憑。當地房地產界的明星企業家。
馮剛，無業游民，初中文化。先后因私藏槍支、敲詐勒索、傷害他人等罪名被多次勞教，一個流氓團伙頭目。當地人眼中的“大地癩”。
“撫順打黑第一案”的告破，凸顯出他們關系中的諸多交匯點。
撫順市公安局的指控及公布的證據稱，馮剛等人打砸搶殺，綁架勒索，涉嫌眾多項罪行；而曲全國涉嫌唆使馮剛等人謀殺曲妻，致其重傷，并對兇手加以包庇和資助。
新撫區公安分局的秘密調查顯示，馮剛團伙在2002年初實力漸大，羽翼豐滿，與曲全國的資助和庇護分不開。
曲全國在房地產開發中雇傭馮剛等人專門對付拆遷中的“釘子戶”。正大公司2001年接手，現在仍在進行的棚廈地區改造工程中，曲給予馮剛等人物質獎勵——“趕走住房面積60平方米以下的一戶，賞5千；趕走住房面積60平方米以上的一戶，賞1萬”。馮剛團伙以正大公司動遷科的名義，采用恐嚇和暴力手段為曲的拆遷效力，同時也利用從曲處獲得的好處和庇護“發展壯大”。
有了經濟后盾后，馮剛開始用“先進武器”武裝自己，他從黑龍江以每支1千至2千的價格購入一批轉輪手槍，一群打打殺殺的地痞流氓從散兵游勇變得有組織起來，在黑道上“異軍突起”。2002年5月，馮剛與他人爭奪地盤，在新撫區福民街對其連開數槍，將其打成重傷。
馮剛與曲全國這種各取所需的關系長時間內在暗處維系著，直到2002的一起槍殺案才被打破。
2002年5月13日中午，一伙人手持獵槍和尖刀，闖入正大公司動遷科副科長王忠彥的辦室，朝王連開兩槍，并將在場的潘某刺傷，然后逃之夭夭。
中槍的王忠彥在斷氣前，說出了兇手的名字——馮剛，及其團伙中的王英順等人。
槍案發生前，同在正大公司動遷科效力的馮剛和王忠彥曾發生沖突，彼此都揚言要給對方以顏色。
警方在馮剛姐姐家中查獲10余支轉輪手槍，因此震動了公安部和遼寧省公安廳。
一系列艱難偵察的收獲是，警方不僅發現了馮剛團伙打架斗毆、殺人強奸、綁架勒索等多種惡行，同時也注意到該團伙與曲全國之間的關系。
拆遷中的黑勢力
棚廈區改造工程，是曲全國的正大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據公安局介紹，該項目占地面積達4平方公里，產值逾10億元。
棚廈區是指新撫區零道街至十四道街的地區，共1800戶居民，房屋多數為棚戶和平房，居民身份混雜。
這里素來以臟、亂、差聞名，是撫順市城區改造的重點和難點。一位與曲全國有十年工作交往的相關主管部門負責人說，曲作為當地房地產界的明星企業家，接手這個項目，有點想樹“形象工程”的意思。只是沒想到“他會栽在這個項目上”。
撫順市政府2000年專門發布的72號令——《撫順市城市舊平房區改造房屋拆遷暫行規定》，成為正大公司實施拆遷的政策依據。但此《規定》并不能讓所有的居民滿意，對于各自應得的拆遷補償的不同理解，一些居民拒絕搬遷。
從2001年4月改造工程開始，棚廈區部分居民陸續遷出。現在這里能看到的，是沿街遍布的巨幅廣告牌，以及廣告牌后正在施工的工地。
20余戶人家死活不搬，他們的房屋零星散落在工地中。自2001年6月，這里便停水斷電，這些被稱為“釘子戶”的人們，挑水、點蠟燭的生活已經持續了兩年多。
在他們的回憶里，自己所遭遇到的拆遷充斥著恐嚇和暴力。有人義憤，“我們隨時準備跟他們拼命”；有人哀傷，“不知道誰能保護我們”。
“釘子戶”成小琪(化名)告訴記者，2001年臨近年末，不斷有“地癩”模樣的青年以正大公司動遷科的名義來砸門砸窗，威脅恐嚇。成與他們多次發生口角，有一次甚至動了手。后來有鄰居勸他，“還是小心點，這些人身上都帶著槍”。
2002年2月19日夜里，居民潘兵九(化名)的房屋遭遇“石頭雨”，肇事者乘出租車逃逸。當晚，另一伙人闖入居民劉向暉(化名)家中，強迫其搬遷，劉不從，被打得皮開肉綻。
此后的2月27日夜，潘兵九的房頂再次被砸，劉的老伴被嚇出心臟病。當晚有十幾戶居民家挨個被砸，并被恐嚇：“限期內必須搬走，逾期不搬就砸腿。”
騷擾和暴力威脅持續到2002年5月，馮剛等人槍殺王忠彥案發。
很多拆遷戶說，他們一直在想辦法討公道，但律師不敢接案，法院不愿受理，求助媒體，也杳無音訊。
關于曲全國
曲全國出事后，熟識他的人均感到意外和震驚。
在曲曾任常委的新撫區人大常委會，不少人在記者面前提及他，都說“這是多么好的一個同志”，“怎么會這樣”，“無法相信”。
據知情人的回憶，曲全國最初是沈陽落戶撫順的知青，當年各委辦局時興搞第三產業，曲在計委下面一家企業擔任領導。曲精明能干，將企業越辦越好。前些年企業轉制，他成為公司的大股東，“實際上公司就是他說了算”。
有地產業內人士說，曲在房地產界的聲譽不錯，曲的公司實力在撫順業界起碼要排前5名。他已進行過多個項目的開發，許多工程竣工前就在熱賣中。
也有知情人對曲全國雇傭黑惡習勢力搞拆遷不以為然，他說：“在撫順，在沈陽，雇傭黑社會勢力搞拆遷，對付‘釘子戶’是平常事，只不過碰上曲全國倒楣罷了。”
熟悉曲全國的人說曲待人接物沒有大老板的做派，在很多政府官員眼里，曲是個做事明白，遵守規則，信譽頗佳，深受信賴的企業家。
在成為大老板后，曲依然很樸素。一個極端的例子是，他經常帶著秘書上小館子吃面條，平時愛穿軍褲和膠鞋，并且一直都自己卷煙抽。
在對曲的落馬深感惋惜的同時，有人也作出一種判斷：曲全國毀在房地產經營中，雇傭、豢養馮剛這些黑道人物以達到經濟目的；他跟這些黑道分子關系拉近，卻又無力或無法加以約束，與其沾染不清，最終牽連自己。
至于殺妻，一位與曲全國有多年工作往來的干部說，憑他對曲全國的了解，曲不會傻到派人殺自己的老婆，“也許是因為他無法離婚，很痛苦，馮剛等人為了討得他的歡心，做出愚蠢的舉動。”
黑社會的“公司化”路徑
黑社會的公司化發展，絕對不是孤立的現象，打黑除惡，必須鏟除其生存土壤和保護傘
文/龍顯雷(作者為公安部第四研究所預防犯罪研究室副主任)
經過近兩年以“打黑除惡”為龍頭的“嚴打”整治，一批批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紛紛落入法網，舉國上下拍手稱快。然而在人們的歡欣里也包含著隱痛和疑惑：為什么黑社會犯罪能發展到如此猖獗的地步？為什么一些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竟可肆虐橫行數年甚至十年之久？為什么為數不少的黑社會犯罪性質集團能夠公開走向公司化發展的道路？
血腥起家
在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發展之初，大都經歷過靠逞兇斗狠、殺人越貨積累資金的血腥歲月。湖北荊州以胡世洪為首的“道仁”黑惡集團，未成氣候先買槍購彈，招兵買馬，胡世洪及其“軍師”陳軍負責幕后策劃，一幫“馬崽”在社會上橫行霸道，稱霸一方；重慶以封曼為首的黑惡集團靠一幫刑釋解教人員和地痞流氓起家，以尋釁滋事、殺人搶劫、坑蒙拐騙、敲詐勒索為能事，瘋狂搜刮錢財；鄭州以宋留根為首的黑惡集團為收斂資金也是刀槍開路，樹立“權威”。
據調查，大陸境內土生土長的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的魁首幾乎都有劣跡前科。如封曼1982年因聚眾斗毆被判兩年徒刑，1990年因介紹婦女賣淫被勞動教養三年，這期間還因治安違法被治安處罰四次；遼寧撫順曲全國雇傭的干將馮剛1990年因私藏槍支、1996年因敲詐勒索均被勞動教養三年，1999年因傷害他人被勞動教養一年零六個月。他們的生命歷程好像陷入了這樣的怪圈：生活就是犯罪，犯罪就是生活。
黑社會背后都有保護傘
黑社會性質犯罪分子的身份如此獨特，活動范圍也相對固定，從不忌憚光天化日之下實施暴力，卻竟能橫行數年甚至上十年之久，若說當地公安政法機關事先毫無覺察，有誰相信？因此很難相信他們的背后沒有各式各樣的保護傘。
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深知“兩手都要硬”：一手要心狠手辣，一手尋求“保護傘”。第一手不硬難于斂財起家，第二手不硬難于長期立足。浙江蒼南以許海鷗為首的“托運部”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就設立了專門從事拉攏腐蝕干部的“公關部”，其負責人張明清對當地黨政各部門的主要領導的閱歷、愛好、社會關系、家庭情況爛熟于胸，一天到晚就忙于迎來送往、請吃行賄、歌舞娛樂，腐蝕了一批干部。于是乎端掉一個黑惡勢力集團，往往又挖出一窩被拉下水的腐敗分子。哈爾濱以“喬四”宋永佳為首的黑社會犯罪集團，竟拉起了一張牽涉近百名干部的“關系網”，其中處級干部二十余名，科級干部三十余名。
身為國家干部尤其是政法干部為何心甘情愿替黑社會充當“保護傘”？主要是利益驅動和情色誘惑。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編織“關系網”的手法非常原始卻非常有效，主要靠錢色牽針引線。部分思想變質、品行敗壞、生活墮落的干部極容易被黑社會犯罪集團的“糖衣炮彈”所俘獲。而黑社會勢力一經得到“保護傘”的翼護，就無異于與腐敗分子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從而筑起一道逃避法律制裁的屏障。
歷史證明，罪惡的力量一經得到合法權力的翼護，就必然會形成“權威”。而“權威”——無論合法還是非法——一經形成，社會就不可能無視它的存在和效力。因是之故，盡管普通群眾是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的直接受害者，也只能逆來順受、忍氣吞聲，接受他們制定的“行為規范”，有些人甚至還主動請黑道“擺平”自己的糾紛。2000年元旦上午，當馮剛率領十多個手下手持棍棒把不愿搬遷的三家“釘子戶”的門窗玻璃砸碎后，這三戶人家只得搬遷；當深圳以鐘國和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的一幫“馬崽”端起沖鋒槍把一家酒店打得稀爛后，附近一帶的所有酒店就只得向鐘國和購買每桶高于市場價格80元的啤酒。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的。我們既不應指責普通群眾缺少與犯罪分子英勇拼搏的勇氣，因為孤立的個人歷來無法抗衡有組織的暴力；也不應指責普通群眾缺乏與“保護傘”作斗爭的主人翁精神，在當前的社會條件下，公民行使民主監督權利風險之大、成本之高，確非孤立的個人或家庭所能擔當。
公司化成為發展趨勢
有了“保護傘”的翼護，有了普通群眾默忍的社會基礎，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就有了從容經營的時間和廣闊發展的空間，進入公司化發展階段。調查顯示，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在聚斂了相當的血腥資金后，就開始開公司、辦企業，把罪惡之手伸向經濟領域。“道仁”黑社會犯罪集團在1995年成立“道仁兄弟公司”后，幾經發展又成立了芙蓉酒城、金屬材料有限公司、金鑫汽車修配有限公司、特種養殖有限公司、道仁家禽交易商行、萬發貿易公司、煤炭化工原料公司、裝璜裝飾部等下屬單位。由于一個地方的經濟結構決定著一個地方的利益格局和財富流向，因此，當地什么行業、產業興旺，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就成立相應的公司“名正言順”地把持這些行業、產業。鄭州紡織品交易繁榮，宋留根便成立了“創業貨運公司”，壟斷這里的運輸業務，導致當地紡織品貿易一度為之萎縮。
由于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成立公司的目的在于以公司為平臺向社會經濟生活滲透，搜刮財富，它們的公司主要也就是兩類：一類是從事非法經營的公司，另一類是從事壟斷經營的公司。這兩類公司都公開違反國家法律、商業規則、社會公德，其運作就不可能直接訴諸合法權威的保護，而習慣于根據黑道規矩來“擺平”，并在組織內部建立了這種“擺平”機制。廣東中山市以黃耀滿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開辦的“利群典押行”，實際上是一個設局開賭的窩點。在賭場上輸錢的人可以將貴重物品典給“利群典押行”。“利群典押行”設定專職人員負責“講數”、“收數”，以確保贏家能拿到錢，輸家不敢賴賬。
黑社會性質犯罪集團盡管披上了“公司”的合法外衣，但掩蓋不了以非法的有組織暴力為后盾，追求對一定區域的社會資源的控制之社會本質。從權力結構看，黑社會犯罪集團一般都建立了權力高度集中的組織系統，黑老大掌握絕對的權力。如浙江蒼南的“托運部”黑社會犯罪集團內部規定所有重大事項由首領許海鷗決定，一般事項事后也必須上報許海鷗。許海鷗甚至對內部成員享有殺生予奪的權力。敢死隊隊長董明光就因不聽組織指揮，被許海鷗以斗毆的名義刺死。有些黑社會犯罪集團還規定了殘酷的紀律。四川資陽的“黑豹”集團的“幫規”規定：所有成員絕對服從老大的安排，加入組織后不準退出，不得泄露組織的秘密，不準背著組織干私事，因組織安排出了事，由組織負責營救，臨陣脫逃的要剁掉一只手，出賣組織的殺全家。
從公司組織機構看，黑社會犯罪組織和職能系統與正規合法的公司頗為近似，設董事長、總經理、副總經理、部門經理、業務員、會計、出納等職位。但這些職位的職權與正規合法的公司大相徑庭，職權完全與黑社會犯罪集團成員在組織中的身份地位相對應，實際上也無所謂職級編制，往往因人定崗。公司有事，整個組織的人馬都可以一齊上陣，很難區分哪些人屬于公司，哪些人屬于組織本部。
打黑必須釜底抽薪
由此可見，實現了公司化發展的黑社會犯罪集團成了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系統結構，有著獨特的運作規則和程序，具有強大的破壞力和擴張力。只要組織結構不解體，少數成員的損失和受到經濟制裁只能傷其皮毛而難于動搖其根本。它們對國家、社會和大眾的危害主要不在于破壞了合法的秩序，侵犯了某些人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而在于它試圖按自己的價值規則來規范社會秩序并以有組織的非法暴力來維持這種秩序。事實證明，當人們長期屈從這種秩序和規則后，就會養成服從的習慣。“打黑除惡”的斗爭實踐也已表明，盡管我們造成了強大的聲勢，但很多案件仍面臨著發現線索難、取證難、破案難、抓捕難的困境，足見黑社會犯罪集團的公司化發展對政法工作的群眾基礎破壞之深。
一種公開的罪惡如果只是個別現象，也許可歸因于工作的疏漏，但如果蔓延成普遍的社會問題，則毫無疑問是根源于制度的弊端。在持續了二十年的“嚴打”斗爭中，黑社會犯罪卻出現了公司化發展的趨勢，不能不引起我們深刻的反思。
黑社會犯罪的公司化發展絕對不是孤立的現象，與整個社會環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果單用嚴厲打擊這一手，而社會綜合治理的各項措施不能得到切實的落實，難免有“打不勝打”之患。現在我們強調“打黑除惡”要與鏟除“保護傘”相結合，實際上就是要與開展反腐敗斗爭相結合，可以說找準了問題的癥結，是我國社會大發展、大變革時期打擊犯罪的經驗總結。
同時還必須更進一步，要堅持反腐敗斗爭與加強民主監督相結合。只有普通群眾能夠輕松自如地行使民主監督權利，他們才能真正、普遍地從孤立無助的境遇中解放出來，黑社會犯罪集團的保護傘才能從源頭上鏟除，打擊黑社會犯罪才能收到釜底抽薪之效。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14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