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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有一種藥物破壞或殺死努力游向女性卵細胞的一次射精所產生的全部幾百萬個精子嗎？作為意外懷孕的直接承受者，女人能信任這種男性避孕藥完全有效嗎？
本刊記者/陳靜
當女性已經可以在40余種避孕藥劑中任意選擇時，男性卻依然游離于避孕藥品的市場之外，科學研究至今還未能生產出可供男人使用的、有效的避孕藥劑。
好在總有關于男性避孕藥劑研究的好消息傳出：
上個世紀90年代前后，世界衛生組織牽頭在9個國家對401位男性進行庚酸睪酮的臨床試驗，絕大多數臨床案例是有效的，此次試驗被公認為避孕藥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在1997年，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舉行了新聞發布會，正式宣布男性激素避孕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而在我國，對男性避孕藥劑的研究一直沒有間斷。2001年發布的《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10年)》就明確提出，“開發、研制男性避孕節育產品，動員男性采取節育措施，提高男性避孕方法使用比重。”事實上，從1995年開始，在世界衛生組織和國家計生委的支持下，國家計生委科研所就已正式啟動十一酸睪酮的一期臨床試驗。之后，課題組篩選出308位志愿者進行二期試驗，每月接受一次藥物注射。
如今，臨床試驗的樣本量在不斷增大，“目前已經開始進行三期男性避孕藥劑的臨床試驗。”國家計生委科研所男性研究室的研究員梁小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古老”的男性避孕方式
在男性避孕藥劑展現出美好前景之際，人們目前可采用的男性避孕方法仍是19世紀以來就已襲用的“古老”方法，包括體外排精、避孕套和輸精管結扎術。
體外排精無疑是目前已知的最古老的避孕方法，甚至在《圣經》、《古蘭經》上都有記載。然而倘若將其作為長期的避孕方法則并不被提倡。這不僅僅是因為它的避孕失敗率高，還容易導致男女雙方在生理上都得不到滿足，在心理上也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創傷。
避孕套最初是為了預防性傳播疾病，用于避孕已有250年的歷史。避孕套是目前全球最普遍的避孕方式，據統計，65%的人會優先選擇避孕套。然而避孕套的使用具有很大的地域性，現在全世界約有5000萬夫婦使用避孕套，其中60%在發達國家；而發展中國家使用避孕套的男性只占到4%左右。在我國，據2002年的統計數據，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4.9%。此外，由于會引起人體過敏反應以及影響快感，避孕套的使用受到了相當一部分男性的抵制。
相比之下，輸精管結扎術出現的較晚，始于19世紀，但一直被濫用，直到上世紀60年代，才真正成為人類控制自身繁衍的一種避孕方法。然而相對于結扎術，使輸精管再接通的吻合技術足足晚誕生了半個世紀。一經結扎，若想將輸精管重新吻合，并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成功率只有75%左右。
在上述避孕方法中，除輸精管絕育術進行了一些改良外，并未出現其他新的男性避孕方法。相對“古老”的男性避孕方法，使得女性在很多時候，不得不獨自承擔起避孕的責任。
男女有別3000萬∶1
不可否認，男性避孕藥劑的研究遠遠落后于女性避孕藥劑。一直以來，基礎生物學是發展男性避孕方法的最大障礙。女性一個月只產生一個能生育的卵，男人則也許一天就能產生3000萬個精子，其中的任何一個都能使一個卵細胞受精。一般情況下，破壞一個卵細胞的產生要比破壞幾百萬個精子的產生更簡單。這也是令科學家為難不已的事情，對于他們來說，即使是一種能削減精子產量高達90%的藥物，也許仍能使男人有生育能力。
產生精子的器官也產生男性荷爾蒙睪丸激素，它對性欲、性能力和第二性特征如深沉的嗓音有重大關系。早期的研究中，醫學專家擔心關閉精子的生產也就關閉了睪丸激素的生產，這直接導致了性無能和降低性欲。而相比之下，卵巢的功能就不必為了組織排卵而完全壓制。并且既然女性的性欲產生不是卵巢荷爾蒙素的功能，而是在腎上腺產生的其他性激素的功能，副作用更容易避免。
激素避孕
鑒于要將上千萬的精子一次性殺死，科學家們決定從精子產生的根本入手。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當前正在新研制的男性避孕藥劑中，男性激素避孕是最有可能在未來幾年內得到廣泛應用的。
這當然與激素避孕切實可行的有效性和可恢復性(可逆性)有關。男性精子的發生是在內分泌系統的調控下完成的。一般認為，精子的產生需要卵泡刺激素和睪酮的雙重作用，而這兩種激素是在下丘腦的作用下，由垂體所分泌的。研究表明，如果施加外源性雄激素，反饋性抑制體內激素，使睪丸局部睪酮濃度下降，即可抑制精子的發生。而如果撤回外源性激素的刺激，男性即可恢復生育能力。
因此，目前男性激素避孕藥已經成為男性避孕的研究熱點，多種激素避孕藥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
其中十一酸睪酮是我國目前臨床試驗的長效雄激素酯。研究表明，每月注射500或1000毫克的十一酸睪酮能有效地和可逆地抑制精子發生。在已經進行完的二期試驗中，絕大多數人在被注射了十一酸睪酮后，其精液檢查出現了無精或嚴重少精，而性能力并沒有受到影響。停藥后，所有受試者的正常生精能力都得到了恢復。
對亞洲人種的效果更顯著
目前我國對于十一酸睪酮所進行的三期臨床試驗，共征集了1000名志愿者。盡管樣本量又有了突破，但國家計生委生殖醫療中心主任陳振文認為，現在對這種避孕針劑的前景仍難以作出過早預測，“在兩三年內即可付諸使用”的說法純屬謠傳。
首先是這種避孕藥劑的普遍性，目前的臨床試驗表明，藥劑的避孕效果存在明顯的種族差異。臨床試驗階段，男性避孕藥劑對亞洲人的作用明顯高于西方白種人。這樣說是根據幾項獨立的大樣本臨床研究，在這項研究中，雖然精子的減少率并未呈現種族間的差異，但亞洲人比白種人對激素導致的精子發生抑制更為敏感，95%以上的亞洲人可達到無精子，而只有40%～70%的白種人成為無精子。
科學家認為，遺傳因素并非造成這種現象的重要原因，他們更傾向于從環境和飲食上的差異加以解釋，認為這才是雄激素產生和代謝的主要影響因素。目前盡管亞洲人對避孕易感的機理尚不清楚，但也許有一點是可以期待的，即一些對白種人作用弱的激素避孕藥可能會對亞洲人或中國人發揮相對強的作用。
而穩定的有效性和可逆性也是男性避孕藥劑亟需解決的問題。盡管不愿意透露具體的試驗進程，但據梁小薇介紹，關于有效性的測試是這次三期臨床試驗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是否一旦停藥即可重新恢復排精能力，以及對該類避孕藥病害性的反復檢驗，都是研究者們不敢怠慢的問題。
當然，研究男性避孕藥劑也面臨著女性方面無窮的壓力。作為意外懷孕的直接承受者，她能信任那種“他的”避孕藥完全有效嗎？它是否會破壞或殺死努力游向她的卵細胞的一次射精所產生的全部幾百萬個精子？是否能有一個特別強壯的精子穿越它并同卵細胞結合？假如一個不知什么原因部分地受到損害的精子到達卵細胞，是否它會形成一個不完整的胎兒？
我們等著科學給一個滿意的答案。
避孕藥:愛與痛的邊緣
先前，宗教強盛而科學弱小，人們誤把魔法當靈藥；現在，科學發達而宗教衰落，人們又把醫藥當魔法。
這是源自托馬斯·史扎茲所著的《第二原罪》中的名言，在人們看來，避孕藥就是一個魔法師，既能為人間帶來奇跡，又讓人寢食難安。人們對它的感情，始終在愛與痛的邊緣徘徊。
當年，女性避孕藥以解放者的姿態進入市場，為女性提供了一條有效的生育控制手段，但多年來人們對它的質疑始終未能中斷。
早在1959年，克里斯托弗·特伊特博士，美國孕婦健康問題專家就聲稱，“盡管這種避孕藥顯得安全可靠，但我們對它的遠期作用卻不清楚。這完全不同于你可以駕駛一輛汽車在一段提供給你的路面上日夜行駛，來驗證汽車輪胎可經受10年的磨損，我們沒有辦法預見人類生活的長遠未來。”
避孕藥之所以總是讓人持懷疑態度，在于它的特殊功效性。
不同于其他一般的藥物，避孕藥是被用于一個健康的人并且長期使用。盡管在美國對避孕藥進行了食品與藥物管理局(FDA)歷史上比任何其他藥物都要嚴格的測試，盡管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避孕藥與子宮癌或者其他婦科疾病有著直接的影響，但人們仍然難以放心。
每個人都害怕避孕藥。雖然醫生們從現有的研究事實出發，一而再、再而三的申明這種藥物的安全性，但醫療界對于避孕藥不會帶來副作用的信心是不能僅僅通過“請相信我”之類的話得到保證，問題不會這樣被解決。
事實上，沒有人知道會否在將來的某一天，自己的身體突然崩潰，而避孕藥就是其中的罪魁禍首。
而這種擔心也并非完全是杞人憂天。5月份，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那若德博士在自己的研究中強調，口服避孕藥可能導致BRCAI基因突變，從而能增加乳癌的風險。雖然只是一種“可能性”，卻足以讓人恐慌不已。事實上，避孕藥誕生至今，類似這樣“可能性”的猜測以及研究從來就沒有間斷過。
而男性避孕藥劑也擺脫不了這樣的命運。盡管在此以前，國內媒體在相關報道中曾指出，即將面世的男性避孕藥劑將“不會有副作用”，但這種說法明顯的帶有主觀判斷的色彩，雖然目前對于男性避孕藥劑可能有的副作用尚沒有明確的結論，但國家計生委科研所男性研究室的研究員梁小薇也承認，“是藥三分毒”，顯然，男性避孕藥劑的副作用仍是不可避免的，至少，人們對它副作用的擔心是不可避免的。
同女性避孕藥一樣，對于男性避孕藥劑危害性的檢驗，仍然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過程。目前研究者們所能保障的，只是從藥品的毒性和代謝性兩個方面入手，不斷對其進行臨床檢驗。盡管除了有部分志愿者出現發胖和痤瘡，現在的臨床試驗并沒有發現明顯的副作用，但男性避孕藥的長期使用是否會誘發前列腺癌或者其他致命癥狀，至今仍然是個未知數。
當然也有人把這種擔心稱作是“天真”的。
“每一種藥都有它的副作用。人們本來應該了解這一點。”甚至有人認為，“沒有完美的避孕藥。我們不要讓完美的避孕藥成為善良人們的敵人。”而事實上，雖然從來沒有中止過對避孕藥的懷疑，人們也在越來越依賴于這種藥品。
看來，人們在享受著避孕藥劑帶來的便捷的同時，也必須得承擔起未知的副作用和沒完沒了的不安全感。
男性避孕引發兩性“較量”
在男女雙方都可以利用避孕藥劑進行避孕的情況下，由誰承擔起避孕的責任，將是一個協商和較量的過程。
伊甸園中，上帝對女人說，“我必多多增加你懷胎的苦楚，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多少年來，女人確實承擔了絕大多數生育的痛苦和避孕的壓力。
這種情況當然因為女性避孕藥的出現而發生了改善。52年前，即1951年10月15日，美國化學家卡爾·杰拉西在墨西哥城合成了炔諾酮激素。杰拉西的成就使發明避孕藥變得可能，炔諾酮激素也成為口服避孕藥中最廣泛使用的有效成分。
這種避孕藥一經推入市場即受到了大多數女人的擁戴和支持。現代女權運動的啟蒙者西蒙·波娃,充分肯定了避孕藥對女性的解放作用。她認為較可靠的避孕方法的獲得,是女人的性解放的一大進步。
的確，在上一個世紀,女權意識的覺醒和抬頭,男女之互動關系的調整,無不是因為避孕方法的改良在其中扮有重要的角色。
比男人更期待男性避孕藥劑
然而，避孕藥的出現，以及其他避孕方式的逐步完善，固然將女性從生育的牢籠中解脫出來，而另一個層面上的矛盾——兩性關系——仍然難以避免。佩普·斯克沃茲，華盛頓大學的性行為社會學家就抗議說，“自從有了避孕藥以后，男人就趨向于以為女人能夠自己照顧自己。”也有頗多的女性埋怨，避孕藥使得自己在面對丈夫的要求時，失去了說“不”的理由。
而其更廣泛更強烈的后果則是造成了一種怨恨，這種怨恨來自于認為女人必須是冒著風險吞服有不確定長期后果的外來藥物。極端的女權主義者甚至認為，避孕藥正在給女人帶來死亡，它本身就是男人的一個陰謀。
于是產生了另外一個尖銳的問題：為什么就沒有一種男人用的避孕藥劑呢？
許多女權主義者認為避孕藥本身就是男女不平等的產物，正是大男子主義導致了這種不平等，沒有男人用的避孕藥是因為絕大多數科學的話語權掌握在男人手中。
甚至男用避孕方法的早期研究者，美國的約瑟夫·霍爾博士也承任，“假如你仔細地看看生育控制研究歷史，你就會明白，科學基本上被男人控制，結果男人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
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女人比男人更加期待男性避孕藥劑的出現。
新一輪的兩性較量
事實上，不僅僅是在避孕藥的研究方面，一直以來，在避孕問題上的兩性矛盾都是持久而現實的。
在由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提供的2002年全國避孕情況的數據中，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4.9%。而在抽樣調查中，相對于采取絕育措施的女性(221.5萬人)，選擇絕育的男性只有37.5萬人。而在所有避孕方法的選擇比例上，男性避孕只占了13.1%。
而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李銀河指出，現在國內的男性結扎，也只在四川、山東的試點推行的較好。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衛生部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委員邱仁宗也認為，“目前國內女性承擔著80%到90%的避孕責任，只有9%～11%的男性承擔著相關的責任，好一些的地方也只是占到了20%。”
這當然是與現有男性避孕技術的貧乏有著一定的關系。而男性避孕藥劑的出現，至少為男性避孕提供了一種可行的方法。世界衛生組織的人類生殖研發訓練的特別計劃負責人韋特博士在一篇報告中呼吁全面發展男性避孕注射技術，他表示：“最重要的一點是，世界各地的男性都有權利和義務分擔家庭計劃的責任。”
避孕將不再也不應該只是女人的事了。有效的、價格合理的男性避孕藥劑的出現，為厭惡避孕套和不愿意結扎的男性們，提供了一個頗為可行的辦法。
而李銀河對這種前景表示了充分的肯定，“男性避孕藥劑一旦具備推廣市場的能力，必將對兩性關系產生影響。可以肯定的是，男性避孕藥劑的出現，將為男女平等提供一個不錯的物質基礎。”
但是否男性真的愿意承擔起這種責任，定期注射或者服用這種藥劑？
李銀河認為，男性避孕藥劑能否廣泛使用，“取決于男女雙方力量的對比”。也就是說，在兩種性別的避孕藥都可供人們選擇的前提下，夫妻雙方由誰來采用避孕措施，將是一個協商和較量的過程。
鑒于女性相對的弱勢地位，李銀河指出，“女人如果因為各種原因，希望對方能夠服用或者注射此類避孕藥物，必須在兩性關系中具備足夠強的能力和不容忽視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