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是梁思成一生鐘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父親梁啟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里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1928年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lián)系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后，與清華的聯(lián)系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筑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jié)，導致他在抗戰(zhàn)勝利后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chuàng)辦建筑系。這之后，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化，梁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筑系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松、自由的學術環(huán)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里，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系里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梁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jié)聯(lián)歡，一道進城去游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后來覺得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面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yǎng)成一種樸質(zhì)的學風?D?D不茍同、不固執(zhí)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作為一名學者，梁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于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并重的思想充分體現(xiàn)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于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歷經(jīng)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筑學事業(yè)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xiàn)了梁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余載，梁思成為國家培養(yǎng)了大量優(yōu)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jīng)成為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范。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靜靜地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學子們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樂地成長，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華園，回到自己的學生中間。
1956年之后，由于政治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梁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shù)《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nèi)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著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郭黛??三位青年教師作為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后，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筑工業(yè)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fā)。原本已經(jīng)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精心培養(yǎng)、視為兒女的學生們居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兇神惡煞般的革命小將，并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斗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文革”開始不久，清華大學建筑系的造反派們就貼出攻擊梁思成的大字報--《梁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nèi)的大右派》。在極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沒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實，他無論怎樣一絲不茍地寫材料，也不會被通過，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們從建筑系館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quán)威梁思成”，“梁思成”三個字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蹌蹌地站在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直不起腰。自從1923年的車禍之后，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鋼背心”來支撐。其實，疼痛的又何止是身體呢？望著面前人頭攢動的觀看者，聽著他們發(fā)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這批斗與其說是肉體上的折磨，不如說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對這位正直學者一生堅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踐踏。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nèi)，梁思成只要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他在曾經(jīng)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華校園中吃力地蹣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資停發(fā)了，住處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這樣還遠未達到造反派們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們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動堡壘”。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nóng)的善良老人，最后使這些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
造反派還用漫畫形式批判梁思成的“罪行”。梁思成的畫像脖子上掛著北京的城墻，下面寫著“我們北京的城墻，更應稱為一串光彩耀目的瓔珞了”。這是梁思成在50年代初為保護北京古城墻而著的《北京--都市計劃的無比杰作》一文中的一句話。大字報批判他“留戀封建社會，瘋狂地反對拆除封建社會的城墻。解放前夕去美國講學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賣出中國的古建筑，販回資產(chǎn)階級的腐朽建筑觀和教學制度”。全文不斷出現(xiàn)“反動之極”、“罪該萬死”等等嚇人的字眼。
一張帶有歸納性的大字報將梁思成的重大“罪行”又提高到一個“新水平”，它的標題是“打倒國民黨殘查余孽、喪失民族立場的反共老手梁思成”。這篇大字報“揭批”了梁思成的“四大罪狀”：第一，梁思成在1966年接見法國建筑師代表團時，在法國女團隊的面頰上吻了一下，“喪失民族尊嚴”；第二，梁思成在1947年代表國民政府出任聯(lián)合國大廈的設計顧問；第三，擔任過國民黨“戰(zhàn)區(qū)文物保存委員會”的副主任；第四，瘋狂反對毛主席的城市建筑指標。對于這些帽子大得驚人、處處暴露出愚昧無知、肆意顛倒是非黑白的“反動罪名”，梁思成只有默默地承受。
即使是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日子里，梁思成仍天真而又堅定地希望早日弄清問題，繼續(xù)為黨和國家的建設服務。下面這段話是他發(fā)自內(nèi)心深處的真實表達：
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獻給祖國的只有我的知識，所以我毫無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識獻給中國未來的主人，我的學生們。沒想到因此我反而成為社會主義建設的罪人。
如果真是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萬只腳”，只要因此我們的國家前進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國去？不！既然連祖國都不需要我了，還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還有比這更悲哀的嗎？我情愿作為右派死在祖國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文革”開始后的一天，梁思成和林洙整理殘存的圖書時，突然看到一對漢代銅虎的照片。藝術的美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梁思成，沉浸其中，并脫口而出：“你看看，眉(指林洙)，你看看多……”在“美”字就要出口之際，梁思成突然條件反射似地回到了現(xiàn)實中，“美”是當前犯忌諱的一個字，于是改口說：“多……多么有毒啊！”話音未落，梁思成和林洙就不禁被這不倫不類的話逗得大笑起來。這笑聲中飽含的痛苦和無奈以及它所折射出來的被扭曲的時代和生活，不正是梁思成心靈創(chuàng)傷的真實體現(xiàn)嗎？
無休止的批斗使梁思成的健康迅速惡化，清華大學醫(yī)院又拒絕為他治病，最后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才在北醫(yī)三院得到治療。1968年11月，周總理直接過問了他的情況后，轉(zhuǎn)到北京醫(yī)院繼續(xù)治療。
1969年1月，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加上北京市的六個工廠，被列為運動的重點，“六廠二校”成為全國的樣板。在由中共中央轉(zhuǎn)發(fā)、毛主席圈閱的清華大學關于《堅決貫徹執(zhí)行對知識分子“再教育”“給出路”的政策》的文件中，梁思成作為建筑學反動權(quán)威，被認為用處不大，“養(yǎng)起來”，留作反面教員。雖然不久以后，梁思成被恢復了黨籍，但他卻徹底沉默了。對梁思成來說，“建筑”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滿心希望通過批判找出自身的不足，然后再全身心地為黨和國家服務，并因此而保持著精神上的動力。但從此以后，他的精神支柱幾乎完全崩潰了。他迫切希望找到什么是“無產(chǎn)階級教育路線”和什么是“無產(chǎn)階級建筑觀”的答案，但他始終也未能如愿。在精神的極度苦悶中，健康狀況迅速惡化。
這位一生都在追求科學的建筑大師，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還在熱切地盼望著自己的同事和學生們能來和他一同探討革命的學術問題，以澄清認識，改造自我。但就像林洙記憶中的那樣，“他病房的會客牌總是靜靜地掛在醫(yī)院傳達室里”，很少有人光顧。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學宗師梁思成，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離開了他的愛恨清華。
(來源：《中華文摘》6月號，原摘自《百年家族--梁啟超》，文/胡志剛 李喜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