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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與人才制度改革將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核心。中國將從政治文明建設的高度,推進人事與人才制度改革
人才資源是中國的第一資源,這是5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的判斷,主持會議的是總書記胡錦濤。人才問題因而成為SARS疫情初步告控后,中共高層集體研究的第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據官方媒體報道,此次會議將人才工作列為新階段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需要的“緊迫任務”,提出要創新人才工作機制,“把各類優秀人才聚集到黨和國家的各項事業中來”,并認為人才問題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關鍵問題”,要堅持“黨管人才”。
人才危機的“根本性”
2002年6月上旬,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曾聯合印發《2002-2005年全國人才隊伍建設規劃綱要》。這份9000字的文件在詳細分析人才隊伍建設面臨的形勢后,提出了要發揮中國人力資源豐富的潛在優勢,走“人才強國之路”。
5個月后,十六大報告里專門談到了人事人才制度改革的問題。1個月后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也再次強調“要大力實施人才強國戰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判斷,使人們首先想起中國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作出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論斷。鄧小平的這句話使得科技進步成為二十年來中國實現小康目標的重要動力。
中國人事部人事與人才科學研究所所長王通訊說,今天中國擁有的科技人才的絕對數量已并不少,甚至可能是世界第一的。
但,在這種絕對數量增長的背后,卻是較低的專利與科技產出量,高級人才的供應仍然嚴重不足,這使贏得“世界工廠”稱號的中國,至今仍是依靠廉價勞動力而非高科技附加值來維系其制造業的競爭力優勢。
讓中國感到頭痛的還有人才外流的問題。王通訊說,隨著跨國公司紛紛進駐中國,越來越多的高級人才離開了他們原來在國內的崗位。這使得許多科研單位變得“空殼化”。
讓中國教育界感到尷尬的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清華大學,自建校以來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完全實現了她當初的辦學宗旨:“成為美利堅合眾國的預備學校”。多年來,清華相當多的畢業生通過各種途徑流到了美國或其它發達國家。
鄭強,浙江大學材料學院副院長,“一位有良知教授”,在日前的一篇被人民網“強國論壇”的網友們廣為傳閱的公開演講稿里談及這些情況,顯得痛心疾首。
許多中國人喜歡將GDP高速增長的中國,與仍在持續十多年的經濟衰退中掙扎的日本相比較,但有識者深有感觸地指出,從人均受教育年限、創新能力等指標看,中國人力資本的整體數量和質量遠遠落后于這個處于衰落陣痛中的近鄰。
從江澤民到胡錦濤,中共新老領導人近年來的諸多講話都傳達出這樣的焦慮:人才危機,人力資本投資與人才隊伍創新能力的普遍不足,事實上將成為中國邁向全面小康社會征途上的最大的“攔路虎”。中國要在未來二十年實現她的強國夢,就必須成為人才的強國。王通訊說:“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
從重視“才”到尊重“人”
從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到“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這是一個人才觀念的重要變化。
中共中央黨校王長江教授說,鄧小平的論斷,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其特殊的內涵。但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一提法的背后是比較看重了“科學技術”即“才”的價值,而“人才資源是第一資源”的提法,強調的則是對于作為“才”的載體的“人”本身的尊重。
王長江指出,改革開放到現在,相對落后的人事與人才制度壓抑了人才的成長。
他說,這次會議強調要堅持“黨管人才”,顯示了執政黨要將人才問題作為一項長期和根本任務來抓。但對于人才的管理理念和方式需要與時俱進。
中國傳統的人事管理是依靠行政單位和組織體系,進行自上而下的選拔和任命。這樣做的好處是形成黨對于人才的有力控制,但弊端則是,人們習慣于眼睛向上,聽命于領導和上級,謹小慎微和過度服從壓制了他們的能動性,對于冒犯上司或犯錯誤的擔心壓抑了他們的創造欲。檔案制度、戶籍制度尤其成為制約人才資源在全社會范圍內合理配置的瓶頸。
這種舊的人事弊端在SARS疫情蔓延期間暴露無遺。令中國科學家們感到尷尬的是,《科學》雜志刊登的SARS病毒基因草圖,是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科學家們的杰作,而擁有豐富樣本資源的中國科學家們卻遲遲拿不出有價值的成果。
在國家領導人視察軍事醫學科學院和國家疾控中心等核心部門,并提出要加強科技攻關的指示后,幾十個小時里,中國科學家們就有了突破。
中國《新聞周刊》在調查采訪中發現,阻礙中國科學家們獲得科研突破的不是他們的科研能力,也不是中國現行擁有的科研條件,而是僵化的科研制度和行政程序阻礙了他們的自主性。
今天無論是科研部門,還是行政或企業單位,高層人才出走的現象不勝枚舉。王長江說,這正是我們長期忽視“人”的結果。這種忽視不僅表現在種種不合理制度對于人才成長與創新能力的束縛,許多時候,甚至傷害了他們作為“人”的基本權利。
因此,王長江認為,今后人事與人才改革的根本是:“一切要以有利于人才脫穎而出為標準”。
人事部人事與人才科學研究所所長王通訊認為,相比于以往的選拔機制,在全社會范圍內創造人才的涌現機制和環境更重要,要讓每個普通人都有機會在其崗位上脫穎而出。
他還指出,人才管理的改革要“吃西藥”,要借鑒西方國家的成熟的用人機制,其要點,一是要尊重人性,尊重每一個人本身;二是要尊重規律。
人才制度創新要為政治改革鋪路
上個世紀80年代,在鄧小平的提議下,中國設立了專門致力于引進外國專家和智力資源的外國專家局。
據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介紹,按照鄧小平的設想,成立外專局是為了引進包括政治與行政管理和科技文教等多個領域的外國智力資源。但由于各種原因,后來的外專局事實上只專注于科技文教方面的引智。
這一狀況可能很快有所突破。杜鋼建透露說,由他牽頭進行的如何引進境外政治治理人才的課題將于下個月正式進行。今后的外專局將在政治與行政、黨團和人大制度方面加強引進國外的智力資源和成熟經驗。
這位承接過許多重要政改課題的專家說,十六大已為人才建設作出一系列布署,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將是,人事與人才制度建設將更多立足于“為政治改革服務”。
他說,中央領導早已清醒地認識到,國際人才競爭的背后是制度競爭,許多政治體制中暴露的問題正是源于干部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干部人事與人才制度改革將成為政治體制改革核心。而人事與人才制度改革,必然帶來政治體制的深層轉變。
杜鋼建說,中央正試圖從國際人才的大背景著手,構筑中國的人才強國戰略。
從十六大報告中的表述到中央的一系列舉措,都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號,要從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設的高度“解放人才”,用制度活力提升整個民族的創新精神。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2003年第19期,作者:胡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