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家將下大力氣打擊地下經濟。在一些地方，地下經濟相當猖獗，地下財富也有了令人吃驚的規模。本報記者最近深入福建、廣東等地對地下財富的流向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相信會有助于讀者了解這方面的情況，對監管部門也會有所裨益。
“地下經濟”是處于政府管理、監督之外，未向政府申報和納稅，其產值和收入未納入政府統計的國民生產總值的各種經濟活動的統稱，是不合法、不公開、藏身于“地下”的經濟行為。作為當前世界范圍內的一種普遍現象，地下經濟被國際社會公認為“經濟黑洞”。
地下經濟活動頻發已成為近些年我國出現的一種引人關注的經濟現象。地下經濟收入可以在非法經濟活動中產生，如從事走私、販毒、詐騙、偷漏稅等獲得巨額財富；也可以在合法的經濟活動中產生，如一些腐敗違法人員通過貪污、受賄等手段侵吞國有資產。
由于地下經濟收入處于不透明狀態，地下經濟總體規模有多大，無法準確估計。記者近期選取地下經濟收入的最終流向進行了專題調研。
(一)四種流向使“地下財富”合法化
由于現金不帶來任何收益，且大量現金容易被發現，現金不是地下經濟收入的主要持有形式。隨著近些年我國對市場經濟秩序的大力整頓、金融監管的加強及反腐力度的加大，這些地下經濟收入占有者采取各種手段轉移地下財富，把非法收入合法化，地下財富的最終流向值得關注。
——轉移到境外。
記者調研了解到，為了逃避國內法律制裁，不少人在弄到一定數目的錢以后，想方設法將非法收入轉移到境外。這筆財富無法計算，隨著中國人出入境自由度及對外經濟交往的增加而逐年增多。
通過地下錢莊等境內外串通交割方式轉款，已成為公開的秘密。這主要發生在廣東潮汕、福建及浙江等沿海一帶。據國內有關學者估計，近年來僅國內每年通過地下錢莊洗錢金額就高達2000億元，大概占GDP的2%左右。經查明，在廈門“遠華”走私案中，非法收入大量通過地下錢莊流往境外。1996年至1998年，“遠華”集團走私收入中的120億元，就是由一家地下錢莊，經由其境外合伙人支付外匯給“遠華”在香港的機構。
2001年福建警方查處的以臺灣人為首的特大“六合彩”賭博組織，前些年在泉州等地大肆進行賭博活動，轉款手法相當隱蔽：重金雇傭他人作押鈔員，還用別人的名字登記住宿；不斷變換賬戶，先把非法獲得的賭資注入銀行，開獎后通過銀行賬戶提款，將每期經營的贓款在一兩天內全部取走，再利用地下錢莊轉移至臺灣。涉嫌的銀行儲蓄卡帳戶多達28個。
送子女出國窩藏贓款。福建省長樂市地下標會“會頭”程則華聚斂大量錢財后，辦理兩個兒子出了國，在境外為兒子買樓，其數百萬元贓款主要窩藏在兒子身上。
分散轉移，直接攜帶，化整為零。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沿海居民在接受記者暗訪時說，最簡單而實用的方式是按照國家對出境攜帶現金最高限額多次直接攜帶，就像“老鼠搬家”。至于出關路子，多得很，比如從深圳到香港，有免檢直通車，你帶多少錢出去都沒有人知道，資金從香港進入美國就易如反掌了。
有關資料顯示，不法分子利用網絡轉移資產是一種新動向，日益猖獗。互聯網的世界性進一步增加了清查詐騙行為的難度，追蹤黑錢的來源變得越來越復雜和困難。金融機構難以了解客戶從哪個國家進入其賬戶，有關的管理人員則可能無法監控個人賬戶持有者的所有行動。
此外，不法分子還采取境內外合謀簽訂虛假合同如購貨、合資在境外辦企業，出口不收匯、進口不到貨，通過假造貿易合作單證，將境內資金或權益轉移到境外。
——轉化為地上畸形消費和合法投資。
記者調查發現，從消費的最終需求看，有不少人的地下經濟收入轉化成了地上畸形消費和合法投資。
長樂市“治理民間標會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麟介紹說，2001年初“十八姐妹”標會倒閉后，“會頭”共聚斂錢財近1億元。許多“會頭”聚斂民間大量資金后，瘋狂進行畸形消費。“會頭”林碧英建別墅“宏心樓”，購置豪華轎車，裝修房子就花了幾十萬元。“會頭”李良金建有一座別墅，購置多套單元房。“會頭”程翠華購置宏航新城內店面4間、住宅1套，羅馬花園內店面2間、住宅6套。
讓親屬開設商店，假稱自己的收入主要來自該處，或偽稱自己從國外某親戚處獲得大量遺產和饋贈。在沿海采訪時，一些知情群眾指著一些“假店面”告訴記者，這些店子平時很少看到顧客，但仍能維持下去，就是那些從事非法經濟活動的人“遮人耳目”的把戲。
一些勢力較大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的犯罪組織除將部分非法收入畸形消費外，還將非法得來的錢通過向經濟領域滲透的方式變為合法化，涉足的是合法生意，如投入房地產等合法行業，或投資當地某項產業，但其經營手段完全屬于非法，采用暴力手段強買強賣，收取保護費，掠奪壟斷利潤，繼續撈錢。最后形成這樣一種局面：凡屬這一黑幫組織涉足的行業，所有的人都“自動退出”，不敢與之競爭。盤踞福建省順昌縣長達10余年的“徐氏”黑社會性質組織，以此手段，進入了當地服裝、鞋帽、建筑、建材、運輸、飲食娛樂等多個行業。
——處于隱蔽狀態的金融投資。
中國人民銀行長樂市支行副行長鄭耀原分析說，長樂民間資金較為充裕，一些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收入開辦“地下錢莊”，實現“錢滾錢”。據了解，長樂市近些年已成為地下金融投資活動的頻發區，僅2000年就查處5宗非法吸儲人民幣數千萬元的“地下錢莊”案。
將錢投入股市。這在證券市場不規范監管不力的情況下，是地下經濟收入合法化的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有關資料顯示，不少人將非法收入投入股市，進行黑市交易，尤其是在市場極不規范的20世紀90年代初，根本沒任何記錄可查，使許多人成功地洗了黑錢，將其變為“白色收入”。
記者采訪中還發現，一些地下經濟收入占有者開始熱衷于進行長期金融投資，使非法收入實現增值。近些年，一些境外保險機構未經批準，進入福建沿海多個城市非法拉保，以高額回報、人民幣繳款美元理賠等許諾吸引客戶，一些靠非法收入暴富的晉江、石獅等地高收入者，紛紛投保這些境外保險機構，所簽的保單多是年繳保費少則幾萬、多則幾十萬的大額保單。中國人壽保險公司晉江市支公司副經理邱尚輝估計，境外保險機構偷偷到晉江、石獅展業，拿走保費不比晉江的中國人壽少，就晉江、石獅兩地而言，每年至少有上億元人民幣的保費“流”到境外保險公司。
——銀行存款。
銀行存款是地下經濟收入的持有形式之一。安邦集團研究總部策略分析師陳功就此研究分析指出，如果將儲蓄與中國的經濟總量和增長率進行比較，就可發現差異是巨大的。儲蓄從1997年開始，其增長速度就一直大大超越經濟的增長，但2000年這一年的儲蓄開始出現了顯著的下降，原因是全國重點打擊走私，這一行動限制了地下經濟的發展，進而也一直限制儲蓄的上升。可見儲蓄與經濟增長的這種不對稱的上升幅度，是與地下經濟緊密相連的。說明銀行存款也是地下經濟收入的持有形式之一。據一份資料顯示，在1995年審結的三宗百萬元以上的經濟犯罪案件中，犯罪金額與儲蓄形成額分別為80／500、410／1600、90／700，平均為20.7%。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犯罪所得收入中不少由于當時高利率的驅動，最后形成了銀行的長期儲蓄。
(二)地下經濟挑戰正常經濟社會秩序
地下經濟收入的不同流向毒害著經濟環境、思想道德文化環境，其產生的危害所引起的乘數反應，已經遠遠超越了它自身的范圍和純粹的經濟領域，擴及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
——資金外流及國家經濟金融安全。
部分地下經濟收入主要流向境外，但資本外逃數額無法納入正常統計。有關資料顯示，目前關于資本外逃規模測算的最新數據是近3年外逃530億美元。國內一些專家認為，從總體上來看，我國還處在資金饑渴階段。大量資本外逃無疑會對我國經濟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它削弱了政府的稅收及向部分國有資產征稅的能力。國家付出高額的機會成本借貸外資的同時，還得面對巨額國內資金流出并悄然消失在國外的現實，其損失不言而喻。
專家們還分析指出，資本外逃的突然增大，從宏觀看，必然會對國內宏觀金融市場形成沖擊，一系列市場變量，如利率、匯率會變得不穩定，利率上升壓力增大、匯率存在下跌壓力，外匯儲備有更大的流失壓力。境內貧困人口需要為外逃資本承擔外匯管理加強、國際融資成本提高等風險，從而加大貧富差距。在資本外逃后，政府會轉而向流動性低或者沒有流動性的資產如土地、勞動力增加稅收負擔，由此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國內消費和就業水平。
從微觀看，嚴重危害地方金融秩序。人行福建省長樂市支行副行長鄭耀原介紹，長樂市民間閑散資金充裕，近年來非法金融活動頻發。2000年人行長樂支行查處的李金泉“地下錢莊”案，非法吸儲人民幣達6552萬元，非法貸款6528萬元。當地還出現了一些以“互助”為名的非法民間金融組織，大量吸納民間資金。這個68萬人口的縣級市，近些年通過地下渠道匯入的僑匯每年至少有1億元。福建海山律師事務所主任陳智勇介紹說，內地人投保非法進入內地展業的境外保險機構，需要定期支付大量的外匯或支付人民幣給中間人換匯以履行支付保險費義務，也對地方金融秩序的穩定構成了沖擊。內地投保人一旦在境外簽定人身保險合同，需要定期大量付匯時，就很容易采用違反我國現行外匯管理制度的方式，構成逃匯或套匯；有些境外保險機構承諾投保人支付人民幣投保，實際上是讓投保人將人民幣統一匯到某一固定帳戶，實行“變相換匯”。
——部分暴富階層的消費趨向可能引發局部經濟領域泡沫。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出現了一些千萬富翁，出現了一些“先富階層”。這極大地改變了我國社會階層的結構。但研究分析這些“先富階層”的成長史，不難發現，其中一些暴富者，不排除是通過非法經營起家，如偷漏稅、走私、騙貸等；也不排除因違法行為斂財，如腐敗公職人員通過貪污、受賄進入富足階層等。
一些暴富者的畸形消費趨向對經濟社會產生了較大影響。他們的部分地下財富最終會流入消費市場，買豪宅、買汽車，特別是要購買各種高級消費品、奢侈品、耐用消費品，這些商品的集中消費，常會刺激物價上漲，容易在相關領域出現一定程度上的通脹現象。
福建省一位經濟專家分析說，地下經濟收入合法化消費，由于掩蓋了部分事實，扭曲了一些經濟參數，使人們對經濟現象的觀察有可能偏離實事求是的軌道，因此會帶來一系列危害和不良后果。主要表現在：從宏觀調控方面看，由于“地下經濟”未納入國民經濟統計體系，政府在制定宏觀管理和調控措施時，由于對隱性經濟估計不足、分析不夠、情況不明，只是依據公開的官方統計資料作決策，將導致某些政策指向與客觀事實有偏離，使政策效應不能充分發揮。比如，政府制定的收入分配政策，只能管住個人分配總量中的一部分，很大一部分隱性收入的分配，政府的政策管理無能為力，造成分配不公和分配秩序紊亂。在金融政策上，對顯性通貨膨脹警惕性較高，一旦發現物價上漲較快，尤其到了社會承受能力臨界點時，便會很快作出反應，采取有力措施加以抑制。但是，對隱性通貨膨脹則盲目樂觀，麻痹大意，一旦隱性通貨膨脹的壓力急劇釋放，向顯性通貨膨脹轉化時，便顯得缺乏應變準備，舉措失當。
(三)地下經濟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
長期研究地下經濟現象的一位專家接受記者采訪時指出，地下經濟是引起和加速國有資產流失的挖掘機和助推器，成為蠶食國民經濟正常發展資源的黑洞。近些年，一些個人通過各種渠道，將國有資產劃進自己的“小金庫”，形成各具特色的灰市和黑市地下經濟，把本來歸全體人民所有的財產從國庫里泄漏出去。
——非公平競爭蠶食國民經濟正常發展資源。
專家指出，從資源配置方面看，“地下經濟”導致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社會資源被流進對社會有害的“地下經濟形態”中，如制造假冒偽劣商品，生產、販賣毒品等等，將造成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導致資源配置的失效，影響國民經濟的正常增長水平。而且，“地下經濟”活動由于逃避了政府監管，其產品成本較地上經濟往往更低，在社會資源一定的情況下，“地下經濟”必然會導致地上經濟部門生產的商品和勞務所占市場份額的減少，在與地上經濟的競爭中處于有利的地位，這極不利于市場的公平競爭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據了解，幾乎所有的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都介入經濟活動，建立了自己的經濟基礎，而這些黑幫在打造經濟基礎時，無一不帶有暴力壟斷性質。2002年查處的福建“打黑”第一大案的福州閩侯縣“啞巴幫”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1997年以來，先后暴力壟斷經營當地砂石、加油站、瀝青、煤氣等多個行業，非法聚斂大量財富。1997年初，采用暴力威脅和欺騙手段逼迫其他砂場或退出經營，自己成立“榕鴻砂石公司枕峰分公司”，全面壟斷尚干、青口、枕峰一帶砂石經營，并將每車砂石價格由60元提高至130元，從中牟取暴利。為加強對“歸附”的各砂場的控制，他們私設“砂場收費處”，規定凡前來運砂的汽車都要到“收費處”交錢，再由“公司”與各砂場結算；雇傭打手成立路面“糾查隊”，一旦發現私自買賣等“違規”行為，就毆打司機、砸壞汽車，并對砂場罰款1萬元。同時，對途經當地的運砂船，或收取過路費，或強迫將砂卸在自己的砂場內。1998年，壟斷當地瀝青生產，毆打祥謙鎮泮洋村村主任林銀心，逼迫其退出瀝青生產經營。
“地下經濟”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逃避政府和公眾的監督，最直接的行為就是導致國家稅收大量流失。經查明，1996年至1999年上半年，廈門“遠華”賴昌星走私犯罪集團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廈門關區走私進口成品油450多萬噸、植物油45萬多噸、香煙300多萬箱、汽車3588輛，以及大量西藥原料、化工原料、紡織原料、電子機械等貨物，價值高達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
——“關系網”成為資源配置手段污染社會風氣。
在地下經濟收入流向中，不法分子將一部分收入用于編織“關系網”，以獲取市場資源。有的專家認為，這些從事地下經濟活動的不法分子最看重的是關系，在他們的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員，其次是銀行職員，這些關系甚至比商業機密還重要。社會學者用“社會資本”一詞來概括這一現象。不法分子對社會資本的投資方式主要的是“實物投資”與“會證投資”。普遍的實物投資包括：讓有權人使用自己的豪華轎車，同時提供各種報銷方便；會證投資則有高級俱樂部、高爾夫球會的“會員證”。
不法分子對社會資本的投資，使一些黨員干部參與地下經濟活動，嚴重影響了黨的形象，削弱了政府的權威。據調查，影響較大的地下經濟組織大多有腐敗官員支起的保護傘為其撐腰，這類非法經濟活動在某種程度上弱化了黨在地方的領導權，踐踏法律的尊嚴，造成極大的民憤。更有甚者，一些帶有黑社會性質組織利用地下經濟力量向權力階層滲透，從當地權力層中尋找他們的代理人，與掌權者相互勾結，同時網羅地方無業游民，這種權力庇護和暴力手段的畸形結合，使涉黑組織已在一些地區與社會底層成員中成為一種“公共權威”，形成“另類社會權力”，挑戰地方政府權威。
廈門特大走私案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查處的最大的一起經濟犯罪案件。涉案金額之大、人員之多，案情之復雜，經濟犯罪和腐敗問題之嚴重，觸目驚心。在賴昌星的拉攏腐蝕下，一些本該戍守國家經濟長城的執法人員墮落為犯罪分子，或相互勾結主動放私，或懾于淫威敢查私，或貪贓枉法參與走私，使賴昌星走私犯罪活動越來越猖狂；一些黨政領導干部和口岸管理部門工作人員被賴昌星走私集團腐蝕，甘愿充當走私的“保護傘”，加劇了地下經濟的混亂和無序狀態。
一些專家指出，黨風和社會風氣中存在的大量問題，盡管表現形式多種多樣，但其主要部分都與地下經濟有關。比如，為了追求隱性收入，權錢交易，行賄受賄，損公肥私便應運而生；由于隱性談判的存在，一些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破壞政令的統一，想盡辦法給個人和小團體撈取不正當好處；集體走私，法人實體偷稅漏稅、揮霍公款、色情服務，憑借行業特權貪拿卡要等。
來源：《經濟參考報》作者：黃庭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