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星期天，記者乘坐柏林地鐵2號線到達波茨坦廣場站時已經是8時57分，而500米之外的柏林國際電影節主會場里，競賽片《時時刻刻》會在9時開始放映。人們擁出車廂，相當一群人腳步匆忙，到了地面更是拔足奔跑。積雪的街道顯得挺清靜———看電影的人已經在電影院落座了，不看電影的不必早起———這群人的腳步聲居然很弄出了些撼人的聲勢。當然，這樣的場面也許在這10天里才會有。
第53屆柏林國際電影節被德國雜志《前柏林人》稱為“柏林的嚴冬花季”：“公共汽車司機微笑著執掌方向盤，波茨坦廣場閑聊的懶人被嚼著香腸面包行色匆忙的記者擠到一邊，天堂般的心悸閃耀著降落到紅地毯。”但按《洛杉磯時報》影評家、去年競賽單元評委肯尼斯·圖蘭的說法，冬季讓柏林電影節并不輕松：“兩個因素牽制著柏林電影節：它拿不到未在美國發行的好萊塢電影，好萊塢在12月發行了很多電影，而下一季的電影則還沒準備好。另外，寒冷也擋住了不少美國影評人，他們不想受凍！”這很有點美國式的自大。
好萊塢力量
最引人矚目的競賽單元中，今年好萊塢電影的數量令人吃驚：除了開幕片《芝加哥》、閉幕片《紐約黑幫》之外，參與金熊角逐的好萊塢電影有6部之多。在因為德國的反戰態度使德美關系相當緊張的當下，這顯得很微妙。“我們必須避免對伊拉克的這場戰爭。但是我不能以考慮戰爭會否發生來策劃一個電影節。”電影節主席迪特·考斯里克說，“我們的選片層次分明，既有知識分子的平臺，也有大眾討論的引子。從今年的節目里可以看出來，只要愿意，我們和美國的關系能相當不錯。”
美國的《綜藝》雜志不無得意地說，因經濟不景氣而財源見緊的柏林電影節，要用好萊塢明星和美國電影聲勢浩大的到場來維持人氣。柏林電影節的預算是1000萬歐元，其中650萬是聯邦政府文化部撥款，其余部分靠贊助商和自行收入。與其他電影節相比，這個預算相當低。考斯里克承認，在去年丟掉了兩個主要贊助商。“今年的節目更集中，因為錢少了，整個日程少了一天，競賽單元電影少了5部。去年共接近400部參展電影，今年是360部，其中50部德國電影。一個參賽片的制片人對我說，他愿意冒險投資就是因為有柏林電影節——這就是我要的中期目標。”
開幕片《芝加哥》的記者場首映，反響還算不錯，素來吝嗇的記者們給了它不到半分鐘的掌聲。而好萊塢明星到了哪里都那么吃香，柏林凱悅飯店的側門每天都會有人群圍堵，你不必費力去看他們在等誰，一會兒人們就會高呼“尼古拉斯·凱奇！”令人驚訝的是追星族里中年人要占多數。
專業人士當然是另一種意見。與《法蘭克福匯報》的一位記者談及如此多的好萊塢競賽片，他說：“柏林電影節是要靠大明星來炒熱氣氛，這沒辦法。我們的競賽單元不如戛納、威尼斯‘藝術’，但論壇單元比它們都要遠離主流，更加前衛。”德國的《時代周刊》以《好萊塢的影像：一個懷疑不定的國家》一文嚴苛抨擊競賽片中的美國電影為“結合著作秀情趣和對幻想與不安全的恐懼”：“這次競賽片中的美國電影就像群體心理病人，如果可以給他們開一個診斷，就是‘性格障礙癥’。無節制的娛樂喧囂、兇殺中的罪惡感、謊言欺騙、完美的劇本、杰出演技的著名演員、激烈動作、愛情、死亡、情感……反倒分散了他們的自我表現。光鮮十足的花樣后面還是遵循老一套刺激公式的娛樂工業和套餐。Theshowmustgoon(演出必須繼續)。”
尷尬“英雄”
柏林凱悅飯店記者接待處，我遇到一位美籍以色列電影制片人西蒙。以色列這個年產電影8-50部不等的國家，今年卻有9部電影參加柏林電影節。在向我推薦了他制片的作品后，西蒙問：“你覺得電影節上哪些中國電影值得一看？”我猶豫片刻還是說：“看看《英雄》吧，當然我并不覺得它很好……”他卻馬上反應：“那是一部‘大片’啊，我還是回紐約以后再看吧。到電影節來，我得看不一樣的東西。”
《英雄》的記者場首映安排在電影節第二天下午，據了解柏林電影節習慣的人(當然非官方)的說法，“越是放映靠前的競賽片越沒戲”。不過偌大的CINEMAXX7號放映廳已經爆滿，還有許多持證記者耐心地在門外等待，當然有抱怨卻并不吵鬧。工作人員又臨時開放了8號廳，才把剩下的人解決了。但是7號廳的不少記者都提前退場，或許是為了到緊接著的新聞發布會占個好位置。比起一同出席發布會的杜可風、張曼玉和章子怡，張藝謀似乎有點疲憊，而國際記者們的提問與國內新聞發布會大同小異，這顯然更不能令他興奮。與身邊一位德國電影雜志記者閑談，他竟然在1988年張藝謀的《紅高粱》捧得金熊時就開始報道柏林電影節了。“那時候張還是誰都不認識的導演，但《紅高粱》我真的很喜歡。”對《英雄》，他只是聳聳肩膀。
據德新社的報道，柏林觀眾對《英雄》首映反應錯綜復雜。大多數觀眾對導演的詩意全景表達敬意，認為聲光明亮、功夫場面和風景畫面奪人心魄。一些影評家批評張對歷史人物的展現不夠批判。在張藝謀到達柏林之前，《柏林每日鏡報》上刊載的一篇相當尖刻的評論說：“張在中國原來是制造麻煩的人物，今天是權力的衛道士。張不是一個沒有原則的樂觀主義者，為了他的電影和故事他必須有所周旋。”“要是色盲就看不懂這部電影，細節經不起推敲。”新聞發布會上張藝謀繼續解釋：他的電影是一部關于和平的電影，但并不是政治性電影；是有意摒棄血腥暴力場面，“用內里的心智去影響他人”。
德國《銀幕》雜志的電影節特刊邀請了德國、比利時、加拿大、英國、意大利等7國的“權威影評人”為參賽片打分，四顆星為最高。2月9日前《英雄》以1個四星1個兩星5個三星領先，2月10日已經被美國競賽片《時時刻刻》的3個四星比了下去。
“天才校園”
像西蒙這樣的人可謂專業的電影節觀眾，競賽片永遠是他們最末的選擇。今年的柏林電影節上除了影片大觀、論壇單元，還有歐洲電影市場展映、德國電影回顧、德國新電影、俄羅斯新電影、小津安二郎回顧展、向德國電影大師茂瑙致敬展映、兒童電影節等等令人眼花繚亂的專題放映節目，這些才是“專業觀眾”最關心的。柏林電影節在保持對觀眾的影響力同時，也不斷地在專業意義上拓展新的舉措，比如今年的短片部分第一次有了單獨的國際評委，比如最值得一提的全新單元“天才校園”。
“天才校園”從今年開始設立，由在主席位置上任職第二年的考斯里克創辦。這個項目的預算為50萬歐元，主要的贊助來自柏林勃蘭登堡州電影基金會、英國電影委員會、歐盟MEDIA項目資助。來自全球61個國家的電影新手在電影節期間共同參加為期5天的“短訓”，包括講座、交流、放映。德國名導演維姆·文德斯擔任主持，舉辦講座的大牌人物還有美國著名演員、導演丹尼斯·霍普、斯派克·李、邁克·菲吉斯、安東尼·明格拉、斯派克·瓊斯和丹麥導演托馬斯·溫特堡、德國導演湯姆·提威克等等，可見柏林電影節對它的重視。課題的設置幾乎無所不包，除了具體的電影制作知識與經驗，像“破產與復蘇”、“你能做到多低(成本)？”和“美女與野獸———制片人的角色”這樣的標題活潑有趣，也充滿關懷。
盡管“天才校園”單元主席克里斯汀·多恩報出了一長串贊助商的名字，盡管英國電影委員會“新電影基金”負責人保羅誠懇地說：“我們真是想把2000人都請來”，該單元還是不得不把參加人數限制在500名。從2000多報名者中挑選這500人的依據，是每個申請者送交的1分鐘長度的作品預告片。從一分鐘判斷“天才”，標準是什么？負責遴選工作的托馬斯說得挺干脆：“一秒種有24格膠片，一分鐘已經足夠了。是不是天才，你一眼就能看出來。”
走向寬容
本屆柏林電影節的主題是“走向寬容(TowardTolerance)”，考斯里克對它的解釋是：“世界政局仍然充滿戰爭與流離，人們對和平與理解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文化、經濟、世界觀之間的差異正在增大而不是消失。‘走向寬容’不只意味著‘寬容’，它是指我們如何向‘為他人做些什么’的目標努力。”民意測驗顯示：2／3柏林人反對伊拉克戰爭，反戰色彩在柏林電影節被重墨渲染。比如“天才校園”的口號是“Shootfilm，notpeople”(攝影不射人)。2月10日，考斯里克和論壇單元主席克里斯多夫公開表態支持柏林電影工作者的“freedom2speak”(發言的自由)反對戰爭倡議活動。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發表對戰爭的態度，利用所有表現手段和現成的器材拍成20秒鐘的短片，并在每場參加此項倡議的柏林影展作品前放映。
對電影院里的觀眾來說，深刻意義不一定那么重要。他們看《SOLARIS》時在你旁邊鼾聲漸起，在探討巴以關系的記錄片后由衷鼓掌，在《天下無雙》午夜場中大笑喝彩……柏林電影節本就是多元和寬容的所在。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李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