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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每年有240萬感染HIV的婦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約80萬個新生兒感染HIV，HIV感染使得全球新生兒死亡率增加75%。　　

　　2008年10月中旬，秋天的北京已略帶涼意，清華大學艾滋病科學大會匯集了眾多艾滋病領域科學家的身影。

　　何大一、張林琦、桂希恩、于曉方、姜世博、李希光、李太生……景軍、靳薇、楊團……

　　這些名字，于今日中國的公眾也許并不陌生。

　　尋找“靶子”

　　清華大學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與云南合作開展的母嬰阻斷臨床性研究引人注目。云南省衛生廳廳長陳覺民介紹，自2005年以來，這個母嬰阻斷項目在云南8個州(市)16所醫院實施，其中包括14個市、縣級婦幼醫院與1個縣級綜合醫院，母嬰阻斷項目開展以來，共招募了224名HIV陽性(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孕婦，對她們進行藥物干預，目前181人已成功分娩，分娩嬰兒184人(其中有3對雙胞胎)，目前已檢測了156名嬰兒，僅有2個嬰兒感染HIV，感染率為1.28%，艾滋病母嬰傳播率下降到了2%以下。

　　結果顯示，經過干預的母嬰傳播的幾率僅為1%至2%，而未進行干預的比例是33%。

　　“HIV陽性的2名嬰兒中有1人已接受ARV(抗逆轉錄病毒療法)；死亡的嬰兒4人，其死亡原因包括新生兒肺炎、腦炎、營養不良等，其中3人的HIV檢測陰性，1人未做檢測”，云南母嬰阻斷項目主要參與者之一、云南省艾滋病關愛中心主任醫師周曾全補充說明。

　　云南省衛生廳在2005年8月22日的項目啟動會議上作了動員和要求，云南省衛生廳還與項目所在的州、市衛生局簽訂了項目實施目標責任書。這個防止艾滋病母嬰傳播項目還將通過培訓當地醫生與負責人、資助當地醫院與病人的方式，支持政府防止艾滋病通過母嬰傳播。

　　母嬰傳播是艾滋病三種傳播途徑之一，HIV的母嬰傳播有三個渠道：宮內、分娩與母乳喂養。在不進行干預的情況下，HIV母嬰傳播發生率通常在15%至50%之間波動。

　　一個數據顯示，全球每年有240萬感染HIV的婦女生育孩子，造成每年約80萬個新生兒感染HIV，HIV感染使得全球新生兒死亡率增加75%。因此，有效的母嬰阻斷方式是給母親在產前服藥、實施剖宮產以及產后全部改用人工喂養，杜絕母乳喂養。

　　一般認為，如果HIV陽性的母親在懷孕28周時就開始使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藥物，在新生兒出生后，母親和孩子繼續用藥，是最為有效的干預方式。因為母嬰感染最易發生在分娩期間，越接近分娩，危險性越激增，而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在分娩時。簡言之，如果能用抗艾滋病病毒的藥物降低母親體內的病毒，孩子的感染幾率就會降低。

　　事實上，在母嬰阻斷具體實施過程中難題不斷。

　　必須直面的困境是，許多孕婦在尚未獲知自己被感染了HIV的情況下，就生下了孩子。“在醫學干預手段很成功時，我們碰到許多運作上的困難，首先，怎么才能找到這些HIV陽性的懷孕母親？在云南，很多是高山地帶，這些HIV陽性的孕婦母親居住分散，當地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婚前檢測，更別提艾滋病檢測了，有許多母親不去醫院生小孩，就在家里分娩”，清華大學艾滋病綜合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北京協和醫學院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張林琦在接受《新民周刊》記者采訪時坦言，“你根本就找不到你的靶子！找不到靶子，怎么干預？！”這位國家973計劃艾滋病研究項目首席科學家神情激動。

　　2004年年底，在云南省首次進行的艾滋病母嬰阻斷項目中，23位HIV陽性的孕婦參加，有22位孕婦獲得阻斷成功，生下了22個健康寶寶。那4年，全程進入云南母嬰阻斷項目的只有這23人。并且，這些HIV陽性的孕婦得如同驚弓之鳥，行蹤隱秘，不愿被外界知曉。

　　其次，即便找尋到這些愿意做艾滋病檢測的孕婦，等待檢測確認結果的過程依然漫長，在云南，專門的艾滋病確認實驗室分片存在，并非每個地州的CDC都有能力與資質做艾滋病確認檢測。

　　這個項目的實施過程中，何大一、張林琦等科學家數次趕赴云南。在張林琦看來，HIV陽性的孕婦即便到了分娩之前，如若及時進行藥物干預，依然能將艾滋病母嬰傳播幾率從30%降低至15%左右，因為最為關鍵的是降低母親體內的艾滋病病毒量，故而，早發現、早治療會帶來優質的阻斷效果，“阻斷艾滋病病毒就跟下山一樣，是個慢慢下降的過程，通過服藥，至少需要兩周時間緩沖，才能讓HIV陽性的孕婦體內的艾滋病病毒從很高水平抑制到很低水平”。

　　“但是，從找到這些懷孕的母親到采血、等艾滋病檢測結果出來，完成全部過程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有時光等待檢測結果就要一兩個月。可很多時候，我們‘抓’到的大多數的懷孕母親已經快要分娩了，這種情況下，根本沒有進行醫學干預的可能性，這使得我們現在很有效的醫療手段無的放矢”，類似的運作障礙讓張林琦深感遺憾。

　　誰來告訴她們？

　　云南省衛生廳廳長陳覺民表示，云南這個母嬰阻斷項目開發了嬰兒HIV早期檢測的干血斑DNA檢測方法，將確診嬰兒是否感染的檢測時間由出生后18個月，大大縮短為出生后2個月，“這一新方法的應用，使HIV陽性孕婦所生孩子的保健、疾病的診斷和預防、免疫接種等工作由被動變為主動，且標本采集方便，可以通過郵件遞送”。

　　張林琦向記者解釋，這種方法就是將被檢測者的血滴在一張濾片上，等干燥后，用小塑料袋包裝郵寄。這種方式不僅更為便捷，也能為檢測機構提供相對準確的判斷依據。

　　在中國實施母嬰阻斷過程中，不少盲區亟待科學家們的介入。類似的技術細節幫助，并非唯一。

　　因為新生兒身上會攜帶母親的抗體，所以不能使用檢測抗體的方法對新生兒進行艾滋病確認檢測。按慣例，需要等孩子長到18個月之后，才能做確認檢測。

　　“如果母親要等待18個月，受煎熬的程度是可想而知的。但我們有新的科學方法，可以直接檢測孩子體內的病毒，而不依賴于孩子體內的抗體存在與否。在新生兒出生第一天，就可以做檢測”，張林琦說。

　　這個細節的價值可想而知，“如果能讓這些HIV陽性的母親馬上知道孩子的檢測結果，知道我們的干預能有效地阻斷艾滋病，讓她們的孩子是健康的，這無疑能極大地增強她們活下來的勇氣”，張林琦告訴《新民周刊》記者。基于此，盡早的醫學干預也能馬上介入。

　　另外，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教授桂希恩研究了106名參與檢測的孩子，38名孩子被查出呈HIV陽性，感染率高達36%；與此相對的是，出生時未檢測出艾滋病的嬰兒，后天被母親感染的比例為9%至16%。桂希恩的研究表明：HIV陰性的孕婦，如果在分娩期間感染艾滋病，就會使出生嬰兒感染艾滋病的幾率大大增加。

　　對已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婦女而言，不能由本人哺乳，選擇品質優良與安全的母乳替代品、采用人工喂養法以避免產后艾滋病經由母乳傳播，是必需的。

　　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艾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ADARC)主任、艾滋病雞尾酒療法發明者何大一教授建議，孕婦應該去當地相關醫療機構進行免費的艾滋病檢測，以便能盡早接受抗病毒治療，以降低她們的嬰兒攜帶艾滋病病毒的危險。

　　而目前對孕婦進行艾滋病病毒檢測與干預藥物，屬于國家“四免一關懷”范圍。中國也已經有不少省份和地區將艾滋病病毒檢測納入孕婦常規檢查當中。

　　但問題是，如何告訴那些地處偏遠或貧困山區的HIV陽性的母親，她們最為信賴的母乳喂養是有潛在危險的？如何告訴她們，免費的藥物支持是可以獲取的？

　　在全球范圍內，母嬰阻斷被認為是人類有效抗擊艾滋病過程中為數不多的一項成果。

　　“許多嬰兒可以通過很好的方式得到保護，不感染上HIV。在很多國家，這些HIV陽性的母親對我們的艾滋病藥物的態度很悲觀，特別她們覺得在生產之后再吃藥就沒有用了。很多時候母親和嬰兒不愿意吃藥怎么辦？我們告訴她們，不行！因為我們不知道母親將會通過什么方式將艾滋病傳染給嬰兒”，美國兒童艾滋病基金會代表、兒科專家Wilfert Catherine女士如此表示，“研究證明，在醫院分娩的HIV陽性的孕婦如果接受抗病毒治療，她們的嬰兒的存活率要高得多；我們也發現，30%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孩子在他們過1歲生日之前就死亡了，尤其是10個月之內的孩子死亡率是很高的，而15歲以下的HIV陽性的孩子如果能得到抗艾滋病病毒的治療，他們的情況要好得多”。

　　Wilfert Catherine展示了一組來自津巴布韋的數據，在對總共2055例6周至18個月大的嬰兒的研究項目中，其中CD4(人體免疫力指數，正常人是700至1500)小于200的母親，她們的嬰兒艾滋病感染率為33.7%。數據表明，CD4低的婦女最易在哺乳期間感染嬰兒。

　　同樣的挑戰也擺在美國兒童艾滋病基金會面前，“我們必須保證HIV陽性的孕婦呆在一個相對靜止的區域，對她們進行干預，而不是任她們隨意遷徙，這是個難題”，Wilfert Catherine說。

　　她們在10年翻5倍

　　最新的研究結果表明，中國艾滋病感染者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從7.1%上升為35%，10年間翻了5倍，其中近九成為育齡女性。感染者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從1：13上升到1：1.9。

　　過去艾滋病只在高危人群中傳播，比如吸毒者和賣血的農民，但今天艾滋病正在通過性接觸快速傳播，科學家認為，中國艾滋病已經出現了從高危人群蔓延至普通人群的趨勢。這一趨勢造成艾滋病感染率急劇上升。調查顯示，云南省艾滋病發病率從自1989至2003年增長緩慢，但2004年開始急劇上升，僅這一年就有13486個新發病例，相當于過去16年的總和。

　　清華大學艾滋病研究中心與云南疾控中心主任陸林領導的團隊合作，對從1989年至2006年間的320萬個血樣進行分析，得出以上結論，已發表在今年10月刊的《自然》雜志上。

　　“在過去的20年里，云南流行的HIV-1逃避了各種預防措施在高風險人群中繼續蔓延，性傳播的快速增長改變了感染者的人口分布，隨著流行病的繼續蔓延，HIV-1的亞型的基因結構變得越來越負責，為我們在抗病毒治療和疫苗開發方面增加了很大的障礙。根據HIV-1人群結構的改變，我們的預防措施必須更多地關注在阻止高風險人群中HIV-1的性傳播，阻止在普通人群中傳播。最急迫的是擴大和整合一些被證明成功的預防項目，如在高危女性中發放安全套、針具交換、靜脈吸毒者和美沙酮維持與免費的感染者抗病毒治療等”，該文稱。

　　中國的艾滋病最早從云南省吸毒者中開始流行，因自然風光優美而被稱為香格里拉的云南，長期以來有著販賣鴉片與海洛因的歷史，大多數的毒品販子都是從中國南部邊境的金三角地區，通過云南運送到境內。1989年，在云南靜脈注射吸毒者身上檢測出了艾滋病病毒。

　　這項研究發現，云南省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的比例已從1989年的100%降至2006年的40%，而經由異性性行為傳播的比例卻顯著增長至37.5%。而男同性戀性行為導致的感染則翻了8倍。

　　“在今后25年，艾滋病將和心臟病、中風一起并稱為世界上三大頭號致死疾病，而對身患AIDS的病人的治療，至少可以挽救300萬／年的生命，這一數字突出了艾滋病治療的重要意義”，輝瑞制藥代表Perros Manos認為，艾滋病可以被當作慢性疾病來治療，按照現在的醫藥發展，患者每天僅吃一粒藥就能得到救助，這比起以前每天吃十幾粒藥要更加有效且降低了藥物對人體的副作用。

　　艾滋病疫苗研制被寄予厚望，1987年，美國政府啟動國際上首次艾滋病疫苗臨床試驗。張林琦曾向本刊記者介紹，目前全球已有成千上萬名志愿者身上進行了30多個候選艾滋病疫苗的I期、II期和III期臨床試驗評估。

　　但仍沒有一個艾滋病疫苗被證實可應用，絕大部分都在II期試驗時被宣告失敗；更令人沮喪的是，大部分處于人體試驗的疫苗，很少顯示或根本沒有預防效果。

　　在華裔科學家何大一看來，艾滋病是一個復雜而多面的敵人，戰勝艾滋病不僅要有醫學專家的技術，還要有社會科學方面的支持。

　　艾滋病出現的27年間，已有2500萬條生命消逝。“對付HIV最強大的武器是人類的創造性，我們依然在努力”，Perros Manos以一位美國藝術家畫作為鼓勵。畫面，由繽紛的色彩所組合，蘊涵希望的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