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文摘》文章：“被消失”的中產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仿佛一夜之間，中國大城市的中產們有了深重的危機感。有學者指出，中國的中產階層正在“被”分化中走向消失。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產階層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中闡述的窮者愈窮、富者愈富、80%的中產階層向下流動的社會現象，在中國似乎有克隆的危險。
從物質上，“一座房子消滅一個中產”在2009年高漲的房價中可能成了現實。在北京，有機構統計表明，僅11月份的擬開盤項目均價，環比漲幅就達到了16.7%。高額的房貸不僅影響了中產們的幸福指數，還進一步抑制了消費。更嚴重的是，由于這種物質上的緊縛，原本屬于中產階層的理性、穩定、閑適和精神上的富足，也變成了緊張、惶恐、惴惴不安。社會的穩壓器，瞬間變成了加壓閥。
“理性”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在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諸生活中，中產階層的理性常常通過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表現出來。一個失去中產或者中產正在消亡的社會，無論從何種意義上都潛伏著巨大的理性危機。
也許正是著意于此，中央政府在2009年年末開始調控房價。新“國11條”的推出和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政策調整，也許會緩解中產的壓力。但中國中產階層的“被消失”，并非單一房價造成，而是多年來單一追求經濟增速的增長模式銷蝕了中產階層的生存土壤。要改變這種現狀，除了房價之外，重構中產正常向下向上的流動機制，恐怕才是長遠解決之道。
不再中產
文/孫春艷
如果大城市的房價繼續保持過去幾年的上漲速度，則未來5～8年后，大城市的中產階層將被徹底剝離出主力購房人群
2009年12月初的一天，34歲的林浩杰終于繃不住了，在剛拿到鑰匙的新房中放聲大哭。
林浩杰并不是個脆弱的男人。1998年于中國人民大學市場營銷學專業畢業之后，林浩杰已經在北京一家知名外資企業打拼十年。林現在的身份是北京中關村一家科技軟件公司的高級銷售經理，月收入在1.2萬元左右。在買房之前，林浩杰幾乎是北京這個國際化大城市中人人羨慕的典型白領，或曰標準“中產”，他的人生，也可以用“小資”一詞來概括和代表。
但是，一套房子改變了林浩杰的人生。
自從2008年年底銀行批準貸款以后，每月近萬元的月供，開始讓林浩杰透不過氣來。同居多年準備結婚的女友雨菲，最近也因為厭煩了與林浩杰的爭吵而搬離。更糟糕的是，為林浩杰買房拿出了20萬積蓄的父親，最近因肝硬化在北京住院。每日往返于醫院與單位之間，林浩杰主管的部門銷售業績開始下降。上司找到林浩杰，要求在年底之前必須完成銷售任務。
“房子不是萬能的，沒有房子是萬萬不能的。”為了在這個擁有1500多萬人口的大城市中買套房子，擁有一個屬于自己的家，林浩杰已經記不清自己付出了多少艱辛。但當真正擁有自己的房子之后，林浩杰發現，噩夢才剛剛開始。
不能承受的房價之重
林浩杰的生活品質和心理狀況，以2008年12月買房前后為分水嶺。其間差距，可以用“冰火兩重天”來形容。
2005年前后，作為銷售主力的林浩杰業務做得很順利，從2000年的月收入4000多元逐漸漲到了目前月收入1.2萬元左右。不過，因為喜歡旅游和時尚消費，加上沒有固定的女友，林浩杰當時沒有把買房列入自己的計劃，當時的想法是“等錢攢得再多些吧”。其時，北京在經歷了2000年至2004年房價低速上漲之后，2005年北京房價上漲近20%。
林浩杰對此渾然不覺。他是一個喜歡自由的人。手中攢了一點小錢，2006年，林浩杰用16.98萬元買了一輛馬自達M3。林浩杰租住的房子也離單位不遠，坐公交車到中關村的單位只有幾站地的距離。因為交通擁堵，林浩杰也不經常開車。他買車的主要用途，是周末和朋友們一起到郊區游玩之時，享受打開天窗在風景宜人的馬路上奔馳的感覺。
林浩杰與女朋友雨菲在2006年年底正式確立了婚戀關系。雨菲是中關村一家教育類雜志的編輯，每月收入3500元左右。從此，林浩杰的生活變得豐富起來，每周一次的大餐必不可少，購物也開始變得頻繁。每至周末，掃蕩西單和國貿區的商城并購買打折名品，成為二人的歡樂來源之一。旅游則每年一次，2006年春節去海南三亞，2007年春天去云南大理，林浩杰與女友過著雜志上刊載的標準“小資”生活。
2007年，林浩杰開始與女友談婚論嫁，此時買房已經成為必需。林浩杰對房子有一個基本的要求，面積不要太小，以供將來老人和孩子共居一室。林浩杰的存款在這時已經有30萬元左右。兩個年輕人開始了買房大計——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時間突擊看房，幾乎每個周末的清晨，林浩杰與女友都不知疲倦地加入到看房大軍中。
連看數月的結果，林浩杰發現，在飆升的房價面前，除了郊區的房子，30萬元的存款根本交不起100平方米左右房子的首付。
林浩杰很泄氣。大學畢業七八載，手中握有30萬人民幣，居然不夠交房子的首付？此時，朋友同學聚餐和同事聊天，話題已經大部分都在討論房子。當房奴的訴說房奴之苦，沒有買房的則更加焦慮，言語中充滿了害怕被這個城市邊緣化的恐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表明：2007年，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比2006年上漲7.6%。但每日看房的林浩杰感覺，在北京，這個數字可能有20%之多。北京四環以內的房子每平米已經漲至近2萬，郊區的房子也近乎7000元/平方米。2007年12月一個月，林浩杰看的北三環附近的一個樓盤，價格從1.5萬元/平方米升至1.8萬/平方米。
林浩杰發現，攢錢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房價上漲的速度，他決定再等一等。但那年年底發生的兩件事，讓林浩杰已經不能停下買房的腳步。
一是為了迎接奧運會的召開，2008年年初北京加大了對治安以及出租房屋的治理力度。林浩杰租住在奧林匹克公園附近的一個舊小區里。有幾次已經午夜時分，該片區的派出所民警敲門查暫住證和身份證。林浩杰深深體會到，“租房的日子缺乏安全感，在大城市中有二等公民的感覺。”
二是準岳母的壓力。對要不要買房，林浩杰還在猶豫之際，準岳母打來電話頻催。“沒有房子就等于沒有家”的岳母式催促，讓林浩杰的愛情與房子綁在一起，難分彼此。
林浩杰的遭遇并不個別。2009年9月，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顧云昌在成都“中國地產金融年會2009區域巡回峰會”上表示，房價上漲的一部分是因為“丈母娘需求”——小兩口要結婚，丈母娘要求女婿買房，這是“特剛需求”(特別剛性的需求)。
痛定思痛，2008年年底，林浩杰咬牙貸款買房。在橫掃了地鐵5號線周邊的樓盤后，他最后在北辰綠色家園選了一套120平方米的房子，1.8萬元/平方米，總價值近220萬。當時房價正處于2008年的低點，林浩杰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為了交首付和裝修，他不得不向遠在沈陽的父親求助。退休前承包了當地村醫院的父親，拿出了自己的養老錢20萬元。
中國人民大學市場營銷專業畢業，一向獨立自主的林浩杰，一不小心成了“啃老族”。據2009年新浪網一次大型的網絡調查顯示，北京超過50%的購房者用父母的錢買房，或者支付首付。
隨愧疚一起席卷而來的，是巨大的還款壓力。
175萬元的貸款，貸款期限25年，每月還貸9392.45元，相當于林浩杰每月收入的80%。這也意味著，如果林浩杰工作一旦出現差錯，就可能面臨“斷供”的危險。林浩杰也終于理解了單位里那些早自己一步成為“房奴”的同事，平時工作中為何謹小慎微。因為買了房子懼怕失業，林浩杰一夜之間改變了我行我素的做派。
但怕什么，來什么。林浩杰所在公司的幾款產品，在2008年年底之后，遭遇了同行類似產品的價格傾軋，部門銷售業績一路下滑。這直接影響到了林浩杰的收入。不僅如此，年關臨近，林浩杰今年的銷售計劃還有大半沒有完成，林浩杰每天如坐針氈。
雖然2009年8月拿到了新房鑰匙，并在12月初住進了自己心儀的寬敞大房子，林浩杰卻沒有睡過一個安穩覺。每天晚上，林浩杰都會夢到銷售數字的變化，而早晨起來，害怕面對的一天又重新來臨。而11月父親的住院，則讓林浩杰輾轉難眠。不能開車的時候，林浩杰在地鐵里因為愣神，經常坐過站。
像林浩杰這樣承受巨大壓力的買房族，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數量巨大。2009年12月，《中國新聞周刊》邀請專業民意調研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進行了《中產階層生活狀況調查》，在北京、上海、廣州、沈陽、武漢、青島、杭州、成都、西安、蘭州十個城市，采用系統抽樣方法，對1658名個人月收入在各地處于中等水平以上的常住居民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在貸款買房的人群中，有61.6%的人，每月房貸支出占家庭總收入的比重超過了合理值30%。其中，房貸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在五成及以上的人占了20.5%。其中43.8%的人表示，“壓力較大，有時擔心會‘斷供’”。
壓力增大的同時，生活開始捉襟見肘。為了省錢，林浩杰已經很久沒有開過自己的那輛馬自達M3了。新的小區停車費每月需要350元，林浩杰已經決定將“愛車”賣掉。從2009年6月以來，雨菲也承擔了每月1000元的房款，雨菲已經半年沒有添置新裝。每周的大餐和每年一度的旅游如今皆已取消。兩個人每月的生活費，則壓縮至1000多元。
生活方式的突然變化令林浩杰和女友措手不及，吵架頻率開始上升。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住進新房才十多天的雨菲正式提出搬到女朋友那里一段時間“透透氣”。林浩杰奔波在醫院與單位之間，無暇顧及。最近，上司已經分別找銷售任務尚未完成的部門主管談話，這其中也包括林浩杰。
雨菲搬走的當天晚上，林浩杰在自己的房中痛哭不已。于他而言，房子不僅剝奪了自由，也成為無法擺脫的巨大壓力。
一般而言，國際通行的居民住房開支，應占家庭收入的20%～30%，房價收入比(一套家庭平均居住面積的住房價格與一個家庭的年平均收入之比)則在3～6倍之間。當房價收入比高于10倍時，居民收入水平不足以負擔高水平的房價。但據2008年《中國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07年，中國的房價收入比平均為15倍，北京為23倍。
2009年11月底，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根據研究得出結論說，未來5～8年，中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價將翻一番。不難判斷，屆時大城市的中產階層，其房價收入比將被更加放大。而中產階層，將被徹底剝離出主力購房人群。
不是每個人都能當上“房奴”
與林浩杰同樣為房貸苦悶的，還有胡君。從2009年11月初剛買房子開始，胡君就陷入了從未有過的財務危機。
今年30歲的胡君，在一家知名證券公司的北京分公司做數據分析工作，月收入在1.7萬元左右。妻子則在某國有銀行營業部上班，月收入在5000元左右。結婚兩年多來，夫婦二人奔波在北京大大小小的樓盤中，甚至連通州的新盤也看過了，但越看房價越漲，遲疑間，時間到了2009年6月。
2009年6月起，北京的房價開始突然上漲。從2009年6月至11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的房屋銷售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增長累計達到了25.3%。而北京的房屋銷售價格上漲則遠高于此。為了能上班方便專注城市五環內二手房的胡君夫婦，幾次都與購房失之交臂。
在胡君工作的西三環附近的證券公司一樓大堂，胡君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7月份的時候，他在北京西三環的紫竹院附近看中了一套70多平方米的兩居室，房主卻要求在原有150萬元房款的基礎上再加10萬元。正猶豫間，房子被人買走。
“越看房心里越慌，希望趕緊買到房結束這種提心吊膽的日子。”胡君面色疲倦。而在11月份市場傳出二手房營業稅等購房優惠政策將陸續取消的消息之后，胡君決定“趕快買房”。11月初，胡君終于買下了位于東城區和平里東街的和平新城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房價共計200萬元。由于是二手房，評估后只能從銀行貸到120萬元左右。胡君夫妻積攢的首付加上胡君父母的積蓄，只能湊夠60萬元。無奈之下，胡君從4個朋友那里每人借了5萬元，付清了首付80萬元。
100萬元的貸款，按揭年數20年，月均還款7233.71元。再加上胡君向借錢朋友的承諾，20個月陸續還清20萬元。胡君月工資1.7萬元，全部用于還貸還不夠。日常的交通、生活開支等全部靠妻子的5000元工資支撐。為了節省開支，妻子規定每個人每月的零花錢為500元。
“20個月將近兩年的時間，要做到接近‘零消費’，不知自己如何能熬過去。”胡君有些恐懼，“原來還自詡自己是‘中產’，現在徹底被一套房子消滅了！”
此前，胡君的生活本來與林浩杰一樣瀟灑，每個月的月收入一半以上用于消費。
買房后，2010年元旦和春節即將臨近，胡君夫婦開始為回不回雙方父母的老家哈爾濱過年而爭執。胡君認為，現在手頭拮據，回去需要花一筆錢，今年就不回去過年了。但作為家里獨女的妻子，還想回家跟父母團圓。胡君反對說：“至少要花三四千元，今后好幾個月的生活費沒有了。”
同事看到胡君最近苦悶的樣子，紛紛勸解他。“只要買了房，苦也是樂。不是每個人都有當‘房奴’的資格的。如果能買房，我寧愿承受你現在的痛苦。”沒有買房的同事正色告誡。
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前10月，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2316元，同比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0%。但與此相比，北京2009年以來漲幅超過50%的樓盤則比比皆是。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李開發說，一套房子消滅一個中產家庭是確實的。這種現象如果長期持續下去，一個年輕人稍微優秀一點，就被一套房子套走了一生的消費能力。
2009年12月2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談到房價時說，“我知道網民關注這個問題。因為我每天上網看到大量網民的意見，甚至很尖銳的批評。”溫家寶說，“只要政府有決心解決這個問題，而且不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經過深入調查研究，統籌考慮各方面的情況，制定長遠的規劃和政策，使我國的房地產有一個穩定發展的局面，這是可以做到的。”
“漂流者”中產
文/龐清輝
中國的中產階層向上流動困難，大部分向下沉淪為中下產，中產的后備軍成長堪憂，難以補充這個階層，中產階層壯大之路越走越艱難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產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中提到：日本代表社會富裕與安定的中產階級，正在快速消失，約有八成人都在向下流動，M型社會即將成型。這本書的中文版主編、中信出版社的蔣蕾對記者說：“中國的情況可能要更為復雜，中國的中產階層似乎還沒發展壯大，就有要崩裂的趨勢。”
旅美學者薛涌則告訴記者：“中國中產階層上升之路被堵死，社會階層的流動已經停滯，這是一個化石化的過程，社會的生機會隨著中產的消滅而消滅。”
焦慮的中上產
建外SOHO，星巴克。
“別跟我談中產，中國沒有中產。”李想一坐下來就對記者說。
李想，1997年清華計算機系畢業，在IBM混到中層，2003年去美國讀MBA，2007年回國創業，現在經營一個SP公司，也就是手機內容提供商。李想在東四環邊上有一個上下兩層大概200多平米的房子，是出國前給父母買的，現在自己住一層，父母住一層。
在美國的幾年生活后，一回國，李想就和歐美同學會的朋友們籌辦了一個基金，支援貧困山區的孩子上學。有房有車有公司，有堅定的價值觀，又有社會責任感，李想是個典型的“中國中產”。
“中產？我快破產了！”年初的風險投資沒到賬，李想正準備搬出建外SOHO，找個便宜點兒的辦公樓。在李想看來，中國即使有中產也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而且他們四面楚歌，上面有“天花板”，只能往下行，不能往上走。
2007年，李想和另外一個合伙人江濤由于看好中國未來的3G事業，毅然決然離開美國，回到北京。
生平第一次當老板的李想自嘲很摳門，對公司的每一筆開支，他會用自己最擅長的統計數學仔細算計，必需的設備一定是從國外進口的，其他的設備，有的是二手的，有的是國產的。李想精打細算、勤儉創業的風格給投資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們最開始200萬美金的風險投資順利到賬。“即使是這么精打細算，最開始每個月還是要燒100萬人民幣。”
公司剛成立的時候，每天中午李想都和員工在一起吃15塊錢的快餐，周末和研發部的同事一起加班。“和在美國十分富足的小日子比起來，仿佛時光倒流，自己又回到了學生時代。”
李想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公司養大了，把公司連同自己一起賣掉。”但是實在沒想到中國的3G產業走的道路是如此波折，“到處是壁壘，人家吃肉，我們連湯有時候都喝不到一口。”
第二筆風險投資融資失敗了。為了讓公司生存下去，李想只得裁員，被裁掉的員工一紙訴狀把公司告到了法庭。現在的李想，每天早上一睜開眼就像陀螺一樣轉個不停，處理官司，尋找投資。“頸椎痛得要命，每次出差坐飛機都要帶著自己特制的枕頭，要不晚上睡不著覺。”
上個月，李想去韓國和三星手機公司的負責人商談在三星的裸機里面安裝他們通過測試的手機游戲。在韓國的一個月，讓李想感受最深的是：韓國的私營企業占有韓國實業資本中超過四分之三的資本，也就是說政府企業只占四分之一的資本，而在中國，這個比例正好相反。
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接受采訪時對記者說：“能創造大量社會財富、吸納就業的中小民營企業，是中產階層的制度性依托，應該是經濟發展的主體。”但在中國，像李想一樣的年輕人創業，則面臨種種制度、金融、創新支持上的壁壘，包括但不限于灰色的規則訓練，以及其他種種看不見、但能夠感受得到的困難。
對李想來說，如果創業失敗，對他的打擊將是致命的。有時候覺得自己撐不下去了，李想就會后悔自己選擇了創業。當時創辦公司的時候，李想一狠心把北辰那套180平米的房子賣掉了，到現在公司成立快3年了，所有盈利全部未分配，因為成立時股東會曾約定，5年之內不分紅。
其實公司一直在燒錢，要像養豬一樣養著。而當年賣掉的那套房子，已經漲了1.5倍，從每平方米一萬三漲到了快三萬，如果不賣這套房子去倒騰公司，現在比當時能多賺300萬。可是賣掉房子，辦了這個公司，辛辛苦苦3年一分錢沒賺著，這是他爸媽最不理解的事。“中國的中小企業真艱難，早知道，還不如炒房了。”
天色已晚，喝完最后一口咖啡，李想對記者說：“如果創業失敗，我將選擇回美國做職業經理人，也許那個時候，我才會是中產。”
出逃的中產
楊新，《安徽商報》的新聞部副主任，曾經在北京的報紙雜志“混跡”六年。2007年，楊新帶著從外企辭職的妻子回了合肥。
在北京的時候，夫妻倆月收入稅后13000元，每月租房2000元，除了偶爾看看電影和聚會，幾乎沒有自費旅游等其他不必要的開銷，每月能攢6000元左右。
和那些想“死磕”在北京的人一樣，楊新忍受著不斷瘋漲的房價、令人生畏的醫療和養老，結婚六年還是在意外中迎來了他們的兒子牛牛。牛牛的到來，讓楊新的生活更加紛亂和茫然。尤其讓他沒想到的是，一個小毛孩竟然這么能糟蹋錢，而且糟蹋的全是他未來一平米一平米的房子。
定居北京的愿望隨著房價的上漲越來越難實現，再加上沒有戶口擔心日后孩子的教育，未來養老也是問題，于是楊新夫婦選擇了離開。但是他強調，這不是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是“被選擇”。
“長安居，大不易”。巨大的生活成本和壓力，讓像楊新一樣的中產們在北京切實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大不易”。而這部分中國中產階層的流動形式，也從簡單的“進城打工”-“定居城市”-“終老此生”，演變為“進城打工”-“寄居城市”-“落葉歸根”。
回合肥之后，楊新夫婦很快找到了現在的工作。2009年3月，楊新在報社附近買了房子，房價不及北京的三分之一，“五分鐘就到單位。”他很得意。在北京，他有幾年要穿越半個北京城去上班。
楊新夫婦在合肥的家庭收入有一萬多，看起來比在北京少，但是因為解決了買房的壓力，消費多出不少。朋友聚餐、看電影，藏南旅游，通過淘寶網購買高檔品牌，開始出現在二人的消費行為中。
不久前，全球最大的戰略咨詢公司麥肯錫咨詢公司發表了《麥肯錫-2009年度中國消費者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從現在到2015年，中國新增的富裕家庭將有3/4來自二級城市與其他城市(從110萬戶增加到320萬戶)，而在一級城市只從50萬戶增加到70萬戶。也就是說，二級城市的中產們，將成為未來中國消費的主力軍。
但是形容在二級城市的生活，楊新還是覺得“有點擰巴”。“主要也看工作性質，那些做營銷的回來后，由于有人脈、有資源，會很搶手，可是做傳媒在這里會覺得很不過癮。”而楊新的妻子也由于當地沒有外企，就選擇了當地一個還算大的企業，但仍覺得“水土不服”。
“有時候會很失落，人的腳步也慢了很多，原來還想創業、創造生活，現在每天就是‘撞鐘’了。”楊新說，有時候在電視上看到有關于北京某個區的新聞，還是會莫名的興奮，會和別人吹噓一下“那個地方我住過好幾年”。
但是，楊新很肯定自己不會再回去。“在北京，我是壓抑地在掙扎，可是怎么都掙扎不上去，現在雖然苦悶，但是輕松也很難得。”楊新說，如果這篇稿子要他來寫，他就寫“中產的精神守衛”。
而就在2009年11月，上海《新聞晨報》調查得出結論，越來越多的上海白領在快節奏的工作與高壓力的生活下，辭去工作，移居到其他城市生活。《中國新聞周刊》委托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做的調查也顯示，有超過76.6%的被調查者是因為大城市“生活壓力太大、成本高、節奏快”而產生離開的想法。
掙扎的中產后備軍
2009年12月10日，離2010年研究生考試還有一個月，北大金融系剛剛本科畢業半年多的張晶，已經成為大城市的新“蟻族”。
張晶和早她一年畢業的男朋友楊雷住在海淀區的馬連洼，那里是北京很多大學生“蟻族”聚居的主要地點。為了節省吃飯的開支，他們還會經常來北大的學生餐廳“蹭飯”吃，所謂蹭飯就是找一個有飯卡的在校生劃卡，然后再付錢給他們。“菜的品種很多，很便宜，經常可以大快朵頤。”
公務員考試的失利和進銀行系統的無望，讓張晶只能選擇考研。父母給她的要求是：什么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能夠待在北京。沒有考上公務員，張晶的父母很失望，他們在山西老家托人幫張晶介紹了一個大她四歲、在國企上班的男朋友。“他們覺得在國企上班，是‘不是公務員的公務員’。”
但是張晶還是選擇了和楊雷在一起。她和楊雷是在大二那年，在北大英語角認識的。2008年楊雷從中國科技大學計算機專業畢業，而2008年也正是大學生找工作最難的一年。
北京到處都是招聘會。楊雷每天六點多起床，簡單吃些油條包子，跟同學一塊出門。九點左右到會場，走走看看投簡歷，然后在招聘會場外買點雞蛋餅、煎餅當午飯，晚上再回馬連洼。連著參加了一個月的招聘會，“經常是一天一個北京一日游。”
楊雷一心想找軟件研發方面的工作，至少投了600份簡歷，全都石沉大海。 最后，一個剛剛建立的網站挑中了他，過程非常順利：周三投簡歷，周四面試，周五體檢，下個周一就去上班了。主要工作是為網站做后期的技術支持，月工資3000元，三險一金，有可以忽略不計的年終獎。
在馬連洼，他們和另外一對情侶合租一個60多平方米的小兩居，每月房租800元。屋內是現實版的“家徒四壁”，除了兩部電腦之外，唯一能稱得上電器的也許只有電熱水器和電飯鍋。張晶忙著考研，楊雷每天朝九晚九不停地工作，周末若是不要加班就經常蒙頭大睡。
張晶告訴記者，她曾經因去菜場買二兩韭菜而被人笑，拒絕賣給她。“吃是花費的大頭，超高的基尼系數是我們貧窮的直接證據。”
張晶很詳細地和記者介紹了他們的生活開支：每天晚上，他倆計劃買水果的預算是3元錢；四分之一個西瓜，或者兩個梨，或者半個柚子，然后再買兩塊錢的酸奶。楊雷手機費每月100元，她每月50元，化妝品都是在屈臣氏買的。衣服方面，她只買打折貨，ONLY之類的五折以上絕對不買；而楊雷偶爾買李寧，因為李寧折扣比較大，有時一件外套不到100塊錢。2008年的情人節，他們原來打算去歡樂谷，600塊錢兩個人，最后還是沒舍得，只是吃了頓飯，看了場電影。
而楊雷也有自己的未來規劃：工作兩年-讀研-出國繼續學習-回國工作-開自己的公司。“真是一份宏大的、永遠也實現不了的計劃。”張晶每次都嘲笑他愿望的不切實際，但是很鼓勵他這種揮之不去的激情，因為他們都不想被這座城市邊緣化。
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對記者說：“在競爭越來越激烈的當下，尤其農村出來的孩子，房子要靠自己，未來要靠自己，他們起碼要推遲10年才能成為中產。”
采訪結束，張晶和楊雷奔向了北大學生食堂旁邊的北大百年講堂，那里正在上演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張晶笑著對記者說：“我們物質上不中產，精神上總可以中產吧。”
你是中產嗎？
文/龐清輝
中國關于中產的定義模糊，標準莫衷一是，你可能不確定他們是誰，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們的焦慮和不安
“你見過我這樣沒房沒車，不敢生病，老了也不靠譜的中產么？”
“有房我也不是中產，我有壓得喘不過氣的房貸和永遠都長不上去的工資。”
“有房有車我就中產么？我天天都在焦慮，我精神上嚴重不中產。”
《中國新聞周刊》委托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進行的《中產階層生活狀況調查》顯示，根據職業、收入、教育程度來選取的這些“準中產”中，有近七成的人不認同自己是中產。
然而，矛盾的是，調查也顯示：有68.8%的受訪者認為近幾年來中國中產的數量在增加。那么，在中國，誰又是中產？為什么那么多“準中產”不承認自己是中產？
誰是中產
“有房有車，有穩定的收入來源，有相當于自己月收入6倍的存款，父母都有工作，經常旅游，經常看電影，經常在外面吃飯，每年有假期，生活的目標不是為了生存，而是為了實現自我。”這是中仕達包裝有限公司經理裴振華給《中國新聞周刊》列出的他的中產標準，他現在有房有車，年收入近百萬，住在朝陽公園附近的東潤楓景小區，典型的一個中產階層小區。
顯然，符合這個標準的人少得可憐。而采訪中，記者也發現大多數人都把中產等同于中上產，認為中產是一種不可及的生活狀態。
在2005年，國家統計局曾公布一份調查結論：“年收入6萬元～50萬元，這是界定我國城市中等收入群體家庭收入的標準。”在中國，這是“中產階層”第一次得到這樣清晰的數字化界定。
“那很多人就又‘被中產’了，就是說去路邊的小飯館吃飯都變成了吃宮庭宴。”裴振華一臉質疑地望著記者。他解釋說：年薪6萬的人在青海、在新疆，可能算是中產，但是在北京、在上海可能只夠糊口，想買房買車絕無可能。
“按這個標準，難道開著新型汽車招搖過市的房奴，對‘丈母娘拉動房價’有切身感受，害怕生病，擔心因此失去工作的人都是中產？”裴振華接著問道，厚厚的鏡片反射著強光。利率、匯率一天一變，房價一天一漲，你實際上不清楚這“50萬”縮水以后到底是多少。在他看來，即使完全從經濟層面來講的話，因為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完善，中等收入者隨時面臨跌入下層的可能。
中產就是普通人
2003年1月至2005年6月，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曾領導他的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武漢等大城市進行過有關中國中產階層的大型調查。五年后的今天，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房子對于中產的重要性比五年前高了很多，房子越來越貴，所以很多人就認為自己想成為中產越來越難。”
周曉虹告訴記者：“英文的middle class，照字面翻譯，是‘中間階層’，沒有‘產’字，但我們沿用的譯法，卻加了個‘產’字。問題就出在這個‘產’字上。”
對于中產概念的模糊，中國的準中產往往會和美國做比較。周曉虹說：“巧得很，美國衡量中產階層的起點也是年收入6萬，但那是美元。”
而印度也自稱是中產階層國家，他們的標準也是6萬，但這既不是人民幣，更不是美元，而是盧比。在阿根廷，家里有書架就是中產，泰國研究者為了方便起見，干脆將中產階層歸納為“帶著手機的烏合之眾”。
周曉虹對記者說，人口基數以及可耕地面積、適宜人居住的地域等因素決定了中國、日本等很多東亞國家都不可能像美國中產階層那樣去生活。“室內冬天不是25攝氏度，夏天不是20攝氏度，他們覺得都不是生活。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選擇美國中產階層那樣的生活方式，地球就很危險了。”
所以，周曉虹向記者闡述了他的三項標準：(1)經濟上月收入5000元人民幣；(2)職業為事業單位管理或技術專業人員、黨政機關公務員、企業技術人員、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3)接受過大學本科及以上教育。“在美國，中產階層是‘普通族’的同義詞，相當于中國人說的‘老百姓’或‘收入一般的人’，是富人和窮人之間的一個龐大的中間階層。”
對此持相同觀點的還有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他在接受采訪時說，“無論在哪，中產都是很辛苦的階層，不是個很悠閑的階層，中產是以勤奮、勞動著名的。”他認為臺灣歌手鄭智化有一首《無產階級》的歌比較貼切：我的包袱很重，我的肩膀很痛，我的欲望很多，我的薪水很少，我的日子一直是不壞不好，是不是就這樣平凡到老。“中產就是普通人。”唐鈞說。
中產的精神世界
然而，這個從收入上界定的“普通人”的中產定義也在第一時間遭到“標準中產”裴振華的質疑：中產階層更多的是指一種心態和精神，他們的生活狀態、知識水平以及經濟地位，使得他們所具有的生活趣味和價值觀最可能被社會的較多成員所容納；他們所擁有的資源，使他們能夠來推廣他們的生活趣味和價值觀念。
經常出國的裴振華認為，在美國、歐洲，每個中產家庭除了有一兩套寬敞的別墅或公寓外，還有每年在國外度假的習慣，有藝術品收藏，懂得欣賞藝術作品。中產意味著經濟上完全擺脫了生活壓力，對自然資源、文化資源擁有較高的調控水平，意味著很高的生活質量和精神質量，以及較高的文化藝術品位和道德涵養。
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做的調查顯示，約83.7%的受訪者認為目前中產還不是中國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領者，其中28.0%的人認為，目前中產階層“還沒成氣候”，根本談不上是主流文化的塑造者、引領者。
“雖然擁有自己的房產，但卻因此背上沉重的還貸包袱，生活質量大幅下降，不敢輕易更換工作，不敢娛樂、旅游，害怕銀行漲息，擔心生病、失業，更沒時間好好享受生活，身體有了著落，心卻失去了安全感，這種焦慮，肯定不是中產的狀態。”裴振華說。
另一“標準中產”、智力方董事長楊石頭也向《中國新聞周刊》表達了同樣的看法：中產應該是認為歌劇、詩歌、畫展的藝術享受比澳洲龍蝦重要，強烈認同“中國夢”，但也會為無法實現這個夢而焦慮。“他們一定是有精神和心靈上的標準的，他們是沉潛而理性的，他們的價值觀會成為未來主流的一種價值觀。”
周曉虹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我們的社會對人們充分實現自己的理想還沒有提供足夠多的機會。“一個社會變動太快會降低自己的幸福感，在快速的變動中人們容易提高自己的期望值，而一旦達不到預期，挫折感就會伴隨而生。”這也是大多數中國中產認為自己不快樂，不承認自己是中產的重要原因。
國外中產更幸福？
文/龐清輝
國外中產也脆弱。大多數人羨慕的可能是其穩定的未來預期和向上流動的自由
“住在郊區，有一幢(分期付款)兩間至四間臥室的房子，兩三個孩子，一只狗，兩部汽車(一部日本的、一部美國的，分期付款)。門前是修剪整齊的草坪。丈夫每天辛勤工作，妻子在家帶孩子做家務，拿薪水后馬上開出15張以上的支票付賬(房子、車、水費、電費、煤氣費、電話費、有線電視費、分期付款的大件商品、5件信用卡的賬單、孩子牙醫的賬單、醫療和人壽保險，或許還有看心理分析醫生的賬單，等等)。平時看電視脫口秀，周末借兩盤錄像帶，邊看邊喝可口可樂、吃爆米花，每年圣誕節扎圣誕樹，妻子和丈夫都在發胖。”
這是十年前，劉燁還沒去美國之前，朋友向她描述的美國中產階層生活。
劉燁，1999年從武漢大學醫學院畢業，隨丈夫去了美國，現在是南加州橙縣一家醫院的兒科醫生，丈夫是一個IT工程師。如今，他們已經在美國生活十年，劉燁對美國中產的生活也有了最深切的感受：“現在的美國人不論自己有多努力，也不會達到他們父輩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
美國中產也脆弱
剛開始到美國的時候，劉燁和丈夫也和很多美國年輕人一樣買不起房，租公寓當蟻族潛伏了6年。直到前兩年夫妻二人還完了出國前的債務，年收入加起來有16萬美元，扣除所得稅，大概純收入11萬多美元的時候，他們才開始看房子。
但是考慮到撫養孩子的費用會多花一些，他們挑了現在這個位于南加州城區最東面一個普通社區的四居室。這是他們看的房子里價格最合適，但不是最理想的房子。
到2009年，房子的估值已經低于原來51萬美元的抵押貸款金額，而且每月還要支付2000多美元的房貸。但是，劉燁仍認為這套房子是自己和丈夫來美國十年最大的成就。“不用擔心幾十年后會被收回去。”
劉燁為未來制訂了兩個十年計劃：一是孩子上學的時候，賣掉舊房子，找一個好的學區重新換一個大點的房子；二是等孩子上了大學，她要實現在海邊買一個獨立住宅的夢想。
但是這些計劃，隨著金融危機中丈夫的失業，開始變得遙遙無期。
2009年，劉燁去超市買東西的購物車里，東西明顯少了，吃什么都取決于超市里什么蔬菜在打折，而且女兒的鋼琴課也取消了。“遣散費是按一年工齡換兩周工資計算的，如果超過六個月他找不到工作，我們就要動用為女兒準備的教育費用。”
劉燁的丈夫在近8個月時間內，投了3000多份簡歷之后，在離家有兩小時路程的軟件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劉燁告訴記者，美國中產階層日常的勞動時間其實也是很長和很苦的，特別是小汽車文化和住郊區的文化，使得中產階層上下班在路上折騰三四個小時的現象很平常，“有的人也只能是剩下睡覺和吃快餐的時間。”
合同里沒有離職金的保證條款，收入也比以前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丈夫還是很快應允了這份工作，因為現在美國失業率越來越高，很多人靠遣散費和存款已經不能維持生活。劉燁介紹說，她的鄰居威爾斯先生也在金融危機中失業了，現在每天到一個幫助失業人的機構找工作，找工作成了他這半年的工作。“要不是有妻子的支持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也許就垮下來了。”
在美國，如果家里有一個人有工作，全家人就都會有保險。哪怕是在沃爾瑪收銀，或者在肯德基做漢堡，一個月工資可能不到2000美元，但是基本生活可以保證——有房住、有車開、還能每年坐飛機去旅游幾次。“對美國人而言，最可怕的事情莫過于失業，一旦事業完了，什么都沒了。”劉燁對記者說。
但是，美國中產階層的就業早已每況愈下。有數據顯示，到2009年10月，整個美國的失業率已經升至10.2%，在奧巴馬政府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政策當中，中產階層已被置于幫扶的核心位置。自2007年夏季開始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但是對美國的中產階層而言，衰退其實在多年前就已經開始了。
“這幾年，汽油、食品、醫療保健、育兒及教育成本無一不漲，人們能為自己退休后節省下來的錢變得越來越少，許多普通中產家庭即使夫婦雙雙工作都很難維持體面的生活。”劉燁對記者說。
大部分美國中產家庭都有一到兩個孩子，有的還有更多，孩子的教育也是美國中產很重的負擔。劉燁介紹，美國有20所好大學，進這些學校要比在中國進清華、北大容易好幾十倍。但是這20所學校四年下來基本上要20萬美金，一般人也很難負擔。州立學校對本州的學生便宜點，比如加州有10所排名都不錯的大學，一年的學費大概也要8000美元。“30年前，典型的中產家庭供養兩個大學生可以無需負債，但是現在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劉燁說。
所以，在同一個社區里的其他主婦，都和劉燁一樣很少在外面餐館吃飯，很少買衣服、買書、買化妝品，社區的聚餐也都縮小了規模，聚餐的時間間隔也一次比一次長。
2009年10月劉燁回國探望父母時，每天都在外面飯店吃飯，讓她覺得很奢侈。在武漢一個不錯的餐館，200元可以點五六個菜，而在加州的中餐館，16美元也就一盤青椒炒肉和一碗米飯，服務費用美國還是中國的5倍左右甚至更多。在父母家旁邊的超市里，在超市快打烊時1塊錢買了兩棵圓白菜，讓她覺得撿了大便宜，因為在她家附近的超市里，一個青椒大概就要好幾美元。
而且，她國內的一些準中產的朋友，大多都穿著名牌的衣服，每人都至少有一個名牌的包包。“我們一家人如果每月花100多美元買衣服，會被朋友說奢侈，經常去美容院就更不可能。”
所以，每次回國劉燁都有一個很明顯的感覺，單從生活上來說，中國的中產階層似乎比國外的中產過得更中產一些。
美國中產幸福在哪兒？
每次回國，房子都是朋友、家人和劉燁提及最多的。尤其是2009年回國，從她下飛機到她坐上返回美國的飛機，關于房價的討論不絕于耳。
“美國的房價與中國的別墅價格相比可能是比較恰當的。”劉燁說，美國的高房價只是集中在少數地區，大多數城市的房價并不高，除了東部、加州等地，一般中部和南部的城市只要花20多萬美元就能買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而在加州地區好一點的社區，房子大概100多萬美元，多數價格不過二三十萬美元，相當于140萬～200萬人民幣，也就是每平方米7000元～10000元人民幣。“還有減稅政策，而且這棟房子的土地以后就是你的私有財產。”
目前，美國家庭擁有住宅比率是67.6%，在2005年美國家庭擁有住宅的比率曾接近七成，“在美國，老百姓能買得起房，主要看兩個因素，一是房價合理、還有一個就是收入較高。”
據劉燁向記者介紹，2009年美國大學生本科畢業后，工程、計算機等理工科專業的起薪，從5萬美元到8萬美元不等，文科專業畢業生的起薪則從3萬美元到4萬美元不等。如果不是在紐約、舊金山、洛杉磯等美國房價最高的地區買房，大學生畢業兩三年后，基本上就具備了買房的經濟基礎。“房貸的支出，不會超過他們收入的三分之一，更不會出現兩三代人供一套房子的現象。”劉燁說。
劉燁現在暫緩了為女兒上學換個學區房的想法。劉燁夫婦覺得幾年內很難恢復到原來的收入水平，現在最急需的，是增加收入。2009年10月，她通過了圣地亞哥中心醫院兒科主治醫生職位的申請，這樣她自己一個人的年薪就將有10萬美元。“和國內不一樣的是，美國的醫生很少有紅包和收藥品回扣的空間。”但是，這個收入在美國現在已經算是很不錯的收入了。
另一方面，令劉燁不必擔心的還有：如果覺得那家醫院不好，她可以隨時回到現在工作的這家醫院，在美國沒有“好馬不吃回頭草”的概念。“他們不會介意，更不會有人因此看你的笑話，大家都很平等。在美國，有工作的人都是很自豪的。”
劉燁說，雖然美國社會的各種癥結現在日漸顯著，比如美國貧富懸殊、社會階層流動越來越困難等。但是美國的社會流動程度，美國為其國民提供的機會，甚至曾經為那些試圖偷渡到美國的外國人所提供的夢想，可能仍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無法比擬的。尤其是美國在新大陸開拓時期形成的公平競爭的“普通人社會”，仍讓很多人心向往之。
談及“普通人社會”，劉燁告訴記者，令她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2009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時美國民眾投票的情景，“幾乎是幾十年來最讓人興奮的一次投票。”
當時投票的時間并非周末，很多人都在上班前和下班后趕過來投票。“我的一個鄰居，在早上6點半就去排隊，可是到了7點半還沒有輪到，只好匆匆趕去上班，中途他又請假回來投票，你很難想象他們那種‘投票我在現場’的自豪。”
而旅美學者薛涌在接受采訪時也表示，美國的中產階層其實是一個政治概念。“有種當家做主的感覺，每年多賺20萬，你投票也還是那么一票。”
“如果中國中產階層消亡”
文/龐清輝
中產階層的恒產使其成為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很多人沒有意識到，實際上上世紀30年代德國納粹的出現，恰好是因為經濟蕭條帶來的中產階層的崩潰
中國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向來不同，因此在判斷中國中產階層是在增加還是減少這一命題時，也并無定論。樂觀者如中國社科院社會學教授陸學藝認為，如果按照目前中國社會中產階層每年1%的增長速度，20年內，中國的中產階層可達總就業人員的40%。而相對悲觀的一派則認為，“掠奪式經濟使得中產階層正在迅速分化”，其代表者有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蕭功秦、中國社科院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等。
但是，無論中產階層是增加還是分化，研究者對于中國中產階層的際遇，都深表憂慮。一個健康的中產階層對于一個國家有多重要，一個“被消失”的中產階層對于社會就有多大傷害。近日，《中國新聞周刊》就此專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教授陸學藝和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
中國新聞周刊：中國關于中產階層的概念一直很模糊，你覺得衡量中國中產階層的標準是什么？從規模上講，中國的中產階層是否在擴大？他們未來的發展趨勢是怎么樣的？
陸學藝：所謂中產首先是一個職業的概念，按收入劃分是不對的。中產階層主要是指你的職業、聲望、文化這三者的綜合情況能否達到一個水平。依據則是一個人占有的文化資源、經濟資源、權力資源的多少。中產階層也不是某一個階層，而是一個階層群。如果說封建社會、農業社會的主體是農民，資本主義社會的主體是工人的話，那么，現代社會的主體就是中產階層。現在，中國是中產階層發展的黃金時期，每年大概增加六七百萬的中產階層，六七十萬個老板，二三十萬左右的個體工商戶。
唐鈞：從社會學角度來講，中產階層有三個方面的標準。第一個標準是收入也就是財產的多少，至少應該有車有房，包括貸款買的房，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第二個標準是職業聲望，也就是原來社會分層視野中干部、工人、農民之后的多樣化的職業人群。第三個是自我認同感和歸屬感。上面三個標準中有兩個客觀要求，一個主觀要求。他們大概分布在中國這個金字塔的55%到80%之間，但可能不完全符合所有的條件。所以，大多數人是準中產。從政治學角度講，只有這個國家的中產階層是主要人群，大概60%以上，社會才可能穩定，但我們現在肯定達不到這個標準，而且有可能越來越遠。
中國新聞周刊：這兩年，剛畢業的大學生就業很困難，大多流入了“蟻族”的大軍，生存狀況堪憂，很難補充到中產這個階層里來，我們應該如何拯救這些中產的后備軍？
陸學藝：不可過分宣傳大學生就業難，宣傳越多越糟糕。現在畢業生是市場雙向選擇，一個大學生畢業以后一年兩年定不下來自己的崗位，是非常正常的事。教育是社會地位的提升機，中國中產隊伍的壯大，幾乎與中國高校的擴招同步，不是偶然的巧合。沒有永恒的貴族，給他們向上流動的空間，他們會實現文化資本向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的轉換。
唐鈞：大學生就業困難，畢業出來就失業，這是政策造成的。很大的就業天地，很多的崗位被我們自己堵塞了。比如公務員領域，招的少報的多，競爭激烈，但事實上中國的公務員真的不多。跟中國13億的總人口來比的話，中國的公務員大概七八百萬，政府里面事業單位的人大概三四百萬，加起來一共不到1200萬，絕對不多。事業單位改革從1998年到現在也沒有進展，公務員的人手其實很緊張。還有社會服務的一些領域等等，很多崗位是我們自己給自己卡死了。所以說中產階層增加還是減少，是社會制度安排的一個結果。
對大學生的過度關懷也是一種歧視。我認為對大學生就業的幫助應該只做不說。只要該放開的政策和領域都放開，不要給他們設置障礙，他們自己會創造出崗位和天地來。
中國新聞周刊：在我們的采訪中，大多數中產階層都認為自己生活在焦慮之中，過多的生活壓力讓他們失去了中產的生活品質。引發中產階層生活不安定感的因素有哪些？如何破解？
唐鈞：中產的壓力主要是購房的壓力，我一直想寫一篇文章：《住房問題是一個政治問題》。現在房子的價格越來越貴，離普通人越來越遠。政府對于房子的政策本來應該有兩個：房地產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后者按照我們社會學概念叫住房社會政策，就是說一般的老百姓是向政府購買房子，它的目標是居者有其屋，但現在的問題是，中國似乎只有房地產政策。
而且，中國中產階層的憂慮還遠不只是房子，沒有完善的醫療保障，疾病也是最大的擔憂。所以，中國有句古話叫：最慘的事情莫過于貧病交加。再者就是養老的問題，許多城市的白領是外來人口，沒有戶口可能讓他們打工幾十年，卻很難拿到養老金。另外，他們未來子女的上學也是很大的問題。反過來說，如果社會保障能夠完善，給中產階層穩定感的話，也可能會降低他們對房子的焦慮感。
中國新聞周刊：在美蘭德的調查報告中，很多中產階層認為自己向上流動非常困難，而大部分只能向下沉淪為中下階層，你如何看待這個現象？中產階層的流動難又會帶來什么樣的社會影響？
陸學藝：中國的基尼系數從80年代的0.25上升到90年代的0.38，又上升到現在的大約0.5，為亞洲最高，貧富差距太大。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人均收入如果超過1000美元，社會發展就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在此之前，人們埋頭解決溫飽問題，社會分化和流動的問題并不顯得很突出。但溫飽問題解決之后，貧富分化的現象有可能急劇增加，社會階層的流動就會慢慢停滯。這樣一個龐大的階層路被堵死，社會的生機就會一點一點被掐死。如果中國在這一階段不能形成公正、合理、開放的社會分層結構和社會流動機制，就有可能引發社會結構性矛盾，使中國經濟的現代化發展面臨停滯，甚至出現倒退。所以，在中國翻天覆地的變化中，應該建立了一個最基本的秩序，讓社會流動暢通。一個社會的階層流動越順暢，社會就越穩定。
中國新聞周刊：日本作家大前研一在《M型社會：中產階層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一書中闡述了日本窮者愈窮，富者愈富，貧富分化差距越來越大，80%的中產階層在向下流動的社會現象。中國是否也存在向M型社會過渡的危險？如果有的話，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
唐鈞：全球化給中國、印度等國家的中產階層帶來的影響應該是積極的，制造業迅速的發展，中產階層上升速度就會非常快。但是，對于歐美、日本這些國家的工廠外移，他們原來的普通管理者和工人就會失業。所以，日本的大前研一說日本的M型社會要成型了，中間階層在坍塌，兩頭在增加。
今后的中國也會有這種趨勢，如果房價無限制地飆升，早買房或者有幾套房的中產階層的財產會越來越多，而房貸壓力很大和買不起房的中產就會慢慢向下流動。就是說，如果高房價不能有效阻遏，中國也有可能出現M型社會，換句話說，我們在制造業的發展中間獲得的利潤，可能會因為房子而消失殆盡。
左右兩端高峰、中間低谷的“M”型，其實就是中產階層消滅的社會新結構，這是貧富分化的結果，也必將使貧富分化差距更大。而現在大部分的財富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商等權貴階層，這種財富集聚很危險，這可能就是所謂“仇富”的社會心理基礎。但貧富分化過程中受到沖擊最大的，卻似乎是正在形成中的中產階層。在富豪們的財富急劇增長的同時，中產階層卻在萎縮。原來有機會奮斗一下成為中產的，現在他的資產貶值了。我覺得這樣下去很危險，越往后，越積重難返，政府采取措施也更難。
中國新聞周刊：如果中產階層越來越少或者消亡了，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陸學藝：中產階層不發達是政治不穩定的根源，當中產階層弱小無力并且組織很差時，國家就會分裂為窮人和富人。由于二者是天然的敵人，在政治上往往互相排斥，很難妥協，就會導致社會不穩定。從社會結構上來說，美國和西方社會的穩定恰恰源自中產階層的崛起。歐美民主國家實行政黨輪流執政，但在保持政治社會的穩定方面，中產階層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中產階層的龐大也表明社會財富分配的合理和公正性。
唐鈞：中產階層的恒產使其成為社會穩定和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很多人不了解，實際上上世紀30年代德國納粹的出現，恰好是因為經濟蕭條帶來的中產階層的崩潰。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產的這種焦慮感和不安全感是可以擴散的。政治后衛，經濟前衛的中產階層具有拉動消費、推動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經濟功能。而在當前危機過后、經濟企穩回升的關鍵時期，這種功能尤為珍貴。凡是中產階層弱小、窮人眾多的國家，如拉美、非洲，不僅社會不穩定，經濟也不穩定。
而且中產階層意識是最講究“理性”的，而“理性”則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特征。在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生活中，中產階層的理性常常要通過他們對社會的責任感表現出來。中國中產階層的不成熟、非理性可以說暴露無遺，這會使我們正在努力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缺乏牢固的社會基礎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培育合格的中產階層恐怕是當今中國社會必須要給予關注的重要問題。
擴大中產的現實路徑
文/孫春艷
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例如能達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會的要求了，中國才能說是基本形成了中產階層
“你認為自己多久能成為中產？”
民意調研機構北京美蘭德信息公司《中產階層生活狀況調查》顯示，受訪者期望自己成為中產的平均年限為5.85年，其中69.6%的人希望能在5年內實現自己的中產夢想。
5年時光，對一位二三十歲憧憬中產階層夢想的人，也許已到而立之年或不惑之年。而對于中國而言，面臨的正是“十二五規劃(2011年至2015年)”實施之年，經濟面臨深層次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由依靠出口和投資拉動轉為由消費驅動。
作為消費生力軍的中產階層，擴大其在整個社會中的比重，早在2002年底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已經首次提出。
“近年來，國家雖沒有專門針對中產階層發展的促進政策，但中國經濟近十年平均近10%的高增長，醫療養老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的逐步完善，都在促進著這一階層的不斷擴大。”中國社科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李春玲對記者表示。
“控高”與“擴中”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蘇海南研究員認為，中國已經基本具備了中產階層發展的條件和路徑。
“路徑之一是改革完善薪酬分配制度。”蘇海南對記者說，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國家進行了4次大的工資分配改革。以他個人為例，現在的月收入比20多年前的50多元提高了100多倍。改革開放30年來，職工的工資一直在持續增長。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08年我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29229元，是1978年的40.5倍，年均增長13.6%。
據蘇海南介紹，就機關事業單位而言，經過歷次工資改革，目前已經基本建立成型的工資分配制度。不斷加薪后的公務員隊伍中的一部分，以及事業單位中的相關技術人員，已經成為事實上的中等收入者。
而企業高管人員較大范圍內實行了年薪制、股權激勵等中長期激勵制度，部分中層管理骨干也較大幅度提高了收入，這些人員進入中產甚至高收入者群體已經具備可能性。比如，2008年8月，萬科集團兌現2006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5500萬股激勵股票將過戶給萬科的200多位管理高層人員。此次股權激勵一次造就了幾十位千萬富翁，200多位百萬富翁。這樣的例子在上市企業中不在少數。
但硬幣的另一面是，中國的工資水平跟不上經濟發展速度。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2007年企業藍皮書《中國企業競爭力報告(2007)——盈利能力與競爭力》顯示，1990～2005年，我國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例從53.4%降低到41.4%，降低了12個百分點。企業利潤的大幅增加，在相當程度上以職工的低收入為代價。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此說，“經濟增長的好處，政府取一塊，企業取一塊，而最后才是個人的。而個人利益的大部分又被少數富人拿走了。”
“在收入分配改革中，‘控高’(控制高層收入群體)、‘擴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 與‘提低’(提高中低收入者)是不可分割的。” 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對記者說。同時據蘇海南介紹，自2007年起，發改委就奉國務院之命起草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因制度設計難度大，利益調整阻力大，幾經修改的草案至今沒有通過。
“方案應該就是卡在‘控高’問題上。” 楊宜勇表示。比如在央企高管薪酬到底高不高的問題上，就曾經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爭執不斷。在2009年2月美國奧巴馬政府對華爾街高管提出“限薪令”之后，中國政府對高收入者也有所行動。2009年4月，國家出臺金融企業高管“限薪令”；2009年9月16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六部門聯合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中央企業負責人薪酬管理的指導意見》。文件首次明確規定，國企高管基本年薪與上年度中央企業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相聯系”。
“控高”已經部分展開，“擴中”正在進行。據蘇海南介紹，目前“擴中”主要是指正在實施的事業單位績效工資制度以及其他有關措施。改革后，絕大多數事業單位人員的工資收入將有所提高，其中部分專業技術骨干的收入可望獲得較多增長。此外，還要在分配中對企業的關鍵重要崗位人員、高技能人才、專業技術等人員傾斜。
“不過，當前我國收入分配力圖解決的主要矛盾還是‘提低’。農村人口加上城市的中低收入者，占總人口的60%至70%。這個群體的初步小康問題不解決，談擴大中產階層比重還為時尚早。” 蘇海南表示，2010年，中央關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案有望出臺，屆時會涉及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內容，但重點還在“提低”上。
社會保障任重道遠
“中國中產不存在被消滅的問題，主要問題是在整個社會的比例太小了。”旅美學者薛涌對記者表示，發達國家中產階層占到整個社會的60%以上，而中國中產階層只占到整個社會的13%左右。
而當中產階層的增長遭遇到高房價的時候，無論是中產自身還是整個社會，自然擔心這一階層的發展。2005年出版的《中國中產階層調查》主編、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周曉虹對《中國新聞周刊》表示：“在2004年我們研究中國的中產階層時，房價因素還沒有凸顯出來，現在已成為影響中產發展的重要因素。”
近日，商務部官員表示，2009年全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能達到12萬億元。中國房地產研究會副會長顧云昌在2009年藍籌地產評選峰會上表示，按照保守估計，2009年全國一手房和二手房銷售總額很可能達到5.7萬億～6萬億元，也就是說中國居民近半花銷用在“買房”上。
然而，在保增長的大主題下，2009年房地產市場由“小陽春”迅速轉變成全面上漲行情，同時新地王頻頻出現。12月14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完善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全面啟動城市和國有工礦棚戶區改造工作。并綜合運用土地、金融、稅收等手段，加強和改善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遏制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勢頭。
在這之后，鼓勵普通消費者購房和限制投資性炒作的《關于調整個人住房轉讓營業稅政策的通知》等多項政策先后出臺。但政策的效果如何，目前尚屬未知。
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表示，2010年國家對房地產的調控政策值得期待。另外，2009年曾一度放緩的經濟適用房、兩限房建設有望在2010年提速。2009年1月6日，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副部長齊驥在關于“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相關情況”的新聞發布會上曾表示，2009年將成為商品房和保障房并重的兩房制元年。但是在2009年房價強勢上漲的時候，卻少見保障房入市的身影。
除了影響中產壯大的房價因素以外，整個社會的保障體系建設也逐步完善，中產階層在醫療、子女入學等方面的后顧之憂有望緩解。
2009年4月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的意見》(新醫改方案最終稿)正式公布，首次提出把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作為公共產品向全民提供，到2011年，基本醫療保障制度全面覆蓋城鄉居民，切實緩解“看病難、看病貴”問題。未來三年國家投入8500億資金促進改革，今后三年將實現參保者異地就醫結算。
隨著醫療改革的推進，2009年年底前，北京1000萬名城鎮職工基本醫保、城鎮居民大病醫保的參保人員將領到形似身份證的“社會保障卡”。這張社保卡初期將行使醫保功能，今后將拓展到醫療衛生、社會救助等領域，成為市民的第二張“身份證”。目前，北京持醫保卡定點就醫增至94家醫院，實現持卡就醫，實時結算。
另外，限制中產階層壯大的戶籍制度有望破冰。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是在上個世紀50年代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建立和形成的。它以常住人口為主，嚴格控制人口流動為基本原則，明確地將城鄉居民區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兩種不同戶籍。這使得城鎮外來人口無法享受到申請保障房、子女教育、醫療保障等福利。繼2009年2月底上海戶籍新政“居住證轉戶籍”對現有戶籍制度開了一個“小口”之后，北京正在進行暫住證改為居住證的調研；2009年12月初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
希望之燈就在前方，但腳下之路依然漫長。
“其實嚴格來說，中國至今沒有形成中等收入階層的雛形。”楊宜勇表示。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蘇海南表示，到2020年，中等收入群體所占比例如達到37%或38%，基本符合富裕的小康社會的要求以及這一群體大體形成比較成型的價值觀后，中國才能說是基本形成中產階層。
(摘自《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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