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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黃加佳

　　中國照相館、“紅都”、“四聯”、“美味齋”、“普蘭德”，五十年前的上海名店遷京，作為全國支援首都建設的一個生動范例，將銘刻在北京人的記憶里。

　　當年北京竟做不好一套西服

　　1956年初春的一天，外交部收到印度駐華大使小尼赫魯的一封來信。信中，小尼赫魯表示了對北京制衣業的不滿。原來，他在北京做了一套西服，連改21次仍不合身。而這已經不是外交部第一次接到類似的“抗議”了，很多西方外交官對北京的服務業都很有意見。

　　為了挽回影響，外交部派專人陪同小尼赫魯到上海改制西服。從清嘉慶年間起，上海就有專門的西服店。當時，國人將外國人稱為“紅毛”，為“紅毛”縫制衣服的裁縫就被稱為“紅幫裁縫”。

　　這次，上海市政府特意找到有“西服圣手”之稱的“紅幫裁縫”余元芳為小尼赫魯改衣。余師傅不負眾望只花了兩天時間，就把西服改好了。小尼赫魯穿上后非常滿意，當場要余元芳再做一套，并且為他的妻子、兒子、兄弟、岳父也都各做一套。

　　偌大的北京城竟做不好一套西服，這引起了中央的關注。

　　為了改變北京服務業落后的面貌，適應日益頻繁的外交活動，更好地服務中央和北京市民，1956年周總理提出“繁榮首都服務行業”的號召。在這樣的背景下，遂有大批服裝、照相、美發、洗染、餐飲業的上海名店陸續遷京之舉。

　　把最好的店遷到北京

　　接到總理指示后，北京市政府馬上責成北京市第二商業局與上海市第一商業局接洽，研究把上海知名服裝店遷往北京事宜。經過考察，北京方面確定了包括“鴻霞”、“造寸”、“萬國”、“波緯”、“雷蒙”、“藍天”等在內的21家服裝店，支援北京。這些店都是上海一流的服裝店，且無一例外開在上海的核心商業區。

　　北京方面開出的條件也相當優厚，從當時上海市一商局與北京市服裝公司簽訂的調用商業人員協議書上可見一斑。協議書規定，北京方面不但負擔上海來京人員的路費、提供來京后的住宿，而且保證來京人員原有工資不變，并承諾在一年之內把他們的家屬全部調入北京。

　　面對如此優厚的待遇，這些“紅幫”師傅當然愿意，紛紛踴躍報名。

　　不久，上海服裝業人員分兩批來到北京，一共遷來21家服裝店，208人。

　　服裝業遷京后，理發、照相、洗染、餐飲等服務業的遷京工作也陸續展開。當時北京分管理發、照相、洗染等行業的是北京市社會福利局。從現有的檔案中，我們可以看到1956年5月，福利局副局長王崇續專程趕赴上海，與上海有關方面商議名店遷京事宜。協商后決定照相業遷“中國”、“國泰”兩家；洗染業遷“普蘭德”、“中央”兩家；理發業遷“華新”、“紫羅蘭”、“云裳”和“湘銘”四家……

　　據說，此前這份名單中并沒有中國照相館。一天，王崇續在上海的街上無意中發現中國照相館的櫥窗最精美，向當地人一打聽才知道，中國照相館的技術力量也相當雄厚，而且員工平均年齡只有30出頭，很有發展潛力。于是，他把中國照相館的名字也加了進去。對于中國照相館，上海市還真有些舍不得。不過，為了支援北京服務業，把最好的店遷到京城，他們最終還是忍痛割愛了。

　　1956年7月6日，上海理發、照相、洗染業的師傅們，帶著家伙什兒，坐著同一列火車開赴北京。

　　剛到北京不久，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和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彭真，在北京飯店設宴款待了部分上海遷京人員。今年已經92歲高齡的理發師程寅良記得，會上鄧小平把一本蘇聯友人送給他的發型書，贈給程師傅，并對他說:“希望你能做出漂亮的發型。”

　　新店的籌備工作很快開始了。從上海來的20多家服裝店被合并為7家開張。“金泰”、“鴻霞”開在東四，“藍天”開在王府井，“雷蒙”開在八面槽，“造寸”開在西四，“波緯”開在前門，“萬國”開在東交民巷。這些地點不是核心商業區，就是挨著外國人經常出入的使館區。中國照相館、普蘭德洗染店也被安排在王府井大街上。

　　“華新”、“紫羅蘭”、“云裳”、“湘銘”這四個遷京的理發館，最初的計劃是在東城、西城、崇文、海淀各開一家。可是，遲遲找不到合適的地點。大家一商量干脆四家聯合開一家大理發館，名字就叫“四聯”，取四家聯合之義。地點就選在金魚胡同33號。

　　上海師傅手藝就是好

　　上海遷京店鋪開張以后，在北京市民中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上海服裝、發型、照相手藝的精致與時髦，北京人早有耳聞。現在能在家門口就享受到這些服務，大家能不樂嗎？

　　當時，去“四聯”理發可是件奢侈的事兒。在“四聯”理個發要八毛錢，其他理發館才兩三毛。

　　當年遷京的四聯理發師康邦章記得“四聯”剛剛開業的時候，每天早上開門之前門口都會排起大隊。有一年臨近春節他們更是早上五點鐘就營業。一直忙到夜里兩點才下班。夜深了，師傅們也回不了家，只好到附近的“清華池”忍一宿。可是，剛躺下沒半個小時，就被叫起來了。原來，“四聯”門口的隊伍已經排到米市大街了。“東城區委一看這可不行，趕快開門吧！”于是，康師傅他們只得睡眼惺忪地又干起來。后來，他才知道，原來北京人有正月里不剪頭的習俗。康師傅笑著說:“那個月我掙了120多塊錢，都超過處長了。”

　　距離“四聯”不遠的中國照相館同樣非常火爆。每天早上四五點就有人在門口排隊，即使下午3點就停止發號，生意依然會持續到晚上10點。那時候標準像、全家福、禮服照、婚紗照，“中國照相”全都有。當時，人們都以有一張印有“中國照相”字樣的照片為風尚。

　　改名改出世界名牌

　　轉眼間，“文革”開始了。跟全國所有行業一樣，服務業也受到了影響。在那個瘋狂的年代，人們做出了許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

　　好些老店鋪的名字也都改了。東安市場改成了東風市場，“美味齋”改成了上海餐廳，“雷蒙”改為了“紅都”。沒想到，這個名字竟然一鳴驚人，成了世界名牌。

　　當時，由于純手工制作，做一套西裝要四天時間，很難滿足市場的需要。店方規定只有外賓和持有省部級以上介紹信的，“紅都”才給做衣服。那時候誰要是有一套紅都西服，可是身份的象征。

　　1988年，時任美國總統的喬治•布什訪華。一下飛機，布什就撩開衣服，用標準的漢語，對前來迎接的中國官員說：“紅都，紅都！”

　　上世紀70年代，作為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布什，經常和妻子騎著自行車光顧“紅都”。而他的前任布魯斯更鐘情于“紅都”，在任期間一共在“紅都”做了六七十套衣服。張永福師傅記得，有一次，布魯斯拿來一件唱戲穿的龍袍，特意讓“紅都”給他改成睡衣。

　　當時，“紅都”的品牌已經沖出中國，走向世界了。

　　(摘自《北京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