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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黎巖

　　昔日北影校花花了8年的工夫拍出了自己心中的愛情片《愛有來生》，卻堅決不談關于自己愛情生活的一切。

　　俞飛鴻根本不像這個圈子里的人，她出生于杭州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當年在美女如云的北京電影學院表演系被公認為“校花”，是“美女中的美女”。俞飛鴻喜歡可愛的狗，男生們以遛狗為借口約校花出來，一時附近狗市價格飆升。

　　如今的“校花”卻把人生中最精彩的8年拿出來，精心打造了一部電影，在同時代女星忙著享樂、鬧緋聞的時候，她的日子在對自己的挑剔和苛求中度過。

　　2001年，俞飛鴻買下小說《銀杏銀杏》的版權，開始籌拍電影《愛有來生》。打造劇本用了4年；找投資選景用了兩年的時光；2007年3月開始拍攝，10月拍攝完成，用了7個月；后期制作用了一年。

　　2009年，電影定于七夕上映，但是因為俞飛鴻不滿意拷貝，不得不重新制作，該片又拖到9月初上映，但在七夕當天在北京首映一場。

　　發(fā)行方說這會導致重大損失，但俞飛鴻堅持道：“這個效果真不是我要的，我電影的畫面是非常美麗的。我希望觀眾能在影院里真正享受到觀影的樂趣，真正領會到我對這個電影付出的真情。”所以，她寧可自己掏腰包重新拷貝。

　　2009年是娛樂圈的特殊年份，此圈將炒作的功力逼到了改革開放后的白熱化階段：人們可以炒分手，炒結婚，炒跟導演不合鬧停工，全為了一部戲的票房。

　　有人炒跑調，有人炒恩怨：“章子怡和范冰冰交惡”傳聞鋪天蓋地。章子怡在南京記者見面會上被指責遲到時飆淚。有網友說，哭誰不會啊。類似新聞始終占據(jù)著各大媒體的顯著位置。《愛有來生》中規(guī)中矩的宣傳被淹沒其中。

　　有記者問俞飛鴻，面對同期上映的《非常完美》、《機器俠》等諸多影片的競爭是否有壓力，俞飛鴻說：“我很釋然，如果我對自己的電影沒有信心，也不會堅持到現(xiàn)在。”當被問及《愛有來生》的賣點時，俞飛鴻回答：“我不是一個商人，不懂什么賣點。這部電影所堅持的就在于把本身最大的真誠奉獻給觀眾。”

　　在一次電視專訪中，主持人要俞飛鴻談談自己的愛情生活，她什么都沒說。京城作家趙趙揭露，俞飛鴻的最大特點是愛打聽周圍朋友的八卦，但是從來都不說自己的任何事情。

　　俞飛鴻說：“生活越平淡，我就越踏實。”

　　我是這圈兒的邊緣人

　　《新世紀周刊》：第一次做導演很難吧？

　　俞飛鴻：以前沒遇到過這么龐大的工作，每個階段都會遇到困難，但這是我自找的，我不做就不會經歷這些。

　　《新世紀周刊》：電影拍攝之初為什么放棄宣傳？

　　俞飛鴻：不想被(媒體)打擾，想安安靜靜地完成我的工作。

　　《新世紀周刊》：目前都在宣傳電影本身，這樣真行嗎？

　　俞飛鴻：我現(xiàn)在沒有男朋友，也沒有結婚，真沒什么可說的。沒有的東西讓我造出來會讓我笑場，我配合不到，無法參與，演不下去，我沒法做我做不來的事情。這是我的性格。我奉行自然交往的生活態(tài)度。我覺得觀眾不需要我去討好他們。觀眾需要我真誠地去做作品，跟他們分享。我認為那么多國家大事兒呢，應該沒人愿意去關心我的小事兒。

　　《新世紀周刊》：那票房怎么辦？

　　俞飛鴻：我只能身體力行地配合宣傳關于這部戲的一切，這個戲凝聚了太多人的心血，我必須對他們負責，所有的通告，來了就接了，什么都不問。其實就我來說，采訪超過五個我就受不了了。我唯一的要求是不做娛樂節(jié)目，不談八卦。

　　《新世紀周刊》：怎么看待不炒作不成活的娛樂圈？

　　俞飛鴻：這是一種畸形營造，有人愿意這樣做就這樣做吧，我沒有什么可評論的，我只能做我熟悉的。

　　《新世紀周刊》：你跟圈里的人不一樣。

　　俞飛鴻：我不覺得自己是這個圈兒的，我比較邊緣吧。我很滿意我現(xiàn)在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自己在家一待，在房間里來回走走，晚上睡覺用書來催眠，特好。

　　《新世紀周刊》：你在美國的時候也沒談戀愛嗎？

　　俞飛鴻：談戀愛我也不告訴你。

　　《新世紀周刊》：你2006年時主演了一部電影《千年敬祈》，這個電影還在西班牙獲得了“金貝殼獎”，你怎么從來沒提到過？

　　俞飛鴻：因為沒有人問啊。

　　《新世紀周刊》：你在《千年敬祈》中大多是講英語，你的英語特別棒，怎么平時也不在公眾面前飆一下？

　　俞飛鴻：我對面坐的不是外國人。

　　從觀眾的角度拍這部電影

　　《新世紀周刊》：一開始劇本讓比較有名的編劇寫，后來你又自己寫了，他們寫的東西什么地方讓你不滿意？

　　俞飛鴻：他們寫得非常好，但拍出來是另一部電影。我要的劇本會模糊淡化具體的大背景，主要講情感。

　　《新世紀周刊》：你的電影屬于什么風格？

　　俞飛鴻：我也不知道，是自然表達。

　　《新世紀周刊》：你心目中好的電影應該是什么樣的？

　　俞飛鴻：故事簡單，情節(jié)復雜。

　　《新世紀周刊》：你最在乎自己電影里的什么東西？

　　俞飛鴻：情感純粹，觀眾看電影時想到了自己的經歷，回憶起曾經的情感，從而不會被歲月模糊忽視掉，更加珍惜身邊擁有的東西。這包括親情、愛情、友情。

　　《新世紀周刊》：為什么《愛有來生》是從觀眾的角度去拍攝，觀眾很難討好吧？

　　俞飛鴻：其實我說的是心態(tài)，我是以觀眾心態(tài)去拍電影，我不會把自己放在一個教育者或者先知的位置上去完成電影，這是居高臨下的做法，我不認同。我覺得觀眾與我在智商和智力上是平等的，甚至比我更強。我僅僅是做了一個搜集和表達的工作。觀眾應該不是為電影感動，而是為自己。

　　這部電影不會太女性

　　《新世紀周刊》：編劇、導演、原著都是女性，會不會讓電影局限在女性思維里？

　　俞飛鴻：首先是人的思維差異，然后才可能談到性別上的差異，比如李安導演的片子，拍得比女性還細膩，還糾結。這和個性有關，和性別無關。大氣磅礴也不是男人的專利。作品應該以創(chuàng)作者個體來區(qū)分，而不是性別。

　　《新世紀周刊》：目前大陸70后女導演只有你和徐靜蕾，看過她的電影嗎？

　　俞飛鴻：看過，我覺得她比許多男導演都強。她在表述上很流暢，很完整、很明確地知道自己在講什么，這很難得，勝過很多男導演。有些男導演拍了很多片子還不會講故事，不能表達清楚，我看完他們的電影都不知道他們想說什么。因此，我覺得外界對徐靜蕾的批評很苛刻。

　　《新世紀周刊》：會不會覺得這個行業(yè)就是男人的世界？

　　俞飛鴻：本身就是，以后也是。這個真談到性別差異了，雖然現(xiàn)代社會已經很多元化，但將來也還是會以男性為主，這沒有什么可憤憤不平的。比如帶兵打仗的很少有女將軍，這就是生理心理因素決定的。導演其實是個體力活，女人、尤其是有了小孩之后的女人，很難精力集中，男女在體力、精力、構造上就有區(qū)別，女性比較感性，會容易分散注意力，男性則容易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這是大腦的區(qū)別，沒有辦法。

　　《新世紀周刊》：怎么處理和你共事的男人的關系？

　　俞飛鴻：氛圍營造得非常好，我們一起感受整個故事，然后到現(xiàn)場把所有的戲走一遍，所有的人都往一個方向走，慢慢大家的心就會凝聚，最后建立了對我的信任。信任感非常重要，沒有信任感會影響氣場。我有時也會按照他們的方式來改動，比如臺詞什么的，最后形成一種默契。

　　《新世紀周刊》：做這個電影的時候，能真正幫到你的都是男人，比如王朔、徐克、姜文……

　　俞飛鴻：這個行業(yè)本來也是男人做得多。其實影片后面的感謝名單里好多女人呢。

　　《新世紀周刊》：愛比較重要還是做事比較重要？

　　俞飛鴻：快樂最重要。(摘自《新世紀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