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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經濟嚴冬錢難賺，物化社會友難交。

　　“人一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死了，錢沒花掉”。“人一生最最痛苦的事情是人還活著，錢花沒了。”這是2009年春晚小品《不差錢》中小沈陽和趙本山的臺詞。

　　“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這是2009年的賀歲片《非誠勿擾》中秦奮的感嘆。

　　無論賺錢還是交朋友，都是關乎個人社會地位和自我存在感的身份確認。經過改革開放30年，我們或多或少逐漸有了錢；但利取代了信，令“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

　　這是物化社會格局下將朋友“工具化”導致的人際危機，錢與朋友不能兩全，“酒逢知己千杯少”變成了“酒逢千杯知己少”。

　　人人有“朋友”，人人不敢相信“朋友”。要獲得真正友誼變成了一場生存競賽，你必須克服扮熟人社會的孤獨感、虛高的友情CPI、不穩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懼、殘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間和昂貴的時間成本。

　　物化社會格局下的人際危機解決之道，還需要把朋友之信歸還給朋友，再加上好運氣。

　　物化社會的人際規則

　　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

　　文/陳漠

　　物化社會把所有事物都商業化，所有關系都變成交換，但最可怕的并不是這種規則，而是在規則之中的不規則和潛規則。

　　“錢不是問題，就缺朋友。”賀歲片《非誠勿擾》給2008年年尾留下這么一句流行語作為總結。在轟轟烈烈的2008年里，中國人經歷了從大悲到大喜的心境轉換，領會到從生活到情感的變幻莫測，什么是人生的核心價值，或許這句話也可以給出一個參考答案。

　　那到底錢是問題，還是朋友是問題，還是錢和朋友的無法共存才是問題？

　　錢和朋友都是游戲

　　錢不是秦奮的問題，因為在《非誠勿擾》里，開場5分鐘之內他就用一個極其傻X的玩意騙了一個更為傻X的人100萬英鎊。所以，剩下來的時間他就在努力尋找自己人生的意義。但我們不知道的是，在沒有100萬之前，秦奮有朋友嗎？在那兒之前，他的人生就很有意義？

　　人類最猶豫的時刻就是推著購物車在超市收銀臺前判斷哪條人龍更短一些，人類最郁悶的時刻就是總覺得自己排的這條隊慢過旁邊那條。錢和朋友的悖論，就像是這種排隊游戲，有了錢，你自然就會想哪個選擇更好，沒錢的時候，你永遠不會想到選擇。難道你就沒有想過第三種選擇——其實你的購物車里也沒多少東西，不如在排隊之前就放在一邊，從無購物通道里出去？

　　錢是智力游戲，朋友是趣味游戲，每個游戲都有每個游戲的規則。即使是朋友這個游戲，每個地方也有每個地方的規則。朋友游戲在北京，意味著“比比誰的人脈廣”；在上海意味著“看看誰的格調高”；在廣州意味著“試試誰的生意大”；東北人交朋友憑喝酒，重慶人交朋友看耿直……任何人到了另外一個文化語境中，自然都會遭遇朋友觀的文化沖突，能不能交到朋友、交到多少朋友成為能否融入文化語境的標志。

　　其實，無論賺錢還是交朋友，都是身份確認。錢，意味著你有能力、有手腕、頭腦聰明、刻苦能干——當然，你永遠都在心里和你的朋友對比，比你的朋友錢多，你才真正感到這種身份確認的愉悅。朋友，意味著你的人品好、胸懷廣、樂于助人——當然，很多時候你是用錢才解決這些問題的。錢和朋友，這都是人類的社會地位確認的重要符號，也是每個人在茫茫人海中確認自我存在感的基本要素。在浩瀚無邊的陌生人群中生活，當一個人發現自己有錢的時候，他對未來就有了安全感；當他身邊聚集了朋友，他對當下就有了愉悅感。這個不可控的世界仿佛就變得可控起來，一種強烈的存在感油然而生。

　　這個游戲的規則很簡單，“男性朋友不可借錢，女性朋友不可上床”。要在這個游戲中作弊其實也簡單，向女性朋友借錢，和男性朋友上床。現在這個時代，也不是不可能。

　　交新朋友還是用新方式交朋友

　　美國越戰電影里有生死之交，文人逸事里有弦聲雅意，似乎到了我們這個時代，一切都變得簡單粗暴起來。

　　科技昌明，世界越來越小，人的距離卻越來越遠。上學、工作、搬遷，轉瞬間人生際遇從一個城市到達另一個城市，朋友間的共同體驗從此破碎。城市把人類關進水泥森林，公司把我們圈進格子，從此，每個鄰居都變成討嫌鬼，每個同事都是怪胎，每個路人都居心叵測。傳統意義上的朋友就此消失，缺朋友變成一種呼吁“農業社會好”的最有力口號。

　　SNS網站成為當下時代最奇特的交友方式。開心網上，如果有人試圖加你為好友，你就會有一個選項“我不認識他”，但是如果你點下去，你還是和他成為好友，聊不聊完全看你之后的心情。大多數人的想法是：哪兒有那么多時間去跟陌生人聊天，一直聊到終于有一天我們成為朋友。這種想法最后的推論就是，網絡上交不到好朋友，或者干脆是網絡交友方式破壞了朋友的真正意義。

　　但有沒有人回想過你小時候交到第一個發小兒花了多長時間？你第一眼看他一定覺得很別扭，你甚至用了幾天時間才跟他說上第一句話，你用了整個幼兒園的3年來和他一起玩，然后又有幾年你一直覺得他是個白癡和他絕交，現在到了30年后，你覺得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交友的困惑不在于方式的改變，而在于時間的長短。網絡時代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你已經沒有耐心花那么多時間。

　　我曾聽說過這么一件事，那是發生在網絡游戲社會問題頻出的那幾年。一位福建玩家千里迢迢去四川找他游戲中的生死搭檔玩，這位搭檔卻把他囚禁起來，逼他說出游戲賬號和密碼——那里面有著眾多游戲玩家夢寐以求的頂級裝備。就在轉運他去下一個囚禁地點的時候，他跳車逃生，他的求助對象是他游戲中的一個死敵。這位死敵把他藏匿起來，之后還幫身無分文、人生地疏的他吃飽穿暖，買了機票送他安全離開。結局大家都可以猜得到，他在四川還是有一個朋友，只不過換了一個人。

　　原教旨主義的朋友觀在當下已經無法適用，現在要看你是愿意交新朋友還是愿意用新方式交朋友。

　　誰是誰的朋友

　　高洋的朋友觀和陸濤的朋友觀顯然不同。

　　在《與青春有關的日子》里，高洋為了錢坑了朋友；在《奮斗》里，陸濤賺的錢似乎就是為了周濟朋友。他們講朋友義氣，但前者我們稱作理想主義的年代，而后者我們叫做現實主義的年代，這是所有朋友悖論中最大的悖論。

　　60后在一片物質貧乏之中投向物質的一線光亮，80后打小沉浸在物質的懷抱里，對物質只存在一點樸素的幻想，兩代人的價值觀截然不同，朋友觀自然也涇渭分明。

　　但在新一代人的視野里，朋友定義不再這么狹窄，有吃喝玩樂的朋友，有共同興趣的朋友，有最佳拍檔，也有最佳損友，按部就班、分門別類。在廣東人的字典里，更有拖友、蒲友、K友，還有道友、條友，舉凡是人皆可為友，只是看你對“友”的定義如何。

　　新時代有新時代的人際關系。物化社會把所有事物都商業化，所有關系都變成交換，其實也不過只是思維的一種轉換，以友情換友情豈不也是一種交換。在當下生存只能理解當下的時代規則，最可怕并不是這種規則，而是在規則中的不規則和潛規則。

　　即使是錢和朋友的關系，這個最難邁過的坎兒，那也是技術問題，而不是精神問題。

　　物化社會的交友悖論

　　城市越大，朋友越少

　　文/黃俊杰

　　焦慮的A型城市、孤獨的扮熟人社會、虛高的友情CPI——在都市交友的不友好界面中，你要跨越多少障礙，才能結交一個知己而不是湊飯局的損友？

　　請注意，你或許正在經歷一次都市成功學的慢性中毒——你走路和吃飯的節奏越變越快；你一次又一次地不停按電梯按鈕；你總搶別人未說完的話說；你總試圖同時做兩件以上的事情；你著迷于數字，成功以獲益多少來衡量；你假期不知道干什么；你把新東方或瘋狂英語當勵志班；你把同事叫對手不叫朋友……到最后，你開始盲目相信效率就是金錢，患上時間強迫癥的你，將掏出手機看時間變成每15分鐘必然重復一次的習慣動作。

　　心理學家將一副急功近利的孬樣的你，稱為“A型人格”；社會學家則把你生存的這個“生活匆匆忙忙、事事要競爭、時時要抓緊機會、隨時會落伍失敗”的城市，稱為“A型城市”。美國加州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勒范恩認為步調最快的A型城市，可吸引并制造出更多A型性格的人——A型人類和A型城市是物欲城市里最大的惡性循環，而中國的一線城市，已不知不覺被新移民貼上A型城市的標簽。

　　城市越大，朋友越少。急功近利的你，深諳熟人社會的潛規則，卻不過活在友誼虛假繁榮的“扮熟人社會”中；爭強好勝的你，背著最大的壓力，擁有最少的知己，漸漸成為憂郁癥的最佳候選人。

　　正如所有身處市中心生存大挑戰中的人一般，你要獲得真正友誼，必須挑戰A型城市所設置的7個“不友好界面”：扮熟人社會的孤獨感、虛高的友情CPI、不穩定的安全感、新移民的恐懼、殘酷的CBD地理、消失的公共空間、昂貴的時間成本——渴望友誼的你，一向漂移于都市生活的悖論之中：你既詛咒這些人口動不動超過1000萬的龐然大物不夠人性化，卻又仍義無反顧地離開家鄉老友，只為進入一個沒有歸屬感的無根之城。

　　扮熟人社會的孤獨感

　　你正處于一個“扮熟人社會”之中——20世紀，費孝通在《鄉土中國》提出過“熟人社會”的概念，認為中國傳統社會有一張復雜龐大的關系網，人熟是一寶；21世紀，隨全球化與商業化而來的陌生人社會，在中國衍生出一套泡沫式的交友語法：正如廣東人可以將滿臉橫肉的女顧客稱為靚女，飯局上的哥們兒與兄弟稱謂，不過是約定俗成的禮貌用語。

　　你沒有真正朋友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太多人稱你為朋友。商業社會將你的朋友定義擴大化，朋友關系與同事關系、客戶關系、上下級關系、利益關系糾纏不清。你甚至會產生一個可怕的感性認識：熟人社會與陌生人社會也許未曾存在過——你我不過活在泛泛之交的包圍圈中，真正需要知己交心，真正需要朋友援手之時，才發現所謂的熟人社會，不過是一場泡沫。當傳統的人際關系被講求效率的城市改變，大家不過走的是“扮熟人社會”的折中路線。

　　這是都市交友的社會學悖論——熟人社會讓你患上憂郁癥，因為只有很多熟人的人，才活得比較快樂；陌生人社會也讓你患上憂郁癥，因為沒有任何熟人的人，根本就不會快樂。

　　消失的公共空間

　　在發生偶遇新朋友的劇情之前，你先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間——中國的內地房地產商開始把四合院當高端產品，皆因四合院有利于人際交往的功能，讓鄰里親密無間；丹麥流行“集體住宅”，不同職業、不同階層的家庭共享客廳、餐廳、活動室，據說能形成一個歡樂大家庭。

　　你期待城市規劃師用四合院精神對公共空間進行方便交流的人性化改造，讓市民親切交談的動人場景隨處可見——香港的大學有HALL文化，寂寞城市也應該有HALL文化；只有摩天寫字樓、高密度住宅、巨大ShoppingMall的城市是不人性的城市，廣場、步行街道、公園才是城市的客廳。可惜，高昂的地價足夠打破中國人的這種幻想，更多的人仍在為安居之所而疲于奔命，在你家邊上的廣場上喂鴿子侃大山之理想生活仍離你甚遠。

　　這是都市交友的規劃學悖論——你認為規劃里的公共空間永遠不夠，又恨不得那塊占據地利的空地建起座便宜房子；你幻想應該與鄰居有一個邂逅的公共空間，卻又恨不得你家再增添一個私密的房間。

　　新移民的恐懼

　　2002年，《女友》上刊登的一首《最后歸屬只在進入你》的詩歌，成為城市新移民的寫照：“在無比空蕩的房間/你可知道/我所有的煙灰和酒瓶/沿路拋卻痛苦/最后歸屬只在進入你/我的城市”。

　　為了進入門檻甚高的大都市，你拋棄之物可是比你想象的要缺乏詩意。作家十年砍柴說得好：“中國是個熟人社會，一般人出了門，滿眼陌生人，就敢瘋起來，回到自己村子，就立馬乖起來。”“滿眼陌生人”是新移民在踏足新城市后的第一景象，隨之而來的可能是持續經年的困惑：“我到底是哪里人？”

　　有調查顯示，大多數外來務工者的子女普遍對所在城市具有陌生感，缺乏認同感，“同城待遇”是他們眼中最金貴的關鍵詞。在一篇《北京是誰的北京？》的文章中，批評過“門檻一直是很高”的北京，本地人有歧視外地人之嫌。曾有報道指，申請北京戶口的私企老板，企業需3年納稅達到300萬元。于是，有較真的學者即刻運算出北京戶口的人民幣價值：831萬元=納稅300萬元+支付北京人工資420萬元+繳納社會保險費等111萬元。

　　這是屬于這個都市交友的資源分配悖論——你獲得同城待遇的目的是希望不再被歧視，但被歧視的人，從來就不太容易獲得一個同城待遇。

　　不穩定的安全感

　　2008年，有網友“貨幣學派”發帖稱，他在購書中心門口遭遇急事，手機沒電，在向路人借手機發短信時慘遭無數白眼。“貨幣學派”的遭遇其實很正常，畢竟他的行為與很多騙子如出一轍——傳媒隨水推舟，將防備心重的社會生態稱為“龜縮社會”。

　　“龜縮社會”之背景是你最容易缺失的安全感。在無情城市，防盜網與防盜門阻擋的除了盜賊，還有你鄰居——廣州以“三年一中變”為號召，曾在一年間就投入3億元，一度拆網718萬平方米；但3年之后，廣州人仍在樂此不疲地為臥室窗戶裝上不銹鋼的“內網”。

　　有專家評選出備受爭議的“中國十大最具安全感城市”，依次為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青島、新余、桂林、梅州、舟山、威海。從排名上看，安全感與犯罪率未有直接關系，更多時候，朋友多少、房價高低、商業氛圍、城市環境、生活質量、富裕程度、人文風俗、就業機會都可讓你的安全感發生動搖——難怪有人說，多個熟人多條路，買房只為安全感。

　　這是屬于這個都市交友的防守悖論——你需要從更多朋友身上獲得歸屬感、存在感與安全感，但因為缺乏這些而龜縮的你，正是最難交到朋友的人。

　　虛高的友情CPI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美國ABC電視臺的電視劇《女人幫》，講的就是大都會里四個“益友”的故事——她們生活在曼哈頓、畢業于“常春藤”名校，名成利就，穿著高級時裝出入高檔場所，小團體里互相幫助、自開自解。

　　拉幫結派的確是對抗殘酷城市的最佳武器——女主角Mia為了一個職位擠掉了作為競爭對手的未婚夫，甚至失去馬上即到的婚姻，但她沒有任何自我檢討，只要一個閨密聚會就破涕為笑。

　　雖然觀眾是和小資生活并不沾邊的師奶們，但肥皂劇總能表達出孤身奮斗的人的城市理想。古龍說過：“女人與女人之間雖然很難交朋友，但女人總是同情女人的，因為她們覺得只要是女人，就值得同情。”用這個定理分析女人幫未免膚淺，有上海女青年看透了這種關系的本質，并在博客里宣稱自己發現了大都會中最牢固的朋友關系——不能志同道合，至少門當戶對。

　　這是都市交友的純潔性悖論——真正的友誼是無價的，但在競爭激烈的大城市中，每一個人，包括你本人，都有行價。

　　殘酷的CBD地理

　　上海陸家嘴有10公頃綠地，便被附近金貿、中銀、匯豐等寫字樓白領稱為“白領公園”，據說人數最多的時候，能聚集3000人。有人將這塊綠地賦予浪漫色彩，認為在風和日麗的午休時間，白領在草地談心好過去登錄世紀佳緣。不過，交通銀行一位先生在接受新聞媒體采訪時反應比較冷淡：“就算陸家嘴變成徐家匯，我中午還是選擇綠地，因為戶外跟戶內不同，我出來的目的是換換空氣。”

　　CBD是吸金場，也是壓力場。樓高30層以上的寫字樓構成一個蟻巢般的神秘空間，樓層、房間、公司、部門、辦公桌間板形成層層壁壘，將養老金都沒有保證的你給圈養起來。隨著金融風暴到來，“財源(裁員)滾滾”已成農歷新年禁語；只在CBD擁有辦公桌半米地皮的白領們，不得不適應資源如此密集之地的殘酷地理——連最感性的瑞麗女性網都刊登一個調查，1/5的人認為職場上不會有真正的朋友。

　　這是CBD的殘酷性悖論——CBD的生態是優勝劣汰，不過留下的是敵人，淘汰的是朋友。

　　昂貴的時間成本

　　有北京市民統計并抱怨過一件事情：他從自家居住的小區到馬路對面的超市買些日用品，必須采取以下步驟：步行10分鐘到小區大門、右拐向東走200米、翻過一道長達180米的人行天橋、向西折返200米，耗時超過30分鐘，才能往返與小區只有咫尺之隔的目的地。

　　在講求效率的快城市，慢生活只適合無業青年或文藝分子。市民們的時間敵人實在太多：一條只有二車道的堵塞馬路、一份不科學的工作單、一場毫無營養的談話、一部讓你覺得生命被延長的爛電影、一個總是叫你接兒子放學的老板、一個你根本不想玩卻天天在玩的連連看游戲，都足以造成你時間表的緊張。

　　那么，你還有多少時間尋知覓己，好與你促膝談心？美國啟蒙運動的開創者、實業家富蘭克林在其編撰的《致富之路》中收入迷惑世人的格言：“時間就是金錢”，當你活在信奉時間信條的A型城市，你會不會在不知不覺間對朋友相處時間進行效益化計算？

　　這是屬于都市交友的最后一條悖論——等你有時間的時候，你沒有朋友；等你有朋友，你卻沒時間。

　　物化時代的交際苦悶

　　二十一世紀什么最缺?朋友！

　　文/肖鋒

　　“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物化社會什么都淡，不只朋友關系，甚至夫妻。

　　中國移動的春節祝福短信，今年是170億條，年增40%。移動憑此日進億金。逢年過節發短信發到手麻，是新世紀的形式主義。類似2008年的股市，表面繁榮，內底緊縮。

　　人類最多能“承受”的朋友數量是多少？科學研究的結果是“150個”。我們手機電話簿中，實用朋友太多，精神朋友太少。你發的一百多個短信中，有一兩個是真的朋友，足矣。

　　社會流動頻繁，同齡群的變遷，城市物理界面的冷漠化，都市人面部“酷化”，這就叫全球化、現代化。表面風光底下是物化的社會關系，“朋友”泛濫卻貶值，在所難免。年味兒淡出個鳥來，朋友之交淡如短信。

　　物化社會的特征：將朋友“工具化”

　　飯局上、談判桌上最多的一句話就是“夠朋友”。辦不成事就“不夠朋友”。朋友成了辦事的工具。

　　朋友的工具化讓“朋友”概念貶值，“朋友”的數量越來越多，質量卻越來越差。在家靠父母，出門靠朋友。校友聚會不時興談人生了，時興談錢。以交換名片始，以談生意終。同學會將感情勾兌淪為關系勾兌了。

　　過去30年之中，中國人可謂補足了市場經濟課，有些地方我們比西方還西方。當代中國人將社會學家所謂“工具理性”發揮到極致，“工具理性”的刀破除前改革時期的迷信崇拜，同時也砍向所剩無幾的傳統道德關系。傳銷從殺熟開始，做生意找投資從熟人開始，借錢炒股從找熟人開始。結果找一個，“朋友”就少一個。現代人的一句肺腑名言就是，想眾叛親離的最好方法就是找他們借錢。

　　次貸危機源于人性的貪婪，新任美國總統也承認了，他們人人有份兒。市場貪婪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創新的名義獲取了正當性，“華爾街式金融創新”。“工具創新”不僅在華爾街，在“學生輩”的市場經濟國家比比皆是。中國用30年的時間越過了西方的300年，直至問題奶粉事件爆發，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歸零。工具理性的發展正如馬克斯•韋伯100年前的預言：“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市場經濟盡管給人類社會帶來了從未有過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撐它的基本價值卻蘊涵著使它自我毀滅的動力。

　　法國搞笑片《我最好的朋友》道出找真正的朋友如此之難：一個成功的中年古董商人，有一個漂亮的公寓、一個美麗的情人和大把的金錢，跟人打賭說他如果在十天之內交不到一個真正的朋友的話，便要將在拍賣會上高價買下的希臘古董花瓶輸掉。他列單子，逐個排除，好朋友竟無一個，全是利用關系，這就是工具理性“最高境界”。成功人士本質上都是孤獨的，無私的友誼這種東西在他們的辭典里不存在。

　　當今中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社會關系都轉換成金錢、效率，熟人自然工具化。“熟人”就是能吃的人，生人是你吃不到或不讓你吃的人。

　　出門靠朋友，朋友變成家庭成員的外延。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人是交不到職場朋友的，職場永遠是提防式的、政治的、利益的，不可能變成擴大化的家庭。除非把職場變成家庭關系。除了家族企業，這樣的例子不多，有了也難長久。

　　美國人最近在網上嗆中國，說中國人的五大缺陷決定了中國的“悲劇命運”。其中一條是“中國人缺乏誠信和社會責任感”：中國人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系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從來就沒有成為一個法制社會，中國是面子社會、人情社會。

　　朋友，無疑是擴大化了的親屬，所謂親朋嘛。出門靠朋友，他們是中國人情保險公司必不可少組成部分。這是今天的狀況，美國人批得有道理。可古禮并非如此庸俗，“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之中，“信”對朋友，信字才是朋友之間的行為準則，而非利益更非生意。如果中國人能把朋友之信歸還給朋友，再推廣到全社會，想必能跳出美國人批的“悲劇命運”吧。

　　“酒逢千杯知己少”

　　現代人飯局上“朋友”很多。表面上推杯換盞，推心置腹的卻沒有一個。酒桌上的熱鬧，好比華爾街股市，是虛假繁榮。酒醒之后，泡沫破裂。鬼才相信“感情鐵，喝吐血”、“酒杯一舉，以身相許”的屁話。

　　“酒逢千杯知己少”，語出鳳凰衛視評論員石齊平老師。一語道出時代苦悶。這種誤讀讀出了很深的人情世故來。

　　喝酒是中國人特有的告解方式，酒逢知己千杯少。現在是酒逢千杯知己少。今天，酒逢千杯是為了簽合同或搞定某人。請喝酒是儀式，喝酒是前戲，預示著某種媾和的開始。

　　酒菜桌上不說心里話，床頭上更不能說。浙江草根老板《22條經典成功商業法則》：“不要給你的女人講你的商業細節，無論這個女人是你包了的娼妓、二奶，還是你眾多情人之一或者是你已經結婚多年的妻子：第一你談了可能她們也不懂，第二你談的商業細節里面會有能讓你入獄的內容……一定要記住！”

　　真正的朋友并不是為朋友兩肋插刀，那是道德綁架。真正的朋友是知己。俞伯牙、鐘子期式的知音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寧愿相信他倆前世是發小兒，今世有緣來相會的。

　　知己源于共同經歷，所以朋友是你的最佳聆聽者。只要一開口就知道你在說什么，他能感你所感。

　　中國人沒有宗教，朋友就成了告解的對象，交心的人。《欲望都市》、《老友記》并非只是電視劇版。他或她可以一句不說都是安慰。我始終認為，能告解是朋友的標準，而非借錢或有急事相求。

　　朋友具有彼此的獨立性，如果雙方密切到使對方感到受束縛，友誼將難以維系。物化社會什么都淡，就是不談感情。甚如夫妻，也是個家庭責任有限公司，有經濟利益。純朋友沒有經濟關系，所以比夫妻關系更純。

　　一部忘了片名的美國電影，四個十來歲小伙伴偷偷相約闖天下，經歷穿越黑森林、篝火露營、壞蛋威脅、火車救險諸多歷練，幾天后回到小鎮感覺忽然長大。片尾曲是Ben.E King的那首stand by me：天崩地陷，我不會哭，只要你在身邊，stand by me，stand by me……

　　新世紀小孩是沒有了發小兒的時代。“我家孩子忙著，還要準備課外班”，也就沒有了成長的故事，沒有了共同歷險你可以托付一生的發小兒。“茍富貴，勿相忘”，這樣的朋友是斷不會相忘的。新生代朋友虛擬化，沒有鐵哥們兒，可以同甘，不可共苦。因為欠練！

　　李敖大師聲稱一個朋友都沒有。所以，每當“朋友”賀慶，他總是賀信一封、紅包一個算是打發，人是不照面的。“別人的愛情比海深，我的愛情淺”，李大師總結出的“只愛一點點”是現代版的朋友觀：淺嘗輒止，方能明哲保身，陷深了必有麻煩。

　　只是當真的朋友出現時，你要牢牢把他抓住。因為那是千年修來的緣分，再來的機會不多了。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