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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陸銘

　　我們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0%的企業認為公關負擔越來越重了。中國工商聯給出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繳費和攤派兩個維度上，企業負擔是上升的。

　　2008年，中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真是壞到了底。從短期說，國際經濟經歷了幾乎百年一遇的緊縮，而國內的宏觀環境也變幻莫測。從中長期來看，經過了30年發展之后，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一個關鍵性的結構調整期，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出臺，成了這場結構調整的前兆。中國民營企業如何基業常青？在大家紛紛討論中國企業如何“過冬”的時候，我想談的，卻是中國民營企業的商業環境。

　　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逐漸緊密結合

　　中國很少有大的民營企業。為什么？聯系到世界500強的中國內地企業大多是國有壟斷企業這一現象，我特別想強調的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所面臨的一個巨大的困難，是因為我們的商業環境和其他國家不一樣。什么是良好的商業環境呢？大家很容易想到這樣一些關鍵詞，一個是“自由進入”，第二是“平等競爭”，第三是“金融成熟”，第四是“法制健全”。如果把這幾個主題詞對照中國現狀可以發現，這幾個方面在中國都不是很完善，帶來的結果就是中國企業抵抗沖擊的能力比較差。2008年中國企業遇到非常多的挑戰，國內、國際環境都不好，中小企業倒閉很多，其實就跟商業環境有一定關系。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中國的政企關系。通常我們在講政企關系的時候，都理解成政府對于國有企業的干預。我們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會發現，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也時時刻刻受到政府的影響，這就導致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相對其他國家的民營企業來說，更加依賴于企業家。因為政企關系一定是跟具體的人相結合的，而政企紐帶的傳承非常難，這不是把兒子送到國外大學讀博士可以讀出來的。

　　通常的政企關系是說政府為企業提供制度和資源，企業為政府提供稅收和政績，這樣的關系是“匿名”的，不需要知道具體的企業和政府是誰。但是如果企業和政府的關系具體表現為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的關系，那么，這樣的關系就是“非匿名”的了。

　　現在出現一個趨勢，企業家和政府官員逐漸緊密結合。我最近跟一個企業家接觸，他本人擔當一個地方的人大代表和三個地方的政協委員。我問他為什么要擔任這么多的職務呢，他說這個很好理解，原來找政府官員辦事，官員都是朝南坐，現在至少開會的時候平起平坐，開完會再找，什么事都容易了。

　　政企紐帶是否真的影響了企業發展

　　在這種政企紐帶中，政府的角色是什么呢？

　　我總結了幾條。首先，政府決定了企業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但這條邊界天生就是模糊的，在缺乏規定的地帶，是由政府官員掌握的。其次，政府也是在直接、間接地控制一些資源，比如，政府的采購一直是個大單。再比如對金融資源的控制，是對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有歧視的，特別是當宏觀調控和信貸緊縮的時候，遭殃的永遠是小企業。第三是行政性的壟斷。這本身就是一些企業發展的很重要的資源，比如某企業，在它成長的關鍵時期，曾經和地方的電信局進行合資，合資的結果是，電信局買設備的時候都買該企業的設備。

　　政企紐帶雖然對特定的企業有利，但對整個民營企業的成長卻構成了非常嚴重的阻礙。地方政府官員和地方勢力在產業的層面上形成了緊密的聯盟。缺乏有效的法律制度，使我們的企業經營方式形成了所謂的家族化、地方化、人際化。在西方國家，企業的產權是受到法律規制的，而在中國由于法律不健全，使企業更加倚重于非成文的制度保護產權，或者更多地依賴關系——主要是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而非法律。

　　具體來看，政企紐帶是不是真的影響了企業的發展？我們的調查顯示，有超過20%的企業認為公關負擔越來越重了。中國工商聯給出的調查結果顯示，在繳費和攤派兩個維度上，企業負擔是上升的。

　　企業家需要什么樣的素質

　　在這樣的商業環境里，企業家需要什么樣的素質？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就是教育。我們的研究發現，企業家的教育水平的確和企業的利潤水平是正相關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們發現教育水平越高的企業家，所領導的員工的平均教育水平也就相應更高。

　　第二個研究發現是，企業家的決策方式很重要。在我們調查的企業里面，具有某些獨裁特點的指示性決策方式的企業家反而更容易帶來企業的發展。而且，如果這個企業家是屬于相對偏大的企業，或者他自身受教育水平比較高，更加可以借助獨裁的方式，來獲得企業的發展。我們還發現，如果企業家擔任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他的企業就可以獲得更好的發展。

　　接下來再具體看看企業家的成長。研究發現，企業家的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了。我們的數據里，有超過一半的企業家有大專以上學歷，有6%左右的企業家接受過MBA的教育，超過50%的企業家接受過經濟管理、領導才能方面的培訓。8%的企業家有過參軍入伍的經歷，中國現在很多成功的企業家，都曾經有過參軍入伍的經歷，比如萬科的王石，華為的任正非等。

　　再看政治紐帶。在我們的企業家樣本中，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有將近20%。中國工商聯的調查顯示，在2004年，擔任人大代表的民營企業家有18.9%，擔任政協委員的有33.6%。民營企業家入黨的越來越多，2006年的數據里面將近三分之一都是黨員，比例比1993年的時候有明顯上升。中國工商聯的數據也顯示，有24%的企業家認為入黨很重要，有29%認為擔任人大代表很重要，還有28%的企業家認為和政府多聯系是很重要的。

　　什么樣的企業家不快樂

　　在這樣一個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里，企業家受到了什么影響？我們的研究發現，有70%的企業家，每天工作時間是8到12個小時，遠遠超過通常8小時的合理工作時間，甚至有20%的企業家每天工作時間超過12個小時。

　　另外一個數據是企業家的滿意度。大多數企業家對自己整個工作、生活的滿意度還是比較高的，但是不得不注意到，還有將近15%的企業家處在對自己的狀態不滿意的情況。進一步我們關注了企業家的心理健康，我們發現，46.23%的企業家顯示出他感覺到焦慮程度較大，或者焦慮極強。我們也問了企業家感到焦慮的原因，他們提到的原因包括企業的生存、發展，個人的工作前途，工作節奏，資金壓力，市場變化大，身體健康，也有人把企業的傳承列進來了。

　　那么，相比之下，什么樣的企業家會更快樂呢？我們發現，政府的干預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那些認為政府給企業帶來的負擔越來越重的企業家，顯得更加不快樂。而收入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企業家相對比較快樂。有趣的是，45歲左右的中年企業家最快樂。總的來說，政府對于企業的干預其實不是沒有代價的，政府所起的作用可能一方面幫助企業發展，但是這樣的政企紐帶其實是不利于企業家健康成長的，對民營企業的發展也有負面影響。

　　如何保證企業的傳承和基業常青

　　那么，中國如何形成有利于企業基業常青的商業環境？首先微觀上，我還是要再次強調，接班人非常重要。問題是，接班人接什么呢？根據我們的研究，有三個方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就是教育，現在越來越多的企業家愿意投資子女的教育。第二，領導力也是很重要的。由于中國的企業面臨如此不規范的環境，企業經營的信息瞬息萬變，外部宏觀環境也非常不穩定，所以領導力、決策力非常重要。第三個方面，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網絡構建能力。制度構建也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越來越多的企業家開始參政議政，以后對于制度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如果要改變目前的商業環境，我想至少有三個方面應該是可以做的。第一個方面，更為開放的市場進入，特別是金融方面，信貸、上市應該減少對民營企業的歧視。第二，促進公平的競爭環境形成。中國的現狀是地方和地方間的市場分割非常嚴重，特別是省和省之間的分割很嚴重，在中國經濟發展早期，由于企業的發展規模比較小，大家千方百計希望政府保護自己，但是經過30年發展，中國企業正在長大。中國企業要長大，一定要把規模做大，要打破地方之間的市場分割，努力突破企業發展本地化的傾向。第三個方面，由政府給企業提供服務是要收費的，明的就是稅，暗的就是尋租，既然如此，有沒有可能企業家通過商會和行業協會自己組織起來提供一些服務，使政府對企業的干預減少？

　　如果在微觀和制度上，不利于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商業環境能夠得以改變，中國未來的企業發展，包括整個中國經濟的發展應該是走上一條光明大道。特別是，隨著商業環境的完善，企業家的政企紐帶應該不再像現在那么重要，這樣，企業的傳承和基業常青就可以保證了。

　　(摘自《瞭望東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