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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李廣森 雷振剛

　　由于長期受傳統道德的浸潤，中國人對于與“裸”有關的東西特別敏感，不過現在已習以為常，“裸泳”、“裸睡”比比皆是，“裸奔”、“裸聊”見慣不怪，就連“裸課”這樣的事，也有人呼吁要“從精神上尊重”。

　　不過，最近與“裸”有關且躥紅網絡的則是“裸官”，顧名思義就是“裸體做官”。“裸體做官”之所謂“裸體”，不是哪個官員真的脫了衣服裸奔，而是指那些老婆孩子都在國外，不僅拿了綠卡，而且已經變成外國人的官員。

　　“裸體官員的出現，反映出貪官風險意識的增強，這和反腐敗力度的逐漸加大成正比。對于這種留后路的官員應該保持高度警惕，在提拔任用的時候應該特別小心，加強監控。”著名反腐專家、中央黨校教授林喆的話一針見血。

　　“裸官”何其多

　　最近出現的“裸體做官”者除了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還有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原局長周金伙，不過周金伙對此道更為諳熟。

　　“我已經遠走高飛，你們就不要再費勁找我了。”前不久，當得知福建省紀檢部門要找其談話后，周金伙留下的信件中寫有上面這句話。之后從容出逃，取道第三地飛往北美，與早已持有美國“綠卡”的妻女相聚。

　　周金伙出逃之前，他的一個愛好在福州比較出名，那就是收集壽山石。周金伙遍藏各類壽山石名品，有壽山石收藏家透露，近30年福州出品的壽山石名品，差不多有1/3在周金伙手上。該收藏家曾親眼看過周金伙收藏的四塊壽山名石，每塊價值都在200萬元之上。周金伙能收藏到如此眾多的壽山名石，主要靠強行索賄而來。

　　但使周金伙真正“暴富”的并非這些石頭，而是在福建省直房地產公司(后改稱建閩集團)總經理任上。據了解，該公司沒有副總，僅有一位總經理助理，且不用接受審計部門審核。該公司一位知情人透露，周金伙在公司的4年，可以說是對國有資產蠶食鯨吞的4年。正是借助這個平臺，周金伙逐漸建立起自己的關系網。2003年7月，周金伙調任福建省工商局局長，并當選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

　　周金伙并非等閑之輩，他知道一旦東窗事發后自己所面臨的是什么，于是就玩起了“裸官”的伎倆。在任福州市臺江區區長期間，他就把原是福州市橡膠廠普通工人的妻子調到鼓樓區勞動局任監察員。之后，他將妻子送往美國，并獲得綠卡。

　　2006年6月2日，福建省紀檢部門找周金伙談話，周金伙預感不妙，決定外逃。于是，他謊稱有些事一時記不清了，要回去翻一下當時的記錄本，并說想起來就馬上打電話來。回去后，周金伙立即給福建省有關領導寫了上述那封信，之后便逃之夭夭。

　　“裸體做官”之所以引起社會公眾的熱烈討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這并不是一起孤立、偶然的個案，而是一個頗具爭議的群體。猶記得幾年前，商務部曾經公布了一個數字：“4000名貪官卷走了500多億美元”。這些貪官，絕大多數都是舉家出逃，而且絕大多數都是把配偶、子女以移民、經商、留學等名義先行送往國外，最后自己再來一個“勝利大逃亡”。來自有關部門的調查表明，幾年來官員家屬移民海外，包括香港和澳門地區在內一共108萬人，每人盜走的錢財至少可以教育1000個兒童長大成人。

　　就拿潛逃到加拿大溫哥華的中行黑龍江分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原行長高山來說，他卷走的錢款多達10億元人民幣，可謂觸目驚心。

　　其實早在幾年前，高山就有了卷款出逃加拿大的計劃。他從來不讓妻子及女兒出現在熟人面前，并謊稱妻子在外讀書，女兒則在外祖母家。實際上，其妻女早在2002年便以學生的身份來到了溫哥華，抵達加拿大不久便緊鑼密鼓地辦理移民手續。

　　2004年12月30日，高山若無其事地給同事打了個電話，問支行里有沒有需要特別處理的事情、人手夠不夠等，隨后向上級部門打了個報告，要求請假去北京看病。被準假后，他由一名同事陪同，談笑風生地乘車趕赴哈爾濱太平國際機場。這一別，中行哈爾濱河松街支行的同事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當然，高山并沒有去北京看病，而是繞道飛到了加拿大，隨后便將自己深深地隱藏起來。

　　此外，從媒體的報道中可以發現，“裸體做官”者還有河南省煙草專賣局原局長蔣基芳、黑龍江省石油公司原總經理劉佐卿等。

　　釋放的腐敗信號

　　官員一方面努力將家人送到國外，一方面卻獨自留守國內“為人民服務”，如果其中并不含有腐敗的意圖，則簡直讓人難以理解。難道真如網友說的，是因為官員“覺悟高”，“知道西方資本家剝削勞動人民，就拼命把老婆孩子送到西方國家，唯恐老百姓去了受苦”？若是在香港，大概早應該被廉政公署請去“喝咖啡”了！

　　當然，“裸體做官”者也并非都是貪官。林喆教授把“裸官”群體分為三種情形：第一，有些官員子女成績優異，憑借自己的努力出國；第二，歸國的學者官員沒有把子女帶回國內；第三，如今網絡熱議的先把老婆孩子送出去，自己在國內當官，一有風吹草動就伺機而逃的官員。

　　因此，有網友指出，禁止“裸體做官”，明顯侵犯了公民的人權，無異于綁架。中國公民有自由遷徙的權利(國家要害部門職員與政府簽約的另議)，并且在人格和法律上人人獨立平等，任何人都不是其他人的附庸。政府可以對公職人員本人設置某種限制，但不得以公職人員家人為抵押。否則，既不人道，也不合法。

　　不設法從源頭設限，卻僅僅禁止“裸體做官”，是不是意味著在暗示官員們：你貪吧，只要不把錢通過家人帶到外國去。其潛在目的是，一旦秋后算賬，至少能收羅些貪官們的殘羹剩飯。這真是一個天真的念頭。貪官不通過自己的家人，完全可以通過自己的情人、私生子，或是兄弟侄子等關系把贓款轉移海外，是不是也禁止官員的親戚朋友們移民海外呢？所以說，禁止“裸體做官”不但不治本，也不治標，僅僅是提出這一建議者的一個自我安慰罷了。

　　話說回來，“裸體做官”雖并不能直接等同于腐敗證據，但官員將自己的家人接二連三移民國外，卻至少可視為一種腐敗的信號，應該引起反腐敗部門的高度警惕。當官員做官已經做到“裸體”的地步，如果還不能引起反腐部門的重視，那么公眾就不得不質問：我們的反腐機制為何如此遲鈍？

　　“裸體做官”現象，說到底反映了這些官員對國家的忠誠出了問題，也反映出他們根本不打算和自己的人民患難與共，而是隨時準備腳底板抹油。在任何國家，官員不忠于自己的國家，這都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因為只有對國家高度忠誠的官員，才會用積極行為來消除對國家的危害。“裸體做官”現象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現，實際上使國家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安全均處于一種危險狀態，同時也使國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受到嚴重破壞。

　　扼殺于“孕育”之初

　　應該說，“裸體做官”是一個預防腐敗機制建設領域亟待攻克的“技術難題”。人類政治發展史表明，一個良好的制度安排無疑有助于抑制腐敗問題的發生。相反，制度設計上的缺陷卻會給腐敗的滋生提供條件。

　　1995年我國出臺了《關于黨政機關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的規定》。1997年1月31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領導干部報告個人重大事項的規定》，把“本人、子女與外國人通婚以及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的情況”作為領導干部應當報告的事項之一。2006年修改后的《關于黨員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的規定》也明確，“領導干部配偶、子女出國(境)定居有關情況應當報告”。2004年7月起，中央紀委也在湖北、山西等地開展試點，把“黨政領導干部和國企廠長經理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列入領導干部重大報告內容。

　　前不久，新疆阿勒泰地區還出臺了《縣(處)級領導干部財產申報規定(試行)》，要求“與領導干部職權密切相關的收入都將通過阿勒泰廉政網及當地主流媒體及時全面公開，以接受社會有效監督”。消息一經傳出，便贏得社會的廣泛好評。

　　從幕后推到臺前，這當然是一大進步，但此舉也只是解決了領導干部個人信息公開的問題。紅網特約撰稿人朱四倍認為，雖然這些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從實際運行的情況看，效果卻不甚理想。因為沒有相對獨立的負責申報執行機關，各個行政機構自行其是，缺乏統一性。沒有嚴格的執行制度和執行標準，執行起來隨意性大，甚至敷衍了事，缺乏可操作性。執行過程缺乏透明度和民主性，往往是填完表格就完事，缺少事后的公開和公正。執行過程缺乏科學含量和嚴謹度，對申報材料沒有必要的統計和審計過程，申報結果與實際情況相比往往水分過大，難以反映實際情況。再加上需要申報的是官員，負責登記備案的也是官員，于是，“與人方便，自己方便”的潛規則就有了大行其道的可能。這就給“裸體做官”制造了便利條件，甚至是為官員轉移財產提供了方便。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對這一觀點也比較認可。他認為，這些觀點說明了問題所在，我國現有的干部選拔制度造成監督和被監督之間一團和氣的局面，法律制度被虛化，這樣不管制度如何設置，最終效力會大打折扣。

　　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辦法在哪兒？著名媒體人、法學碩士郭松民認為并不在于“徹查”，也不在于“備案”，而在于充分的透明。比如能否做這樣一個規定：凡是需要經過同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或行使同意權的官員，都必須公布配偶、子女的國籍，包括有沒有在國外的永久居留權，并就此接受人大代表的質詢。一個老婆孩子都在國外的官員，是很難經得起人大代表或輿論追問的。此外，現在各級黨委、政府都有自己的官方網站，在這些網站上，也應該有專門的欄目，及時公布所有公職人員的“直系親屬出國留學、定居”的情況。

　　8月30日，鄭州市出臺了《鄭州市領導干部“四會一課”廉政教育暫行辦法》。該辦法指出，今后鄭州市領導干部子女出國自費留學或定居，都要先經過紀檢機構審核，必要時還要接受廉政談話。龐家鈺也好，周金伙、高山也罷，他們的“裸體做官”舉動其實都是可控可防的，因為這些領導干部的親屬出國，都是在有關部門辦理相應合法手續后才能成行的。所以，嚴控、監控“裸體做官”，對領導干部親屬留學或定居要先經過審核，鄭州市紀委倒真是先行了一步。至少，他們已經意識到對“裸體做官”現象應采取必要的舉措。

　　此外，還有很多工作需要反腐機構加緊落實。2007年9月，中國國家預防腐敗局揭牌，無疑對有效開展預防腐敗工作是一個好消息。誠如中央紀委副書記馬馼所指出的，成立國家預防腐敗局，有利于協調各部門預防腐敗工作，形成預防腐敗的整體合力；有利于拓展工作領域，形成全社會預防腐敗的良好局面；有利于增強預防腐敗能力，提高預防腐敗工作專業化水平；有利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摘自《決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