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米艾尼

　　誰能代表中國人

　　一直以來，外國人都以“Chinese”，即“中國人”一詞來稱呼具有中國國籍的人，甚至在無法判斷國籍的時候也用來稱呼華裔。

　　在這樣一個數量龐大、主體層次眾多的群體中，誰對中國人的形象產生了最大影響？中國傳媒大學“中國國家形象的國際傳播現狀與對策”課題組之前為期兩年多的研究，曾涉及這個問題并給出了一個答案。

　　按照身份特征，這項研究將“中國人”設定為政府領導人、商界或企業界名人、文化和演藝名人、體育名人、專家學者、其他名人、普通人等7個類別。此外，盡管“中國人相關報道”中的主要人物不一定是具有中國國籍的人，但是報道一定與中國人形象有關。因此，“華裔”被專門作為一個類別加以考察。

　　根據世界主流印刷媒體涉華報道的統計數據顯示，華裔占據39.07%的篇幅，政府領導人為18.77%，文化演藝名人10%，專家學者4.88%，其他均在6%至8%之間。

　　“華裔”或者“華人”其實是一個廣泛的概念。擁有居住地國國籍、打算獲得居住地國籍、第一代以后的移民等等，都可以納入到這個范圍。統計顯示，他們對于中國和中國人形象的影響，有的情況下甚至超過了具有知名度優勢的中國政府領導人。

　　課題組執行組長、中國傳媒大學廣告學院公共關系系主任何輝告訴本刊記者，他說，普通西方人對中國的了解主要通過兩個渠道：影視作品和唐人街。唐人街就是華裔的代表，而外國人制作的影視作品也直接來自對當地華人的感觀。

　　在過去相當長的時期內，由于交通和資訊的不發達，外國人無法親自到達中國。因此，當地華人、媒體和影視作品，成為他們了解中國人和中國的最主要渠道。30年來，隨著中國人越來越多的走出國門，他們也為外國人和媒體觀察中國人提供了更多直觀素材。研究認為，在國家形象的塑造過程中，華裔和政府領導人的貢獻與影響最大。

　　不過，在涉及華裔的報道中，負面評價占37.6%，正面僅占16.1%，態度不明顯的占46.3%，負面評價比重為第二高。正面評價最高的是文化演藝名人，達到64.86%。由此可以看到，文化演藝界名人對中國形象有一定的加分作用。

　　但是在一段時期內，外國媒體對中國的負面評價比較多。其中最大的原因，仍是意識形態差異造成的影響。特別是西方世界對于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誤讀和偏見，對于中國崛起帶來的競爭力、為自身需要捏造的中國威脅論，往往會首先落在代表中國國家形象的政府領導人身上。

　　另外，腐敗問題影響著國家的形象。比如國外媒體大肆報道一些中國官員到國外購房，一擲千金。

　　不過何輝說，這一情況在最近幾年得到了很大改善。北京奧運會、“5.12”地震和玉樹地震中政府和官員的表現，使外媒給予了很高的正面評價。

　　在世界主流印刷媒體上，中國政府和領導在經濟方面的形象較其他方面更為積極一些。同時，在外交方面，由于改進了與國際社會的溝通和加大了國際事務的參與程度，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呈現出積極開放的形象。

　　普通人在世界主流印刷媒體上出現的頻率比較多，排在專家、體育明星之前。可以說，在西方新聞從業者人本主義思想的背景下，記者的眼光更多地關注到百姓的日常生活。因此，每個中國人都有義務提高自身素質，建立一種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

　　大事件中的中國人

　　“美國早期影視作品中的華人形象很糟糕， 大部分是清代中國人的影子，思想落后、行動慢吞吞的。”何輝對本刊說。

　　他說，在美國早期表現中國人的影視作品里，有兩個重要的人物：“傅滿洲”和“陳查理”。“這是兩個很著名的中國人形象，傅滿洲樣子邪惡，陳查理是一個外國人演的中國人，形象也很古怪。”

　　而中國的女性形象，在早期西方人眼中多是“勤勞的、吃苦的、裹著小腳、命運悲慘的農村女性”，或者是生活在唐人街、處于社會最底層的妓女。

　　何輝認為，李小龍、成龍和李連杰三位功夫巨星，對西方人心中的中國人的形象具有改變作用。

　　“過去許多西方人心中的中國人是東亞病夫，李小龍讓外國人對中國人有了新的看法，表現了中國人勇武的一面，而成龍則通過他的功夫表演表現了中國人靈巧與幽默的一面，李連杰更多的是把正宗的、優美的中國功夫帶給了全世界。”

　　國際社會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以新世紀為開端有了新的變化。

　　“這要從一系列重要事件開始說起，”何輝說，西方媒體的習慣是關注大事件、關注災難、關注沖突，所以往往這樣的事件最能引起他們的注意。

　　何輝和他的課題組曾在美國最大的法律、新聞資料數據庫中檢索了2000年12月20日到2003年12月20日英國廣播公司(BBC)所有標題包含“China”(中國)或者“Chinese”(中國人)的播出文字稿，并進行了分析。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同時期的播出文字稿也進行了檢索并進行了分析。

　　這兩家西方主流媒體報道中國最主要的內容是：2001年4月的中美撞機事件、2001年7月中國申奧成功、2001年11月中國入世、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十六大召開、2003年初的SARS事件以及2003年底中國成功發射“神舟五號”這六件事。

　　在這個新階段，中國能夠積極通過一些行為扭轉自己的不利形象。比如，在SARS事件中，西方媒體本來對中國的報道偏重負面。但是，隨著中國及時公開信息，情況發生了扭轉。

　　雖然在一些重大事件的報道中，外國的主流媒體對中國的形象塑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有一些客觀的評價，但是陳剛認為，“仍然是負面的東西偏多，盡管有些內容已經變得中性了一點，還是遠遠達不到我們對國家形象塑造的要求。”

　　他們關心我們什么？

　　不同的國家和媒體對于中國與中國人的態度既一致又有不同。對美國《紐約時報》、英國《泰晤士報》、法國《費加羅報》、德國《法蘭克福匯報》、日本《讀賣新聞》、西班牙《國家報》和美國《時代》雜志、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等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媒體的涉華報道進行內容分析顯示，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等國媒體對中國和中國政府的報道正面居多、或態度不明顯。

　　美國的《時代》等雖然對外說以客觀報道為主，但負面報道遠遠多于正面報道。比如從2001年12月到2003年12月，《紐約時報》針對中國的負面、否定性報道一共有453篇，占總報道數的26%，主要集中在政治體制、人權狀況、法律制度等方面。肯定性報道只有139篇，占涉華總報道量的8%，主要是在中國的科學技術領域。

　　而從政治文章的報道傾向統計，正面的只有17篇，負面的有135篇，不帶傾向性的119篇。

　　何輝覺得，如果說這一時期《紐約時報》的報道給中國畫了一幅人物肖像，那么這個人物是基本正常的，但同時又是“多病”的和“面目丑陋”的，“西方主流媒體不能擺脫西方發達國家慣有的，優勢民族意識形態的影響，他們先入為主的價值觀體系下面，跟他們想法不符合的現象，他們都視而不見或者避而不談。”

　　一般情況下，控制國際話語權的這些西方主流媒體最為關心中國的經濟情況，其次是外交、政治。值得注意的是，《費加羅報》、《法蘭克福匯報》等比較多關注中國經濟、企業的媒體，其對中國的整體評價較高、傾向性不明顯或負面報道少于正面報道。

　　總體上講，經濟、文化、科技都會給中國人的形象加分。以《費加羅報》為例，在統計時間段內的文化藝術方面的報道中60%為正面、有74篇。負面僅有3篇。

　　對于中國的發展，它們普遍認為正面影響大于負面影響。以中國企業為例，正、負面報道比例在《費加羅報》是13:1，《國家報》是3:1，《泰晤士報》是4:1，《紐約時報》大約是10:1。

　　人權、死刑等問題，及社會法律是外媒攻擊最多的領域。同時，醫療衛生、環境也給中國人的形象帶來不利影響。顯然，它們并不贊同不同制度帶來的差異，而是更多以自身的標準來評價中國、甚至無視發展階段的不同來說三道四。

　　真正塑造中國人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院長、廣告學系主任陳剛則認為，對西方媒體不能苛求，“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應該有一顆平常心”。

　　他說：“有些報道出現了，我們覺得不是很合適，不客觀，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報道的作者對中國的一些做法和習慣不是很了解，甚至是有點誤會，如何能增進了解、消除誤會才是我們應該考慮的。”

　　在何輝看來，這次以拍國家形象廣告的形式來進行國家形象的推廣，這樣的外宣效果，就比從前邁進了一大步。

　　何輝也表示，很多時候外宣工作的效果是不可控的，“有時愿望很良好，但是效果并不好，做得很辛苦，對目標人群起不了作用。”

　　“外國人一般不看CCTV 9。中國制作的國際形象宣傳片過去也有不少，但是外國的電視臺如果不感興趣或有所排斥，就可能沒有辦法播出。”他說，“中國制作的宣傳冊，即使再精美，也可能擺不到想擺的位置。比如把宣傳冊擺在國外的大學里，人家可以不看。我們想往人家政府機構內送，往往也不可能，所以效果往往很難衡量。”

　　陳剛則認為，非常關鍵的是要強調溝通。“比起我們比較常用的‘宏大敘事’，外國人的眼睛和心靈，更容易被一些個人經歷與人本性的描述所打動。要通過人來把中國的變化表現出來。”他說。

　　何輝說，現在的外國媒體也比較關注普通中國人。“現在很多國家的國際機場都擠滿了中國人，在國外的中國人非常多。如果把人比喻成化學里的分子，普通中國人在‘分子’意義上也是代表中國國家形象的。他們的表現更直觀，更容易被外國人記住。”

　　最近30年來隨著國門開放，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前往海外，他們不僅表現了中國在這一時期的巨大變化，同時負擔著改變中國人形象的任務。

　　“只要是中國人，其實都肩負著維護中國形象的責任，從這層意義上說，中國形象不是一兩個國家形象片或者一兩個大事件能夠改變的，需要每個人用行動來說明。因為每個人的行為，不論是否凸顯，如同溪流匯海，本質上都是構成代表中國形象的中國人行為的一部分。新的中國國家形象廣告片，因此也具有國民激勵之作用。”何輝說。

　　不同的世界、不同的中國和中國人

　　文：周寧

　　世界上不同國家民族的自我想象與自我認同，總是在與特定他者形成的鏡像關系中完成的。近代以來，中國經歷了一次深刻的、顛覆性的自我認同危機，從天朝上國淪落到瀕臨亡國亡教亡種的“半野蠻國度”。中國曾不再能夠從想象中低劣的“四夷”中認同自我，反而不斷要從強勢的“西方”那里獲得現代自我的身份認同。

　　在現代西方面前，我們或發現自身的落后、專制、愚昧、野蠻，或者完全相反，發現自身的進步、革命、自由、浪漫。不管怎樣，人們似乎總是在對“西方”的想象中尋找認同，才能找到現代中國的自我。

　　現代中國的構建過程是在特定的中西之間的想象域完成的。西方既表現為一種強大的現實壓力與欲望，又表現為一種超現實的幻象。

　　所以，我們討論“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時，經常不自覺地意指“中國與西方”，西方的文化霸權不僅意味著外在的西方的壓制性力量，更值得警惕的是它已經成為“非西方”的某種文化無意識。

　　然而，現代世界卻不僅有西方文化，還有伊斯蘭文化圈、東亞儒家文化圈以及南亞、東南亞、非洲與拉美等不同地區文化圈。其實，不論就歷史、未來還是現實而言，了解俄羅斯、印度、日本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都是必要的。中國與這三個國家的關系，多少決定未來半個世紀中國發展的命運。

　　如果說西方的中國形象是一面鏡子，世界不同地區國家文化圈的中國、中國人形象則是個多棱鏡。

　　有界限的日本

　　首先看看我們的近鄰日本。現在，西方已經不是個地域概念，而是一個文明概念。日本人認為，自己也屬于西方。

　　從日本古代到16世紀之前，日本始終是一元性的積極移植中國文化，模仿中國的文明模式。近代，尤其是明治維新以后，日本面臨西方技術文明的巨大沖擊，開始嘗試進行多元化文化輸入。

　　要注意到的是，日本進入現代化以后，一直在“脫亞入歐”、“去中國化”。他們非常敏感地要跟中國劃清界線，要證明日本跟東方無關、跟中國無關。所以在20世紀的上半葉，日本對中國的態度是唯恐厭惡之不及。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日本蔑視中國的情緒一度減輕，但是日本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中，逐漸恢復了自信。它對于社會主義體制中國的反共意識和經濟上的優越感，再一次和戰前蔑視中國的情緒結合在一起。

　　后來隨著中日建交和中國的改革開放，日本人開始不斷感受到一個正在變化之中的、崛起中的中國。

　　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人的中國觀逐步發生了變化，現代中國的形象---“世界工廠”、“共產主義政權”、“最大的消費國家”、“缺乏公共道德意識”等一系列話語成為了日本新聞媒體關注的焦點。

　　不過1990年后，延續冷戰時期的思維模式，“中國威脅論”開始盛行。之所以出現這種論調，首先是日本為加快發展軍事力量，擺脫戰后制定的“非戰”原則尋找借口，其次是制造輿論，將亞洲所謂的不穩定因素的矛頭指向中國，阻滯中國的發展與強大，同時也是為了擺脫日本泡沫經濟崩潰下國內輿論的壓力。

　　日本人對中國的認識，可以說交織了憧憬和蔑視、友好和對抗、信賴和狡猾、協同與恐怖這些矛盾情緒。

　　一方面，日本人接觸到中國的自然風景和傳統文化，重新體驗到了“人文中國”的魅力，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成就，也讓日本人留下了“這不是中國”的莫名驚詫。但不可否認的是，傳統中國認識---“儒教國家”、“禮儀之邦”形象正在弱化，一個新的中國---“世界中的中國”形象在日本國民心中樹立了起來。

　　矛盾的俄羅斯

　　再說俄羅斯。從西方看俄羅斯，俄羅斯是東方；從東方看俄羅斯，俄羅斯又是西方。

　　俄羅斯對中國形象的構建過程相當復雜：第一階段大致在18世紀后半葉：哲人之邦。第二個階段是19世紀到20世紀中：腐朽之邦。第三個階段是19世紀50年代到60年代初：兄弟之邦。

　　在從十月革命到中蘇交惡的近半個世紀里，中俄之間的政治友誼代替了文化沖突，新中國建立后中國一度成為“兄弟之邦”。但在這種不能輕易否定其真誠的“兄弟”想象中，我們明顯可以感到“我是兄，你是弟”。

　　實際上，俄羅斯的媒體對中國的態度跟日本有相像之處。這兩個國家在處理跟中國的關系時，經常是“三角”的：中國、自己和西方，要親西方就要疏遠中國。而俄羅斯本來就不是純粹的西方國家，屬于西方中的東方、東方中的西方。

　　在蘇聯解體以后，他們更是覺得要清理身份，如果繼續跟中國“糾纏不清”，恐怕它自己身份也“可疑”。所以，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俄羅斯的反華論調一直很激烈。

　　俄羅斯的中國形象有自身的歷史與問題。首先，俄羅斯思想是在面對強大的西方進行自我確證時想象并引述中國形象的，于是，中國形象出現在俄羅斯思想中，任何時候都是與俄羅斯的西方形象相對立，沒有獨立的意義。

　　一個例子是，俄羅斯總是在與西方形象對比時討論中國形象，在俄羅斯思想家的言論中，中國形象不斷出現在“俄羅斯與歐洲”的論題下。中國形象的表現并不取決于俄羅斯對中國的態度，而取決于俄羅斯對西方的態度。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文本現象是俄羅斯思想總在復述西方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反而忽略俄羅斯本土的中國信息。

　　日本、俄羅斯眼中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體現了這樣一個原則：西方的中國形象具有某種“凌駕”意義，它不僅塑造現代中國的自我意識，也多少影響著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中國形象。

　　世界的中國形象的跨文化流動，最明顯地表現在現代西方世界在中國形象的全球話語權上。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所有非西方國家在確認自我想象他者的時候，都不自覺并又似乎自愿地將自身置于現代西方的他者地位上，接受著西方現代的世界觀念秩序。

　　被影響的看法

　　而在擁有眾多國家的東南亞，進入現代以后中國作為一個國家的形象才具體明晰起來。現代東南亞的中國形象首先出現在20世紀前葉的民族主義思潮中，中國是亞洲覺醒、民族革命、國家解放的象征。東南亞國家一度在民族主義想象的“亞洲共同性”中認同中國、美化中國，印尼獨立后曾經將中國當作國家建設的典范，蘇加諾1956年完成中國之行后說，在中國發現了“一個真正公正、繁榮的新世界”。

　　這種形象的塑造最初得力于當地華人，他們對現代化、民族解放和泛亞細亞主義的介紹，影響了東南亞的民族主義事業。最典型的是印尼，蘇加諾曾經坦言印尼民族主義運動的靈感來自亞洲其他國家，主要是中國，“自1918年，通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已深入我心。”

　　在蘇加諾看來，中國與印尼是分享著“亞洲共同性”的“東方兄弟”。他在1928年《印度尼西亞青年之聲》中表述說：“人們開始意識到印中兩國人民都是東亞人，都是受苦受難的人，都是為自由生活斗爭、掙扎的人⋯⋯因此，我們應一起建立一個亞洲社會，抵抗外國帝國主義壁壘。”

　　現代東南亞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在上世紀50年代曾發生了一次轉變，曾經作為亞洲民族主義革命兄弟的中國成為冷戰中“共產主義威脅”的代表。民族主義想象的“亞洲共同性”被冷戰意識形態拆解。不過，比如在馬來西亞，那時選擇與中國敵對是自身的政治需要。

　　東南亞的中國形象是個復雜的問題。中國可能既是一個遙遠的國家，又是身邊華人的故鄉。如何才能將中國與當地華人區分開來，這是個微妙而危險的話題。

　　對東南亞國家而言，中國和中國人的形象直接關系到其國族認同與建國理想，其中國想象一直處在某種緊張與焦慮狀態。

　　但真正的問題還不在中國與東南亞，而在中國與美國，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有可能挑戰美國在這一地區的權威，目前東南亞出現的隱約的“中國威脅論”，真正的源頭是來自美國的警惕或憂慮。

　　這里還要提及印度。它與中國領土相鄰，文明相關，歷史上已有2000多年的商貿與文化往來，但直到現代之前，印度一直沒有清晰的中國形象。

　　19世紀末20世紀初印度現代民族意識覺醒，中國同樣成為與印度分享所謂“亞洲共同性”、“東方精神”的“東方兄弟”，印度眼中美好的中國形象持續了半個多世紀，然后開始接受和復制西方冷戰思維：中國是一個“邪惡的、好戰的、暴政的國家”，是世界和平與印度安全的最大的敵人。

　　這種充滿敵意的中國形象當然顯得輕率武斷，但社會影響也微弱。意識形態化的中國和中國人形象僅流行于政治領域中，對整個印度社會的影響既不廣泛也不深入，印度社會或一般民眾的中國形象仍是模糊而冷漠的。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與中國有2000多年交往的歷史，絲綢西去，佛陀東來，但印度的中國形象，除了一些虛無縹緲的傳說之外，基本上是個空白。印度對它這個龐大的鄰國的冷漠是令人吃驚的。印度的中國形象沒有充分理性化的認知基礎，沒有是非堅定的意識形態立場，也沒有獨特有效的話語體系。

　　改善自我

　　一些人老是覺得西方人理性、正義、自由，其實這并不是西方文明的特點。其實，他們也有很多固陋，從小受到西方教育的影響，對中國有一些很奇怪的觀點和想法，不光是關于政治的，甚至在知識系統方面，都是負面的。

　　這導致了一個對中國存在惡意、并可能增長的世界。每一個中國人都代表整個中國，人類有一個習慣：可能會把個人身上的毛病放大化、類型化，成為這個國家或人群的整體形象。19世紀，整個西方對中國人的印象就是臟、懶、不誠實、不守時、情感麻木。這個潛意識的背景到今天一直在左右西方人的看法。

　　中國人自己的表現有時加強了這種看法。我們覺得很自然的事情，西方人看來就覺得不可理解。一旦有了誤解，誤解就會滋生誤解。反之，如果初始是善意的，許多細節都會被理解。

　　我們經常想拿中國的思維教化外國人，這是不太可能的。比如巴黎的孔子學院，有一年開新年晚會，請了很多法國人，結果只有很少法國人來參加了。我們的老師就去詢問原因，法國人說：你們晚會的主題成了“我愛中國”，這不是帶有強制色彩的么？

　　一些人其實是把國內的做事方法帶到國外去，結果效果相反。總之，要讓西方看到中國民間文明發展的動力，這樣會有很好的宣傳效果。

　　費孝通曾這樣說，在自己的國家，你是一個公民；在國外，你是一個國家的代表。他認為，這是一種文明使命，“一個異文化的環境中，你不是一個個體，而是一種文化的代表，要為自己的文化負責。”他提出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德國孔子學院院長胡春春：這工作要干20年

　　文：韓墨

　　4年前，身為同濟大學德語語言文學副教授的胡春春來到德國下薩克森州首府漢諾威，擔任當地孔子學院中方院長。他本來打算一年后就回國，沒想到這一待就是4年，任期前后延了3次。

　　想來想去

　　“假如一個外國人跑到中國去，非要向你介紹他的國家和文化，你會怎么想？”如同在課堂上那樣，胡春春喜歡用提問開啟一場對話。

　　“你或許會說：‘那里離我太遙遠了，和我的職業和生活也沒關系，我干嗎要聽你講？’”他說，“這也是我們的處境。對德國人而言，我就是一個陌生的外國人。在介紹中國的文化和語言之前，我就要想，人家憑什么要對我有那么大興趣？”

　　思來想去，胡春春找到了一個切入點：“我會對德國人說，我們雙方其實有很多交集，中國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樣與德國毫無聯系。”

　　于是，胡春春把自己扎實的語言學功底“搬”了出來：“你們德語中都把茶叫做tee，可大家知不知道，這個tee其實就是中國的漢語。”每次舉到這個例子，臺下的德國學員往往會立即瞪大眼睛，顯出或懷疑、或驚異的表情。

　　“公元7世紀以前，中國人把茶稱作di。福建省的閩南話至今還保留著這個讀音。后來，中國人借助‘海上絲綢之路’出口茶飲料，因此你們也跟著把茶叫做di，后來演化成tee，進入你們的語言。”胡春春娓娓道來。

　　胡春春說，他希望通過復原這類“小細節”讓德國人知道，中國和德國雖然相隔千里，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沒有過聯系或者不需要發展聯系。

　　不過胡春春坦言，在德國做中國文化交流， “不是很理想”，有時甚至“障礙重重”。

　　“德國并不像英國、法國、美國那樣是一個開放的移民國家。它位居歐洲中部，民眾長期以來趨向保守。相較海洋民族，德國人對外來文化的接受程度確實弱一些”。胡春春說。

　　例如，德國教育部門有一整套制度嚴加約束在德國中小學推廣某種外語：一所學校如要正式開設漢語課程，至少配備兩名職業漢語教師。想要成為這種教師，必須首先通過德國相應的師范類考試。

　　“現在的問題是，德國目前根本就沒有關于漢語教學資格的師范類考試，”胡春春說，好在現在已有幾所德國大學開設了漢語教學的相關專業。這意味著幾年之后第一批經認可的漢語師范畢業生將步入社會。那時，中小學就可以正式開漢語課。

　　去“博物館化”

　　今年7月至8月，漢諾威孔子學院聯合其他9所德國孔院，繼2009年之后再次組織100多名德國中學生到北京、安徽、山東等地參加夏令營活動。“臨行前，一名德國教師召集學生開會，禁止同學單獨進入中國家庭。我們問為什么。回答說，害怕。害怕什么？不知道。”胡春春回憶起這件事，臉上似乎還有些余怒未消。

　　“你會發現，有一個無法形容的、隱隱約約的負面東西壓在他們心里，”他說，“為什么害怕？因為不了解真實的中國是什么樣子，因為他們之前接觸了太多負面的描述。應當說，德國媒體在其中發揮了一個不那么積極的作用。”

　　“西方新聞觀要求報道‘人咬狗’式的新聞，這本無可厚非，可是如果你連中國基本的框架都沒有傳遞清楚，直接拿出一個‘人咬狗’大肆渲染，不少德國民眾就會覺得，莫非中國所有的人都是咬狗的？”胡春春說，“久而久之，一個固定的負面形象就在他們心里安了家。”

　　在德國中學做講座，胡春春經常會遇到十幾歲的中學生舉手提問“三峽移民問題”、“達賴問題”、“新疆民族團結”等大話題。可如果讓同學自己談談對這些問題的想法，又大多支支吾吾。

　　“他們根本不熟悉中國，卻從媒體報道中牢牢記住了這些關鍵字。”他說。

　　在胡春春看來，破除西方僵化、負面中國形象的方法不外兩種：請進來看，走出去說。

　　連續兩年的“德國中學生赴華夏令營”或許很說明問題。應國家漢辦邀請，迄今已有近300名德國中學生利用暑假來華交流，行程中既包括游覽故宮、孔府、泰山等名勝古跡，也有深入工廠、校園，和中國普通民眾面對面交流。

　　“看到中學生們回國后寫的作文，我們特別高興，”胡春春說，“很多學生寫道：去中國前，我本來以為中國到處都是問題，但后來發現，雖然中國并不完美，卻也并非我們想象的那樣糟糕。他們的熱情和好客甚至超過了德國。”

　　“就是讓這些年輕人真實地去感受一個與德國不太一樣的國家，”他說，“無需我們多說什么，他們對中國形象的定義自然會發生轉變。”

　　由此胡春春認為，塑造中國形象需要跟緊時代步伐。“我來到德國，并不是為了強調中國完全沒有問題或者只剩問題。我只想說，中國形象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歡迎大家共同參與構建的開放系統。”

　　“我們需要打破那種博物館化的、僵化的中國觀---提起中國，就是功夫、舞獅子、京劇臉譜，這些固然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但與此同時，它們也非常不完整。”胡春春說，“我們要告訴外國人，中國是一個正在構建中的民族國家：它存在不足，但也在不斷地自我更新與揚棄。中國形象無定式，也沒有固定答案，它始終處于發展變化之中。”

　　為了傳遞完整的中國形象，胡春春不斷告訴自己，必須“心態平和、目光平視”。“無論是和德國政界、商界還是普通民眾打交道，我們絕不心懷成見，不要將我們的想法強加于人。”

　　“如果你感興趣，我愿意詳談，如果你暫時不愿參與，那也沒有關系，”胡春春說，“這種做法本身或許也是一次中國形象公關。”

　　長宜放眼量

　　1998年，時年26歲的胡春春從北京大學畢業后來到德國，在柏林自由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當時，校園里還沒有多少中國面孔，媒體關于中國的信息也并不豐富。”他回憶說，“到了2003年我畢業回國前，中國留學生明顯多了起來，‘中國’更是德國各大報每天都出現的字眼。”

　　不過，報道篇幅增多并不意味著中國形象的豐滿。對德國民眾而言，中國的確成為一個更感興趣的話題，但它的形象卻一直顯得“模糊，不可捉摸，甚至可懼”。

　　今年6月，德國知名政治基金會海因里希。伯爾基金會在研究7家德國主要媒體2008年發出的8700多篇關于中國的報道后得出結論：德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總體偏向負面，部分報道使用簡單化、模式化、有偏見的言語，“貶低、歪曲中國形象”。

　　“金融危機時，有媒體報道來自中國的訂單是促使德國經濟快速復蘇的原因之一。這則消息本身無所謂正面負面。但不少德國媒體對此的解讀卻是：德國必須警惕自身對中國的依賴。對此我們只能搖頭嘆息。”胡春春說。

　　北京奧運會期間，德國電視二臺一名女主持人手機上收到一個諸如“北京歡迎你”的短信，便在鏡頭前驚呼：“中國當局是怎么知道我號碼的？難道他們對我進行了監控？”

　　“她真的不知道這只是運營商的一個群發短信？”胡春春說，“有時候德國媒體的思維方式多少讓人哭笑不得。”

　　然而，“世界輿論的話語權依然在西方媒體那里，而它們往往認為自己是在代表所謂‘文明世界’。中國還只是這個文明世界的他者，一個不確定的他者。”胡春春說，“這也反過來提醒我們，建立國家形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往往和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社會發展水平相對應。”

　　2008年10月，胡春春帶領漢諾威孔院的老師，在德國布克斯特胡德市哈勒帕根文科中學，講了為期3天的漢語體驗課。課程結束后，校長馮。麥克爾科爾找到他說：“你今天做的事，正是我20年前的翻版。當初我是一名西班牙語老師，為了讓西班牙語進入德國中小學教育，我個人奮斗了足足20年。”

　　一門同屬歐洲的語言融入德國尚且如此艱難，“難道我們要奢望在短短幾年內就讓德國人重建一個中國形象？”胡春春說。

　　中國人不是黑幫

　　文：馮俊揚、宋潔云

　　錢蘭根是一位武術家。在阿根廷華人圈中，他像在中國那樣被稱為“大俠”；在習武的洋徒弟中，他則像西方習慣那樣被稱為“大師”；在眾多患者眼中，他被稱為“大醫生”；但是性格謙和的錢蘭根更喜歡別人叫他一聲“錢師傅”或者“老錢”。

　　從上世紀80年代至今，錢蘭根已經在地球南端的阿根廷生活了25個年頭，他一直在用中國人“俠”的標準要求自己。

　　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大俠

　　這是一個周二的上午，布宜諾斯艾利斯又迎來了一個碧空如洗的好天氣。錢蘭根喝完茶就前往位于塞拉諾街的診所。診所門臉不大，院落很深。他的針灸和推拿技術在阿根廷首屈一指，等待就診的患者已經排出很長的隊伍。

　　在等候就診的患者中，有一個叫伊西德羅的街頭雜耍藝人。幾天前他在馬路上表演自行車車技時摔了下來，胳膊受傷。由于無力去昂貴的私人醫院看病，于是輾轉找到了錢蘭根的診所，希望碰一碰運氣。

　　支付掛號費的時候，伊西德羅從口袋里掏出一大把小額鈔票，還有很多1比索甚至5角錢的硬幣。他有些不好意思，用一只手吃力地整理著皺皺巴巴的紙幣。這些被正在診所幫忙的錢曉蘭看在眼里。

　　女兒錢曉蘭和兒子錢斌格都繼承了錢氏家傳的武學與醫術。錢斌格如今已經獨當一面，擔任布宜諾斯艾利斯武術聯盟主席，同時負責錢氏武館的日常運營。錢曉蘭則繼續擔任父親的幫手。

　　詢問過父親，錢曉蘭出來告訴伊西德羅：父親將為他免費治療。“那些錢都是他街頭賣藝一塊一塊掙出來的，我怎么忍心收呢，”錢蘭根一邊為他推拿療傷一邊說，“人都有潦倒的時候，能幫一定要幫一把。”

　　離開診所的時候，錢蘭根還免費送了他一瓶正骨水，并叮囑他下周再來診所療傷。這樣的例子對錢蘭根來說很平常。錢蘭根在阿根廷僑界素有俠義之名，因為他不僅武功高強，而且為人豪爽，急公好義。

　　“除了老婆和孩子不能拿走，家里的東西喜歡什么就拿走。”這是錢蘭根經常對朋友說的一句話。

　　在阿根廷“踢館”

　　61歲的錢蘭根出生于上海的一個武術世家，從小就得到父輩和諸多武術名家的指點，成為“綿全拳”傳人。

　　錢蘭根說，他和另外三名同伴曾遭到100多人的圍攻，居然打得對方不敢近身，望風而逃。“年輕的時候總是愛惹事，練了功夫就想打架，看看誰的本事大，”已過花甲之年的錢蘭根，回憶起當年四處找人切磋武功的故事，有些不好意思。

　　錢蘭根還繼承了家傳醫學。他后來在黃浦區中心醫院當上了中醫大夫。1985年，在改革開放后第一波出國大潮的帶動下，錢蘭根帶著家人來到阿根廷闖蕩。

　　在異國他鄉的闖蕩并不容易。錢蘭根在阿根廷的第一次求職很像江湖中的“踢館”。那天他獨自懷揣一把劍、一把刀和一個鐵球，來到阿根廷最大的武館，要求在武館授課。“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錢蘭根只打了一套拳，表演了一套氣功，館主沒跟他過招就請他在武館授課。

　　幾個月后，錢蘭根在徒弟的幫助下開辦了自己的武館，并且迅速發展起來。如今錢氏武館在美洲地區已有上百家分館，學生人數超過3000人。

　　1988年，錢蘭根參加了在阿根廷舉行的由中國、日本和韓國武林高手參加的武術大賽，結果擊敗眾多高手一舉奪冠。那時，阿根廷華人數量還不多，而且不受阿根廷主流社會關注。這次奪冠不僅大長了阿根廷華人的志氣，也讓許多阿根廷人認識到中國武術的魅力。

　　錢蘭根笑著說，當時中國武術的名頭很響，以至于一些阿根廷警察逮捕華人后都非常緊張，連聲詢問對方是否懂功夫。

　　據說，目前阿根廷的華人數量在8萬名至10萬名之間，其中大部分從事超市業、餐飲業和零售業。華人憑借自己的勤奮和努力，在阿根廷穩步發展壯大。

　　對于華人移民團體的迅速崛起，阿根廷主流社會多少有一種酸溜溜的味道，他們不太習慣華人移民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就積累起可觀的財富，經濟實力超出當地人的平均水平。

　　于是，阿根廷一些媒體熱衷于報道華人社團的負面新聞，時不時就找個機會來炒作一下“華人黑幫”，故意給阿根廷華人抹黑和添堵。

　　錢蘭根卻用行動展現了中國人的真正形象。確切地說，展現了一個中國俠客的形象：不僅會武術，還有真正寬闊的胸懷。

　　錢蘭根和太太都非常疼愛門下的“洋弟子”，這些阿根廷學生也沒把自己當外人，經常在吃飯的時候去師傅家蹭吃蹭喝，有時甚至把家里人也帶過去。錢蘭根總是開玩笑說，武術界的傳統是徒弟孝敬師傅，這里成了師傅孝敬徒弟了。

　　難舍中國情懷

　　雖然舉家移民阿根廷20余年，也在當地入籍，但是錢蘭根依然認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認同感，錢蘭根覺得非常自然：就像自己幾十年來都是喜歡吃水煎包和上海餛飩一樣，是一種無法改變的慣性。

　　來到阿根廷后，錢蘭根每次參加比賽或表演，隨身都要攜帶一面五星紅旗。如果在比賽中獲勝，他會在賽場上驕傲地打出五星紅旗。

　　如今，錢氏武館在許多南美國家都有分館。錢蘭根對它們提出一個要求：必須在館里懸掛一面中國國旗，否則不許掛錢氏武館的牌子。

　　年過花甲的錢蘭根現在將武館的大部分事務交給兒子錢斌格打理，自己專心經營診所。至多，就去武館坐一坐，看徒弟們練拳。

　　但他也有“出山”的時候。2008年由于法國等地發生了搶奪和破壞北京奧運火炬等事件，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火炬傳遞也因此蒙上陰影。

　　作為火炬手的錢蘭根聞訊后拍案大怒：“什么人敢到阿根廷來向北京奧運叫板，給中國撒野搗亂！”他立即從門下的洋弟子中選出了200名善于擒拿和格斗的高手，參加奧運火炬的保護工作。“別人不出手，我們也不出手；別人膽敢出手，我們就讓他們無法還手。”錢蘭根當時對眾弟子的訓話擲地有聲，盡顯江湖豪氣。

　　2010年春節，旅阿華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貝爾格拉諾區標志性的中國城牌樓下舉行隆重的慶祝活動。錢蘭根帶著眾弟子舞龍舞獅，進行精彩的武術表演。

　　但是，由于有人對于巨大牌樓上的“中國”兩字心存芥蒂，故意找借口拆除了牌樓下的表演舞臺。“沒有舞臺，我們就在街頭表演，”錢蘭根說，“反正練武的人不怕街頭賣藝。”直到活動結束，錢蘭根和眾弟子都沒有離開牌樓半步。

　　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也會賺錢

　　文：李靜

　　1962年出生的陳宏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幸運兒。

　　他的歷程曾被日本NHK電視臺拍成專題紀錄片，名字就叫《CHINA POWER》，講述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成長的故事，代表中國走向世界。

　　老實的中國留學生

　　1983年，教育部選拔青年教師出國深造，在西安交通大學任教的陳宏竭力爭取到這個機會。兩年后，懷揣80美元，他來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開始夢想中的“海外深造”。

　　入學不久，美國的老師和同學就給陳宏貼上了“刻苦、勤奮”的標簽。在陳宏印象中，這個標簽幾乎是當時每個中國留學生共有的。

　　于是，在外國同學眼中，中國留學生總是一副如饑似渴、鉆研讀書的樣子。不僅如此，還常常給人以“默默無語”的印象。

　　“改革開放初期，國家也窮，剛剛踏出國門，大家有潛在的自卑感，而且又經過文化大革命，都不敢亂講話，這種個性在我們中間也就比較多，美國一些教授甚至覺得中國留學生過于老實了。”陳宏解釋道。

　　謹慎而保守的心理狀態，對于曾希望融入美國社會生活的中國留學生來說，是極大的障礙。“我們出去郊游、運動，組織晚會都是通過中國留學生聯誼會組織，只帶自己人出去玩，和外國的圈子沒有任何交集。”陳宏說。

　　陳宏最早的外國朋友是學校里的舍友---一個比他年長十幾歲的日本留學生Kimura。兩人相處得很好，但這位舍友始終覺得“日本絕對比中國發達多了”。

　　陳宏覺得這是歧視，KEMO則給出了自己的一番解釋：“他說，五六十年代日本人看到美國人就像神一樣，70年代隨著日本經濟越來越強大，他的幾個朋友甚至開始管理美國人。那種敬畏感、神秘感就沒了。他的畢業論文叫《傲慢與偏見》，結論就是，真正要讓世界產生尊敬，就是這個國家的經濟體做到強大。”陳宏說，20年后他對這個說法有了尤為深刻的體會。

　　在美國最初的歲月里，外國同學確實普遍瞧不起中國。“比如美國人對你態度很好。但你可以感覺到他不會把你當做和他一個同等級別的人交往。他覺得就是送你一些東西，照顧你一下。”陳宏說。

　　后來陳宏住進一個有5名白人學生的宿舍，“有一個舍友，一個英國人，上來就問我，中國通電嗎、有電視機嗎等離奇的問題，好像我們是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共產主義也能賺錢

　　1991年，博士畢業的陳宏來到硅谷。那時互聯網世界已開始風起云涌，納斯達克不斷上演財富神話。但這些高科技神話似乎與中國人沒有什么關系。

　　在美國投資界的印象中，那時的中國留學生始終以循規蹈矩的“工程師”或者“助理教授”的面貌出現，根本沒有創業成功的例子。

　　陳宏在1993年向親戚朋友東挪西借籌集50萬美元創立了Aimnet公司。但他在融資路上遭遇身份難題。

　　他原本準備經歷艱難的談判過程，結果投資公司都表示“對不起，我們沒興趣”，根本不與他對話。

　　有人提點他：這些美國“風投”寧肯投印度人也不會投中國人。在他們的心中，中國還是一個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

　　所幸，陳宏還是找到了一位來自新加坡的投資者，將Aimnet 打造成為美國加州最大的網絡服務商之一。此時，和陳宏一樣開始在硅谷創業的中國人，還喊出了一個口號：讓西方人明白共產主義國家的人也知道怎樣賺錢。

　　不過，這時美國主流IT圈對于他和中國人還不在乎。有一次在會議上，陳宏主動上前和康柏公司CEO打招呼。對方握手后，說聲“nice talking to you”就不再理會。

　　1999年12月15日是一個轉折：陳宏一手創立的GRIC 公司在納斯達克成功上市，這是大陸留學生作為CEO和創始人在納斯達克上市最早的公司之一。

　　2000年開始，越來越多的美國投資者開始掏錢給中國留學生的公司，有些留學生常常憑借一紙商業策劃書就可以拿到投資。

　　一定要參加的年會

　　GRIC上市后，一些大公司的CEO開始與陳宏往來。曾經對他“閉門謝客”的美國投資界人士也開始尋找與陳宏交流的機會。“從2000開始，這種平等的感覺越來越強烈。我也意識到，這不僅是個人實力增強的結果。世界的眼光開始更多聚焦在中國人身上。”陳宏說。

　　而這種“聚焦”效應，頗為明顯地體現在華人協會的影響力上。

　　1991年，陳宏等在硅谷創辦北加州華人專業人士協會。它本想成為中美溝通的橋梁， “科技部副部級的領導，想接觸一些美國大型公司的負責人。協會安排后，這些大型公司派來的竟然是剛從學校畢業兩年的低層管理人員。”陳宏說。

　　8年后，陳宏與WebEx公司創始人朱敏、新浪的茅道臨等第一批留學生創業者聯手創立華源科技協會，“剛創立的第一年99%都是中國人在參與。現在參加華源年會的一半以上是外國人，美國的副總統戈爾會來，思科的CEO、微軟的CEO全都來了。”陳宏說。

　　“四月青年”的新任務

　　文：邱丹、戴聞名

　　吳睿，1974年生，2003年去法國，先在馬賽第三大學攻讀歐盟商法法律碩士，隨后在巴黎一大學習旅游法碩士，現在法國從事旅游業工作。

　　他是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巴黎風波之后“4.19”華人巴黎集會的組織者。因為在遙遠的海外捍衛國家形象，吳睿和他的同伴們被人們親切地稱為“四月青年”。

　　那是一次中法觀念和關系的大碰撞。不過2年后，吳睿已經擔任民間組織“中法之橋協會”會長。他的任務就是推動中法之間的文化、經貿交流。

　　“嫉妒加恐慌的復雜心理”

　　吳睿在法國7年有一個很深刻的感受，就是法國民眾對中國有不少誤解。

　　“在他們的教科書上，西藏是1949年之后，中國派兵‘占領’的。”吳睿說。在2008年4月7日巴黎火炬傳遞事件現場，他的一個朋友聽見一個小女孩問：“他們在干什么？”身邊的母親回答：“中國占領了他們的領土，他們想要建立自己的國家。”

　　他覺得，除了不了解中國，法國人面對中國有“嫉妒加恐慌的復雜心理”。這些年在巴黎留學、經商、定居的中國人越來越多，他們通過競爭獲得了就業機會，再加上物美價廉的中國商品逐步進入法國市場，讓當地人心里很不舒服。顯然，他們還沒有適應中國日益強大這個事實。

　　更深層的原因則在于，中國的海外發展、尤其是在非洲的發展，讓法國人難以接受：“法國歷來把大部分說法語的非洲國家當成是他們的‘后花園’。中國的工程隊、經貿團在非洲的每一次競標成功，就意味著法國在非洲利益的每一次退守。我想這是中法關系不斷起伏的一個根源。”

　　在2008年3月14日奧運火炬傳遞那天，一些法國人舉著五個手銬的旗子抵制北京奧運，還有中國留學生在大街上被法國老太太圍起來吐唾沫，說“中國侵占別人領地”。

　　吳睿和其他一些留學生覺得，這是對中國的嚴重曲解和侮辱，而此時法國媒體卻還在鋪天蓋地宣傳藏獨分子的言論，“我們覺得必須站出來說點什么，才可能在法國繼續求學、生存”。他們迅速組成了一個“組委會”，決定組織一次游行，抗議媒體的不公正報道，用實際行動支持北京奧運。

　　“支持北京奧運，反對媒體不公”被確定為集會的主題，他們制作了一系列的標語： “中法友誼萬歲”、“停止媒體暴力”、“歡迎去北京感受真實中國”等等。在集會前召開記者會，他們還按照西方人的方式介紹了集會內容，并邀請法國主流媒體報道集會。

　　他們向巴黎警局申請了4月19日舉行游行，申報人數5000。警局的人一開始很不屑，說“你們這個活動能來1000人就不錯了”。申請遞交后，警局先將線路砍掉了一大半。后來又電話通知游行改成了集會。

　　溫州商人不摳門

　　這些年輕人當時印了6000件T恤，很快就分發光了。“如果按人次計算，那應該超過一萬了。”全法國、甚至周邊鄰國的留學生都自發組織、長途跋涉前來聲援。

　　6000件T恤衫都是由華僑捐贈的，“別看那些溫州商人平時很摳門，在集會當天，也是靠這些溫州老板的慷慨相助，才解決了1500個外地參與者的午餐和住宿。”吳睿回憶說。

　　這是一次和平的抗議，“集會散去之后巴黎共和國廣場上一片紙都沒有留下，這讓經常參加集會游行的法國人很是震驚”。

　　吳睿覺得，要徹底改變中國在西方世界的形象真的很困難，只能一點點做，“成立于2008年8月的中法之橋協會，就是希望能通過文化、經貿的交流，增進雙方的相互了解，化解一些誤會和偏見”。

　　他認為，更重要的是應該用法國人習慣的方式回擊法國人，并且讓更多的法國人自己來中國親眼看看，“這樣才是最有力的回擊”。

　　吳睿說，2008年這個“多事之秋”也激發了法國華人的愛國熱情。“5.12”地震之后，他和他的同伴又去巴黎警局申請了“5.18”鐵塔千人燭光祈福會，為地震中的死難者祈福，并募集了2萬多歐元，匯回國內支援地震災區。

　　中國人也在用外國人的方式改善自己的形象。

　　書寫移民和他們的歷史

　　文：劉芳

　　曾曉文屬于“海外傷痕文學”這個圈子。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國的海外華人都曾經歷類似的苦處：文化休克、語言障礙、學業挑戰、感情失意、生意失敗、居無定所⋯⋯所以，海外華人圈里但凡動了創作念頭的，往往都從自身坎坷的經歷寫起，以至于這一代海外華語作品，被籠統冠之以“海外傷痕文學”。

　　在曾曉文2006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處女作《夢斷德克薩斯》中，女主人公與戀人在美國艱苦打拼，他們作為股東的飯店剛剛隆重開業，意想不到的牢獄之災就降臨，漂亮能干的女孩因為簽證過期和非法雇用無身份的華工被囚禁了98天，男友則被拘禁半年⋯⋯

　　這些，都是曾曉文的親身經歷。

　　三只旅行箱、兩行淚和一頁簡歷

　　曾曉文出身書香世家，爺爺寫得一手絕妙的毛筆字，父親則是教語文的特級教師。她自小對文字便有濃厚興趣，高考時語文成績名列黑龍江全省第一名，本科和碩士專業也都選擇了文學。

　　1994年，曾曉文的丈夫到美國攻讀博士，她便以陪讀身份來到底特律。由于在國內學的是俄語，她一句英文也不會，便進入一所黑人區的免費英文學校，從26個字母學起。

　　到美國第一年，她精神處于最低谷。但日常零星寫下的一部短篇小說《網人》得了臺灣的一個文學獎，給了她極大的鼓勵。“在孤獨、痛苦、失望的時候，文學總是我爬出精神低谷攀援的青藤。”

　　為了生存，她去攻讀與自己原來的專業毫無關聯的電信與網絡管理，并如小說里描寫的一樣：“為存錢交學費，她開始到中餐館打工，沒料到老板娘只肯讓她做學徒。她辛苦勞動了兩個星期，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卻沒有賺到一分錢。后來她終于得到正式做工的機會，靠自己的體力生存⋯⋯”

　　到美國的第四年，曾曉文終于拿到碩士學位和工作簽證，并走出日漸淡薄的婚姻，與在美國結識的愛人走到一起，并從中餐館的打工者打拼成了中餐館的老板之一。隨后，一場突如其來的牢獄之災改變了她的生活。

　　不過這次經歷沒有讓她灰心喪氣，反而帶來平和、豁達的生活態度。2003年，她移民加拿大，9年的美國生活濃縮成“三只旅行箱、兩行淚和一頁簡歷”，也成就了她的小說。

　　海外傷痕文學“血淚斑斑”的雷同內容，已逐漸難以引發國內讀者的興趣，身無分文在異國打拼的題材也越來越少會吸引出版社。曾曉文感慨，“我們這一代還挺特別。很多理工科出身的人，沒有過專業訓練，人到中年，突然想傾訴，然后動筆寫，其實挺辛苦的。我常被他們的精神感動。”

　　面對最近評論界談及海外文學的譏諷，曾曉文認為這是因為人們的視野在改變，精神需求也在改變。“忘記傷痕，走向新生活，是人類本能。誰能阻擋本能呢？但我們能忽視知青傷痕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嗎？與此類似，我們能忽視海外傷痕文學這一篇章嗎？它見證的不僅是移民個人成長的歷史，更是一代人求索的愛與憂傷。”

　　曾曉文白天在西人公司做IT高管，從事信息和網絡系統管理工作，崇尚科學與邏輯。晚上則抽空就寫作小說、散文，陶醉于虛構和情緒。這樣的生活看似分裂，但她卻從中得到了“精神的平衡”。

　　“在國外寫作的，幾乎99% 的人都是業余作者。”曾曉文說，因為人民幣與加元的匯率關系，給國內寫稿在多倫多難以生存。她常常用稿費來買鞋子，早晨穿鞋的時候聯想到自己筆下的某個人物，從中有種隱秘的樂趣。

　　同時，他們又很難用外文寫作，獲得當地市場的認可。

　　國內的文學評論界也往往忽視這個群體的作品，他們由于不了解國外生活的狀況，難以恰當給予評價，對于創作現狀也不甚了解。曾曉文打趣道：“國內一講就是聶華苓、於梨華⋯⋯都是‘祖母級’的。”

　　他們還渾然不知

　　“等我們這一代人不在人世了，移民文學現象就會不同。原因有兩種：一是新一代的小留學生：他們雖可以寫，但他們沒有經濟壓力和生存掙扎，一出國就買寶馬了，沒有餐館打工這些七七八八的經歷；二是我們的下一代人，他們不太會寫中文，也許用英文寫作。”曾曉文說。

　　曾曉文的同事和鄰居對她的創作幾乎一無所知，因為他們只說英語，不可能讀她的中文作品。另外，她也喜歡以一個普通人而不是寫作者身份與他們交往，以便觀察生活，探討人性本質。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我以為在海外寫作的優勢是異域題材，但最近我領悟到其實我的優勢在于客觀視角、人文精神和平淡之心。”

　　在她的觀察里，過去十幾年海外華人在北美的形象逐漸完成了由負面到正面，由孱弱到健康的轉變。這其中有整體原因，也有個體原因。

　　“洋人對中國人的好奇與興趣日漸濃厚。”曾曉文舉例說，近幾年在加拿大，關于中國的消息經常上報紙頭版，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總能引起關注。學中文的人越來越多，有些人開始了解中國習俗，對屬相、風水等甚至懂得比中國人還多。“談論中國，已不僅是士嘉堡華人小區的興趣，而是多倫多雞尾酒會中的時尚。”

　　曾曉文留意著這些變化，并打算以中加交流為題材創作一篇新小說，從一個加拿大家庭和一個中國家庭長達百年的友誼寫起。“以往的移民文學作品一直在強調中西文化的沖突，移民往往是處于弱勢的。其實，很多移民在當地也受到了許多人的關注和幫助。”她滿懷信心地計劃著新的作品，希望把“這個大愛的主題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