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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彭鋼

　　我的父親彭榮華是伯伯彭德懷的小弟弟，他和二伯彭金華入黨后做地下工作，1940年9月先后犧牲。靠地下黨的接濟，靠兩位母親咬緊牙關(guān)在苦日子里煎熬，我們?nèi)�家人頑強地活了下來，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兄妹5人被送到北京上學(xué)。

　　那是1950年的春天，伯伯彭德懷到北京開會，我第一次見到了他。我是彭家孩子中最小的一個，那年11歲，伯伯見面就叫著我的小名說：“你就是玉妹子呀。”

　　1953年，伯伯從朝鮮作戰(zhàn)回來，我的母親從湖南老家來看他，向他敘述了我父親和二伯父犧牲的情況。母親再也抑制不住自己，失聲痛哭，我們這些孩子也哭了。這時，眼淚從伯伯眼角大滴大滴滾落下來，他嗓音沙啞地說：“孩子們，不要哭，你們應(yīng)該為有這樣的好爸爸而自豪，我為有這樣的好兄弟而驕傲。”從那時起，我和他住在一起。

　　1953年，伯伯從朝鮮回來，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戰(zhàn)爭結(jié)束了，經(jīng)濟建設(shè)迅速發(fā)展，國內(nèi)呈現(xiàn)出欣欣向榮的氣象。

　　永福堂里還有兩棵海棠樹、兩棵杏樹。那時我很淘氣，有一次看到海棠熟了，就爬上去摘果子。警衛(wèi)員發(fā)現(xiàn)了，大聲喊：“快下來。”結(jié)果驚動了伯伯，他也跑出來了，沖著警衛(wèi)員擺擺手，示意不要再喊。原來他是怕我害怕摔下來。等我下了樹，他狠狠地責備我：“風吹樹擺你也擺，嚇不嚇死人呀？就這么棵小樹，還爬到樹尖子上摘海棠，摘那么多海棠做什么呀？”我說：“給同學(xué)吃。”一句話就使他轉(zhuǎn)怒為喜，笑著說：“個人吃了爛牙腔，大家吃了噴噴香。”伯伯知道我不是為自己就不再說什么了。

　　我上學(xué)后一直享受供給制待遇，1954年，國家和軍隊干部實行薪金制，干部子女上學(xué)改由家庭負擔。因為我是烈士的女兒，學(xué)校按規(guī)定繼續(xù)供給，并為此寫了信讓我?guī)Щ丶摇Ｎ液芨吲d，一回家就把信交給伯伯說：“今后還是國家供我上學(xué)。”誰知伯伯一聽就說：“不，你上學(xué)我應(yīng)該管。”說著拿起鉛筆就在信頭寫道：“不要國家供給，由我負擔。”叫我把信交給學(xué)校。從此，他用自己的薪金供我上學(xué)，一直到我上大學(xué)。

　　1959年8月19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下午，司機老趙興沖沖地告訴我，到南苑機場接伯伯，他從廬山回來了。

　　那天天氣晴朗，從廬山來的飛機很快就在我們面前徐徐降落。人們一個一個地從機艙里走出來，使我感到奇怪的是，大家不像往常那樣互相打招呼，全都默不作聲。我看見伯伯了，他穿一身褪色的舊軍衣，手里提著一個黑色的皮包緩緩走著。我趕緊招呼著跑去，伯伯沒有作聲，拉住我徑直走向汽車。

　　坐在車里伯伯緊緊握著我的手，一言不發(fā)。空氣仿佛在車中凍結(jié)了，我看看伯伯又看看伯母，不知怎么才好。半天，還是伯伯先開口了：“小兔(這是我的小名)你考上大學(xué)了嗎？”“考上第一志愿，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xué)院。”我高興地告訴他。

　　一到家，伯母把我叫到一邊，哭著說：“你伯伯在廬山犯錯誤了，說他反黨……”就從那天起，一種沉重、壓抑的氣氛突然籠罩了我們的小院。沒什么人到家里來了，連我這個一向開朗、愛說愛笑的人，走起路來也小心翼翼。伯伯整天趴在桌上寫呀寫呀，有時寫完又把紙撕了，背對門一動不動地坐著。在這段時間里，我只記得陳毅伯伯來看過他。那一次，我正想到伯伯的辦公室里去，一到門口就瞧見陳毅伯伯正和伯伯交談，伯伯說：“今后怎么辦？自食其力嘛……”我趕緊退了出來。

　　伯伯有時也出去開會。有一回他震怒了，吼了起來：“開除我的黨籍，拿我去槍斃了吧！誰是‘軍事俱樂部’成員自己來報名。”幾年以后他對我說過多次：“這種莫須有的罪名可不能承認，如果承認，那么你的成員是誰呀！多少同志將蒙受不白之冤，黨會受到多大的損害。在這種情況下，我只能毀滅自己。”

　　我來到大家之后，“反右傾運動”也在全國范圍內(nèi)搞起來了。我陷入極度的矛盾和痛苦之中。和伯伯一起度過的歲月使我疑惑，伯伯怎么會反黨呢！第二年暑假一到，我急忙趕回北京。

　　這時伯伯已移居吳家花園了，就在吳家花園里開荒種地，竭力勞動，他真誠地希望，通過勞動一來了解農(nóng)業(yè)情況，二來減輕國家的負擔。特供豬肉他買得很少，供應(yīng)的好大米、面粉經(jīng)常給別人吃。

　　伯伯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沒有被禁錮。他逐漸深入考慮了國家的法制和民主建設(shè)問題，這是他在廬山上沒有更多思考的。他嚴肅地對我說，廬山開了一個很不好的頭，以后誰敢講真話？黨風、民主作風怎么辦？說“里通外國”，不調(diào)查不取證，一句話就定罪了，黨章還要不要？憲法還要不要？“八萬言書”就是伯伯帶著要講真話的念頭寫下的。

　　1965年11月，伯伯被派到四川的“大三線”擔任副總指揮。伯伯的復(fù)出帶來的喜悅沒有持續(xù)多久，1966年12月27日，就被人從“大三線”押回了北京。1967年夏天，他被“紅衛(wèi)兵”揪斗打斷肋骨，接著被“專案”監(jiān)禁。直到1973年發(fā)現(xiàn)癌癥進入醫(yī)院，我才被允許到三〇一醫(yī)院看望。此時的伯伯再也沒有那硬朗的身板，整個人已經(jīng)骨瘦如柴。他在病重期間，對醫(yī)務(wù)人員和我說過多次：“我沒有什么可以給黨和人民了，把我的身體解剖了給人類作最后一點貢獻吧。”

　　(摘自《我的父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