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洪鵠

　　從“魔巖三杰”到“睡在我上鋪的兄弟”，中國當代流行音樂曾經有過憤怒控訴現實的激烈搖滾，隨后是清澈憂傷的校園民謠，現在，新一代民謠歌手和曲風已然成熟起來。新民謠的旋律依然溫柔，但歌詞卻直擊社會矛盾，繼承了上世紀80年代搖滾的精神氣質。

　　親愛的老師校長，我來上學啦。

　　您不能讓壞人碰我，我要活著回家。

　　親愛的叔叔阿姨，我在上學啊。

　　您有不滿去上訪，我要活著回家。

　　42歲的川子抱著吉他一字一句地唱了起來，這是他第二次唱這首歌。第一次是在迷笛音樂節。那是戶外，遠處的舞臺上搖滾、朋克輪番上演，異常嘈雜。人們很快就安靜成了一片。一曲唱完，臺下一片沉默。很久之后才有人用力地鼓起掌來。還有一些人哭了。

　　在中國，當人們發現當年最具批判性的搖滾日漸式微時，民謠卻前所未有地充滿了力度。這種“意外”本身其實也并不驚人，冷峻的社會現實和相對緩和的表達方式，這種反差本身構成了很強的藝術張力。

　　《我要回家》歌詞最早是鄭淵潔寫在微博上的，他邀請網友譜曲，悼念江蘇泰興幼兒園慘案里死去的無辜孩子。川子有一個6歲的女兒叫牧言，平時和爺爺奶奶住。他跟父母說，看好牧言，一定要把她送到幼兒園里頭才能走。“可是這又有什么用呢？泰興的那些孩子，躲在教室里也沒能躲得過去啊！”川子想到讓自己崩潰：“我差點想讓孩子別上學了。”這樣的歌曲并不需要復雜的旋律，川子覺得，這首歌最重要的就是要凸顯歌詞，“只要讓人能聽清每一個字”。十三月唱片的老板盧中強把新民謠這種“溫和”的批判力表述為：“只描述不批斗，戲謔甚至嘲弄，疼痛但不絕望。”

　　檢索中國最近三年民謠作品，關鍵詞無一不指向社會現實。比如邵小毛的那首《哀悼日》里，詞作者沈顥所哀悼的正是地震中死去的孩子們；在張佺的《早知道》里，他討論的是西南大旱；在周云蓬的《中國孩子》里收錄了《買房子》，他唱“買了一套房子，花了三十多萬，買房子的錢，全靠銀行貸款，從今天以后，不能隨便請吃飯了，不能多喝酒，不能去旅游”。當然，三十萬說的是2007年的價錢。

　　作為一個北京“爺們兒”，5月22日這一天，川子當然不會放過這樣的一個公開“表達意見”的機會。換了一個調兒，他使勁地撥著琴弦開始唱《幸福里》。這首歌是他2008年在深圳時寫的。他住在一個叫木棉花的賓館里，旁邊一個樓盤叫幸福里，“喲呵，4萬塊錢一平米！”按照川子當時唱酒吧一晚上幾百塊錢的出場費，他算了一下，要在幸福里買棟房，他得唱三個世紀。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這幸福里

　　四萬多一平米，跟我沒關系

　　幸福他在哪里，就在這幸福里

　　哎呀房子太貴啦，我們買不起啊

　　人們跟著節奏拍手，跺腳，高聲尖叫，歡呼聲幾乎掀翻了屋頂。這是川子的保留曲目，走到祖國大江南北，只要一唱這首歌，唱出這段房價壓迫下的草民心聲，共鳴立刻會像潮水般涌來。

　　搖滾先鋒

　　而在二十多年前，這樣唱的，不是民謠，而是搖滾。

　　1986年的5月，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臺上唱響了《一無所有》，發出了中國搖滾樂的第一聲。3年后，崔健發表他的第一張專輯《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其對歷史的反思和批判，將“地火”燒到了地面。

　　1994年春天，竇唯、何勇、張楚以集體姿態亮相，《黑夢》、《垃圾場》、《孤獨人的是可恥的》三張專輯同時推出，被稱為“魔巖三杰”。相對于崔健拷問政治的執著，魔巖三杰更多的表現出自我能量、個體意識的釋放。張楚唱，“上蒼保佑吃飽了飯的人民，上蒼保佑有了精力的人民”。何勇則喊，“我們生活在一個垃圾場，人們像蟲子一樣在里面你爭我搶，吃的都是良心，拉的都是思想，有人減肥，有人餓死沒糧，有沒有希望，有沒有希望……”

　　這是中國搖滾樂的高潮，但也是一現的曇花。就在這一年之后，中國搖滾就進入了漫長的失語期。“隨著市場經濟持續蓬勃所造就的富裕氣息的彌漫，深刻的苦悶感消失了，反抗的驕傲不再。海市蜃樓般的烏托邦暗淡下去，人們不再對搖滾樂寄予不切實際的敬意。”樂評人李皖說。

　　何勇很快出現精神不穩定的狀況，竇唯逐漸遁入禪境。張楚在《孤獨的人是可恥的》之后還出過一張專輯，之后就是長達8年的自閉。

　　“浪漫懷舊的情緒比批判現實的精神更合乎時代的胃口。”樂評人金兆鈞說。中國人剛剛開始掙錢，如果不出意外的話——在很長一個時期里這都將是人民的最大追求。而與之相對應的，是校園民謠的勃興。

　　1989年，19歲的沈慶寫下：“青春的花開花謝讓我疲憊卻從不后悔，四季的雨飛雪飛讓我心醉卻不堪憔悴。”1992年，大學畢業的沈慶進錄音棚錄了這首歌。兩年之后，這首歌被收入了《校園民謠1》專輯，這張專輯還包括了老狼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鋪的兄弟》。

　　沈慶的青蔥歲月，正是從90年代開始。1993年，曾經是80年代著名填詞人的黃小茂，剛剛滿30歲。他擔任大地唱片公司企劃部主任。大地是內地第一家正式的唱片公司，它的出現改變了內地之前以音像出版社為單位的操作模式。30歲的黃小茂想做點東西紀念青春，他向大學校園里的年輕人征歌，在一堆粗制濫造的小樣里聽到了《青春》。

　　黃小茂找到了沈慶，繼而認識了高曉松。高曉松此時已經寫了一堆歌，包括《同桌的你》。他有一個要求，歌只能讓他的兄弟、當時在一家合資公司當機柜安裝員的老狼來唱。1994年，錄制好的10首歌被大地唱片制作成了專輯《校園民謠1》。黃小茂知道，這樣的歌唱不完，一定還會有2，有3。果然，唱片上市后便開始熱賣。內地音樂在此之前從來沒有過這樣溫情的歌曲，所以很快便打動了正在經歷青春乃至青春不再的人們。那個遙遠的1994年，是中國流行音樂史上著名的民謠年。1995年，老狼攜《同桌的你》登上春晚。緊接著是《校園民謠2》、《戀戀風塵》的推出。校園民謠迎來了它的全盛時代。

　　1994年，國家正經歷著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高曉松已經開上了皇冠轎車，裝機柜的老狼曾一度失業。但是各種各樣的人似乎都可以從這些風輕云淡的校園民謠里找到安慰，想起初戀的愛人，懷念睡在上鋪的兄弟。

　　川子聽沈慶的《青春》，覺得“挺好的”。但是，經歷決定了他不可能有深刻的共鳴。“這些一路上的風花雪月，說實話咱也看過，但生活不還是這么操蛋么？”無論是搖滾的憤怒激情，還是民謠的風花雪月，對川子來說，他一律“斷檔了”。北京南城土著姜亞川，少年桀驁好斗，打架失手進了監獄，一蹲8年。

　　1994年，盲人周云蓬從長春大學中文系畢業后開始了他一個人的漂泊。住在圓明園畫家村，每天背一把琴、一個音箱，還有一個油餅到海淀圖書城門口賣唱，唱老狼，也唱羅大佑。23歲的萬曉利剛剛從邯鄲磁縣酒精廠辭職，女兒已3歲，還沒有開始北漂。川子則步出了他8年不曾步出的高墻。作為監獄文藝隊的骨干分子，8年里他每一天都在練琴，練出了一手好吉他。川子回到南城，盤了座酒吧當起了老板。每晚親自上臺演奏，并開始自己寫一些曲，關于多年的兄弟，關于他最親愛的老狗。

　　他們各自有各自的生活，他們不僅不約而同地選擇了音樂，也選擇了有別于“睡在我上鋪的兄弟”那樣的校園情懷。他們有夢想，可是他們的夢想沒有睡在青蔥校園的溫床里。從一開始，他們就要努力與每天都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社會，爭奪和守護自己的夢想。這注定了十年后，當周云蓬、萬曉利、川子成為“新民謠”的領軍者時，民謠確實是另一副樣子。

　　新民謠時代

　　2008年，川子去一個唱劉文正老歌的活動玩，唱了首《下雨了》。盧中強坐在臺下聽，當場就想簽下他。

　　“十三月”是一個獨立廠牌，當時旗下有蘇陽、萬曉利、謝天笑等歌手，除了謝天笑唱搖滾，其他都是唱民謠的。萬曉利則已北漂10年，在酒吧里他最初也唱老狼，慢慢就有了自己的歌。他唱《流氓》，唱《狐貍》，唱《下崗了》，唱迷茫的見義勇為青年，渴望愛情的小人物，苦悶的下崗工人。這些歌，戲謔而動人，苦澀但并不憤怒，由于本身就來自底層，萬曉利們輕而易舉地便觸到了生活的痛處。逐漸地，以河、無名高地為代表的民謠酒吧取代了搖滾酒吧，成為京城最重要的音樂平臺，火爆程度一時無兩。

　　盧中強由衷地覺得，這些人太棒了。他希望能簽下他們，并把他們從黑暗的地下酒吧推向市場。盧中強本人早年南京藝術學院大提琴專業畢業，貝斯彈得了得，加入過華納唱片，也作過很多曲，包括老狼的《關于現在關于未來》。但他知道，萬曉利那些歌他寫不出來。

　　2007年，十三月唱片在北京地鐵1號線給萬曉利投放了一路的沿線廣告，“我認識萬曉利”，從復興門到大望路，這個曾只在夜晚的酒吧里出現的名字像偶像歌手一樣鋪滿了地鐵。這讓萬曉利覺得“特別難為情”。但盧中強覺得，無論在文化還是商業層面，這都是一項創舉。“此前中國獨立音樂領域普遍缺乏這種商業投入。”十三月給歌手提供最好的錄音室，請最好的制作人來做flash。

　　但唱片賣得依然艱難。萬曉利的《這一切沒有想象得那么糟》2007年出版，迄今為止賣了4000多張。由于沒有發行的渠道——獨立廠牌無法像大唱片公司一樣在連鎖書店、音像店鋪貨，唱片主要靠一家淘寶網店、幾個私營書店和每場酒吧演出來銷售。一般大小的酒吧也就能容納百來人，演出后一般能賣五六十張唱片，這樣一年巡演十個城市，也就是五六百張，和大唱片公司里的簽約歌手無法相比。

　　“最大的問題就是怎么讓更多的人認識他們。”盧中強說。年底他帶川子去徐州玩，一個朋友正好有酒吧，就說川子不如晚上在這兒唱一場吧。酒吧老板遂貼了個廣告，當晚居然來了800多人，人一直站到了馬路上。川子在臺上唱歌，唱這些孩子、老狗、兄弟，唱汶川地震、房價，這一切悲欣交集的生活。他聽到了冬夜從寒冷的馬路上傳來的掌聲。

　　在樂評人李皖看來，以周云蓬、萬曉利、川子等人為代表的新民謠是這個時代最好的歌唱。民謠是流行音樂的起源，保留著強烈的人文精神，是對真切現實有回應有吶喊的音樂。“盡管大多來自底層，他們身上幾乎都有著一定的知識分子傾向。”李皖說，“民謠歌手一般意義上是人格健全的民歌歌手。”盧中強把民謠的崛起歸結為“社會從突變回到了漸變”， “在突變的社會里，人人都不安靜，沒有思考，只想破壞和宣泄。那時候搖滾是這種突變和發泄的產物。”“批判社會現實早年屬于搖滾的責任，現在被這一批民謠人很好地繼承下來了。”榕樹下總編輯王小山說。

　　盧中強希望能把新民謠從地下做到地上來。榕樹下的CEO張恩超、總編輯王小山等人，本身就是新民謠的樂迷，很快便加入到這個事中來。活動最終定名為“榕樹下•民謠在路上”，盧中強覺得，榕樹下三個字有和民謠天然契合的氣質。

　　首輪出征10個城市，從北京出發一路向南，抵達廣州深圳。民謠的演出之前大多在酒吧、地下，環境嘈雜音響低劣。盧中強和張恩超的最初想法，是讓民謠真的“走到路上去”。“上海有一輛大演出車，像大篷車一樣，上面有一套一流音響，那是真正開到哪兒就能把舞臺搭到哪兒。”他們算了一下，如果要租這輛車半年，成本加起來將超過300萬，只能作罷。

　　“榕樹下•民謠在路上”最終選擇了城市的劇場和音樂廳，比起酒吧，每場的成本起碼要高出十萬。跟著上漲的是票價，尾場的深圳音樂廳，最高票價680元，是一般酒吧門票的10倍。

　　(摘自《南都周刊》）